北平和平解放的背後——傅作義的雙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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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雙重性
鄧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6）
原載《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
「內容提要」傅作義是懷抱着相當的個人意圖而加入到改朝換代的行列中，其反正過程具有強烈的雙重性。北平移交之後，傅對中共措施不滿，曾設法逃離北平，爾後在舉行綏遠起義的同時，又上書蔣介石，為蔣獻計獻策。之所以如此，他一方面認識到國民黨噎失敗，故而拒絕與國民黨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對共產黨政權能否穩固存有疑慮，故而對中共亦保持距離。傅的這種兩手準備、兩手安排，是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餘地。這是一種過渡時期所特有的現象。
「關鍵詞」傅作義/徐永昌/北平和平解放/綏遠起義
1949年初，隨着三大戰役的結束，國共在中國的政治地位開始換位。那些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貳臣」的人們，構成了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所謂特殊，指這個群體在政治與情感上，自覺或不自覺地游離於兩黨之間，對於國共兩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離。這是一種僅僅發生於過渡時期的現象。可以肯定的是，在兩個生死相搏的敵對政權之間游離，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當時還是後來，這都是一個被極力遮掩的問題。迄今，人們所看到的這個群體，大都是經過包裝之後的面貌。
在這個成因各異的群體當中，傅作義與他人相較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即其反正過程並非一步到位，而是分為北平和綏遠兩個部分，兩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義靠向了共產黨，但由於綏遠尚未易幟，因此又很難說傅完全脫離了國民黨。這種橫跨兩邊、雙色參半的畸形狀態，造成傅作義在一段時間內其最終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現象上並未完全明確，而是具有一種事實上的雙重身份。傅作義的這種雙重身份為其雙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夠的條件。這樣，在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當中，傅作義具有相當的代表性。①
一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義在北平中南海宣佈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這一天也是蔣介石宣佈引退的日子。蔣在總統任上所做的最後幾項安排，除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等等之外，一項私下安排是，派遣國防部長徐永昌前往北平，對傅作義做最後的爭取。
徐永昌與傅作義早年均為閻錫山舊部，曾同為閻部「四大軍長」，②二人私誼甚深。1948年12月22日，徐出任孫科內閣國防部長。徐在軍界從來不是實力人物，為何由他出掌此職？對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林彪，認為「蔣介石以徐永昌為國防部長，鼓勵傅閻對我抵抗」。③這就是說，中共判斷蔣的着眼點是，利用徐與傅作義、閻錫山的歷史關係以便操控該兩部。總之，在那個大廈將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支撐殘局的角色。
中共上述判斷不久被證實。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記載：「早蔣先生電召，屬去平一行。」徐於午後2時40分飛抵北平東單機場，隨即至中南海居仁堂與傅作義、鄧寶珊會晤，「傳達蔣先生之意旨：（一）謀和希望與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義字宜生——引者注）南來。（三）大量運出精銳部隊。且雲如能給時間有限度運出軍隊，可和平交出北平」。蔣之意見並不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運出精銳部隊為和平移交的條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戰。
對於蔣的三點意見，傅一一作答。徐記載：「宜生對第一項原亦擬如此，但限於環境，已由寶珊等出城談判，軍隊原建制、原番（號）開出，到指定地點，其高級官長去留聽便。唯先須參加政工人員，此層為宜生所拒絕，正續商中。」從徐的記載看，傅始終未披露噎與中共簽訂協議，只是披露和談噎開始，並在和談中拒絕中共向其部隊派政工人員。④徐又記：「對第二項，宜生初意去綏，謂尚有步兵四師、騎兵三旅，仍可整頓，效力國家。」傅對綏遠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後，綏遠便是傅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計劃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記載：「經余述蔣先生之意，以南方必須有幾個忠貞負望之軍官，方可撐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總統一隨員。」顯然，這是敷衍。關於第三項「大量運出精銳部隊」，傅表示「現正擴修機場，但恐無多大效果」。就是說蔣的該項要求難以執行。
綜上所述，傅的三點答覆沒有一項是明確的、肯定的。
在會晤時，鄧寶珊說：「我們是失敗了，但是消滅**者必是另起來的人。」這是一句很不服氣的話。在徐看來最具實質意義的，是傅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因為，如果傅的20萬人繼續存在，事實上將對中共形成牽制。
徐與傅的會晤僅兩個半小時，然而在此期間蔣已引退。當徐於是晚9時20分風塵僕僕返抵南京後，「聞蔣先生已於午後四十（時）離京飛杭，惘然久之」。⑤由於蔣已出走，1月22日，徐永昌專書一函向蔣呈報傅的三點答覆，並判斷傅作義主要目的是：「在一時保留部隊愈多，拖住對方之監視部隊愈眾，其所以虛與委蛇者，亦即在此。」⑥拖住中共大批監視部隊，意即牽制中共南下，這是徐的判斷。
傅作義既已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便不可能再接受蔣的安排。問題在於：拒絕與蔣合作，並不意味着傅將無條件與中共合作。在北平移交問題上，傅有着自己的考慮。
1月22日，傅部開始撤離北平，和平協議按約生效。是日傍晚，傅通過國民黨中央社發佈文告，公佈了北平和平協議部分條款，表示和平之舉的動因在於：「為迅速縮短戰爭，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保全工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使國家元氣不再受損傷，以期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⑦和平協議正文加附件共22條，傅只公佈13條，基本限於與民眾生產、生活以及文物、外僑等有關之條文。
文告中除個別詞句的順序略有調整外，就是和平協議的原文。實際上，傅搶在中共之前，單方面有選擇地公佈協議，就是要搶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為主的輿論。傅以和平協議的原文發佈文告，其巧妙之處在於既將自己接受和平的動因，完全歸結於出自公眾利益的考慮，同時又使中共無話可說。這篇文告的意圖就是自抬身價，造成在即將與中共的合作中有資格談條件。此舉迴避了一個核心問題——戰敗。
傅作義的確與中共談起了條件。首先是軍隊改編問題。和平協議規定對傅部實行整編，然而對於整編的核心問題並未作出具體規定，即以什麼單位整編。陶鑄在作整編報告時說：「原提的方案一是：剿總取消，兵團、軍師依然存在，像曾澤生部一樣原封不動；二是打濫（亂）合編。」⑧原封不動即傅的方案，與其對徐永昌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6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軍委：「鄧寶珊試探我們對於改編的辦法。他說，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隊很好。我們則含糊答覆官兵皆應學習政治。估計今後全部問題是改編的方式問題。」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對方交底。1月27日，林、羅、聶就傅部改編問題向軍委建議：「我們須堅持軍官集中受訓，部隊分散與我合編的原則。但在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見。」「對軍官個人則專門拉攏與優待，對部隊則須堅持革命性質的改編原則……並準備屆時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決。」當日，軍委復電：「完全同意你們對待出城部隊的根本方針及在開始二十天內所採取的宣傳解釋拉攏分化等政策。」⑨所謂「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說中共最初沒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編的方針。
在傅部出城改編中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葉劍英致電平津前線總前委，報告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郭宗汾的意見，郭說：「李文原已被說通不走，後因第九十四軍出城受到諷刺，官兵憤激，他向傅作義哭訴，同石覺、鄭挺鋒等先後飛往南京。」⑩可見，改編過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難免。總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結果在很短時間內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與中共接洽和談時，所提條件之一即「參加聯合政府，軍隊歸聯合政府指揮」。（11）聯合政府本來是中共的口號，目的在於打破國民黨一黨訓政制。現在，傅接過這一口號反過來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與中共分權。
早些時候，曾有美國記者在香港就美國國務院政策放風，宣稱要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統一戰線，竭力支持聯合政府中之非共產分子。這個消息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中得逞。」（12）這就是說，還在傅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毛噎對此產生警覺了。
1949年1月13日，鄧寶珊在與林彪等人的談判中，又一次轉達了傅作義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13）最後，北平和平協議中有這樣的規定：「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並且，企業、銀行、學校等等，聽候「聯合辦事機構處理」。這些規定同樣引起毛的警覺，還在協議簽訂之前，毛於1月15日致電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權之意。」（14）
由於毛澤東反覆提示這個問題，1月29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中共代表葉劍英直截了當地對傅方代表郭宗汾說：「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為此，葉建議將該機構名稱定為「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15）加上接交二字，這就從形式上和性質上否定了任何分權的企圖。
綜上所述，傅在軍隊改編和政治機構問題上的兩點考慮，均未能如願實現。
二
傅作義既然是帶着自己的打算與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1月29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中央，認為「傅在政治上直到現在並未向我靠攏，他主觀上亦不願向我靠攏，始終站在南京立場」。（16）「南京立場」即李宗仁的與中共分治的立場。31日，林、羅、聶再電中央：「傅對南京李、白和談則甚表積極，幾次表示願作橋樑。」（17）林、羅、聶認為傅「站在南京立場」的判斷在南京得到證實。
1月24日，徐永昌記載：「接傅宜生梗電，大致通知先與中共軍協調停戰，實施和平。謂自津陷落後，北平戰局即萬分困難，士氣民心消沉浮動，迫不得已，於養日上午十時，雙（方）訂定軍隊保持原建制、原番號一個月後實行整編。在此期間成立聯合辦事機構，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實現云云。」（18）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協議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傅是通過國民黨中央社公佈協議的，南京方面本已獲悉，傅所以還要專電通知徐，並非多餘，實際上就是要保持與南京政府的關係。
1月25日，徐永昌遇孫科，孫告訴他，「昨晚電宜生，屬其洽商共方，此間擬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來，可不必先洽，免轉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談以李宗仁為主，傅深知李與孫科的隔閡，因而對孫科來電不予理睬。但孫科此舉證明，南京方面的確有人將傅視為與中共接洽的橋樑。
1月26日，李宗仁在總統府召集政務會議，商討與中共和談一事。關於南京政府代表團的人選，邵力子、張治中建議「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鄧寶珊為代表」，徐永昌反對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場不應爾，彼恐亦決不願就也。」（20）傅後來未被列入代表團，但邵、張二人的提名則表明，南京方面的確有人仍將傅視為南京政府的一員。
傅作義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場，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圖。1月31日，林、羅、聶致電中央，稱傅作義「利用報紙大宣傳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績，並譽之為萬眾生佛。總之，他極力在收買人心，製造政治資本，想在聯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腳（其親信已有此表示）」。（21）為攻破傅之意圖，中共採取了兩項措施。其一，公佈由毛澤東親筆撰寫，以林、羅名義致傅的公函，亦稱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該公函，其中提到：「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果尚欲獲得人民諒解，減輕由戰犯身份所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第二項措施是，配合該公函的發表，新華社於同日發表《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該文同樣為毛針對傅發佈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協議原文，然而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腳。針對傅所造成的主動議和的視聽錯覺，毛澤東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議和緣於「戰敗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對此，毛這樣闡述：「為什麼天津不肯這樣做呢？難道天津的『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不應當保全嗎？難道天津的『國家元氣』應當受損傷嗎？為什麼一月二十二日應當『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應當，而令天津的和平解決不能實現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天津打敗了……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最後，毛極為嚴厲而又留有餘地地寫道：「不管傅作義過去如何反動透頂，華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這件事總算是做得對的。只要他以後向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面走，願意向人民低頭……人民解放軍就有理由向人民說明，赦免他的戰犯罪。」（23）
毛對傅作義文告的嚴厲批駁，實際上就是對北平和平協議某些內容的嚴厲批駁。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場賴以存在的依據。隨着林、羅公函和新華社文章的發表，傅被置於戰犯、戰敗、以求自贖的地位，其「萬眾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羅公函的發表，引起傅作義強烈反應。2月4日，林、羅、聶致電中央，提到傅「對我方的通牒內容表示不滿，頗有氣憤之慨」。林等建議：「為了爭取便宜的合算的解決太原、綏遠及其他地區的敵人，我們意見，在過去業已很正確地而且很適時地在政治上（宣佈戰犯名單、發出通牒）軍事上（殲滅了天津、張家口、新保安等處之敵）打擊了傅作義之後，目前則應採取以拉為主，以鬥為次的方針。」林等認為：「以敵我現有之情況，我軍有絕對把握做到所向披靡、無堅不摧，憑戰爭解決問題……但如能爭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決問題，則較之使用戰爭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見與毛澤東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復電：「依整個形勢看，武漢、京、滬、長沙、南昌、杭州、福州、廣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決的可能……因此爭取傅作義站在我們方面有十分必要。」（24）這樣，在對傅「打」過之後，確立了以「拉」為主的方針。不過，至少在當時，拉傅並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記載：「楊慎五處長來，述前幾天宜生電其向外交部要一護照準備出國未果，詢中央對其是否不好。」傅作義忽於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領護照出國，正是對中共發表公函的「氣憤之慨」的反應。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對傅「無所謂好不好，先要問何以不向上級報告所以即要出國有是理否」。傅要出國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則明白了。為此，徐指示楊慎五轉告傅：「莫善於先回綏遠。」徐的這個意見看來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楊慎五見徐，「楊出宜生致彼電，要求留綏飛機勿返京，俾彼有機會離平」。（25）這就是說，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飛機，伺機逃離北平。
2月22—24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說法是，毛與傅相見愉快，前嫌盡釋。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悶，一則以外間對之多有不諒解；一則以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靜，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離平，其部屬將失去庇護。總之，傅的狀態是「甚苦悶」。
接下來不無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3月24日傅作義密電楊慎五：「楊慎五可親送徐部長。請派王蔚梧乘機無論如何於明敬日先到綏，以便研究後日如何赴綏，萬勿遲誤，並須絕對秘密。」傅將其逃離北平的時間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卻收到傅這樣一份來電：「楊慎五親轉徐部長……承派機來接，至深感佩。因毛來平，著陸場附近共軍較多，故此間機場已不能降落。以後另找好著陸場，再行請派。」（27）原來，就在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並於當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這就是說，毛的忽然到來，並恰恰選擇在機場閱兵，無意中打斷了傅的逃離計劃。
逃離行動失敗，傅作義相當敏捷地回過頭來，再一次不無戲劇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應。早在2月3日，毛致電林彪等，指出傅作義「不應當搞什麼中間路線，應和我們靠攏，不要發表不三不四的通電，應發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們方面說話的通電」。（28）毛所期待的這個通電傅遲遲未發表，甚至2月下旬與毛在西柏坡進行了那次據說是甚為愉快的會見之後仍未發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離計劃失敗後的第五天，傅向全國發表通電錶示：「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污吏保鏢」，「今後願擁護中共毛主席的領導，實行新民主主義。」（29）在毛期待近兩個月後，傅發表了這個向中共靠攏的通電。
由逃離北平到靠攏中共，數日之間傅的行為反差如此懸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記記載：「聞李德鄰私人代表黃啟漢明日返平。晚飯後詣李德鄰，請其令便人一詢前日共方宣稱之傅作義電（申述政府之不善與共之善，且悔其覺悟遲），是否究為宜生自擬。」（30）此事的查詢不見結果。不久，中共打過長江，傅與廣州政府的直接聯繫基本中斷。
三
傅作義部在北平接受改編之後，傅所轄之綏遠董其武部是否同樣採取改編方式？在這裏，中共遇到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1月23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等：「綏遠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縱不到一萬人，戰力很弱，而傅、鄧兩部則有三萬人以上。目前只好暫維現狀，談不上軍隊改編。」（31）
正當毛提出暫維現狀之際，1月25日，鄧寶珊轉告林彪等：「傅作義的意見，綏遠部隊不採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採取執行中共的政策（換旗）。」（32）不難看出，毛的暫維現狀與傅的換旗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雙方的立場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電林、羅、聶，提出：「如能用談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後套讓出（歸）綏包（頭），以利鐵路運輸則為最好……或者包頭屬彼，歸綏屬我，中間劃一界線。但如傅、鄧以部隊地盤太小給養無着為由，要求保有歸綏，我方亦可暫時讓步。」（33）
2月下旬傅、鄧前往西柏坡會見毛，中共提出：「歸綏希望他們交出。他們則希望保留歸綏。」（34）歸綏與包頭為綏遠的兩個主要城市，為此中共提出各佔一個，但後來歸、包兩市均劃入傅方。儘管如此，「綏遠方式」的核心則由此產生，此即劃界。劃界較之傅原擬的換旗更為寬鬆，旗亦不換。
3月23日，雙方成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4月1日，傅方提出《綏遠問題協議草案》，其第一條為：「綏遠問題以暫維現狀為原則……逐漸成為聯合政府組成之一部分。」（35）把綏遠問題與聯合政府聯繫起來。這個問題是怎樣商討的，迄無披露，不過雙方於6月正式簽署的協議中並無此條。這一點至少說明，綏遠問題與政治掛鈎的擬議未被中共採納。正式協議主要是有關劃界的技術性內容。
不料，綏遠的麻煩亦隨劃界而至。由於綏遠既未解放區化，又未解放軍化，中共不便提供財政支持。另一方面，儘管並未換旗，但因傅作義已通電擁護中共，綏遠的政治歸屬事實上處於兩可狀態，為此，廣州政府亦將其軍費削減。
4月23日，即中共攻佔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長何應欽在杭州召集會議，商討今後軍事方針。在談到綏遠問題時，何說：「綏遠軍隊已受**接濟，現在起即應停發其糧餉用費。」徐永昌說：「綏遠軍隊近來尚對敵作戰，今即停其糧餉，似逼其投敵。」最後，顧祝同說：「如此可照三分之一發給。」（36）後來傅作義在給薄一波的一份電報中稱：「廣州每月發給部隊薪餉副食費三十五萬銀元，主食軍糧價十三萬六千銀元。」（37）這表明，廣州政府並未放棄綏遠。
由於擔心長時間的兩可狀態導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義上書毛澤東，要求綏遠「能在最短期間徹底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在同一上書中，傅特意將其對董其武的若干指示電一併呈毛，其中有這樣一些話：「不要受反動派殘餘力量的引誘，認為反動派還有什麼希望」：「要知道反動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國主義的賣國政策」：「中國反動派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滅。」傅抨擊蔣、閻等「聽從美國帝國主義的指使，封鎖海口，濫炸人民」，表示「我半年來的親身體驗，深切感到中共各項政策的正確」。（38）傅將對董其武的這些指示呈毛，就是對毛的政治表態。7月16日毛澤東接見傅時說：「信寫得好，觀點正確。」（39）
正當傅擔心綏遠局勢失控之際，廣州政府向綏遠伸出了手。當年6月，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7月27日，行政院通過任命，董其武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40）其後，董致電廣州友人稱，與中共方面「採取政治應付之舉，其目的是根據指示，想救傅翁返綏，重作領導，以雪受騙之恥。所以政治應付是手段，不是目的」。（41）這是董就綏遠政治狀態向廣州方面所做的解釋，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時，廣州還任命孫蘭峰、劉萬春為第九兵團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團原為廖耀湘兵團番號，將這個主力兵團的番號授予孫，以示對孫的倚重。對綏遠軍政職權的調整，表明廣州對綏遠仍具一定的操縱能力。
徐永昌於5月初辭去國防部長，在閻內閣中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由於與西北將領的歷史關係，徐的主要活動是協調西北各部軍事行動。8月1日，徐永昌飛抵綏西河套地區的陝垻，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到機場迎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動董其武部西撤。徐記載：「飯後董其武來，述其不得已苦衷。蓋不稍與共商洽，共若真西來壓迫，我軍難於全師退至包西。」徐並不同董計較與中共劃界之事，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說：「第一，須將本地士兵多之部隊即先調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騎兵等暫駐，綏、包至不易維持時，即全撤臨河以西。即是駐可守、退可走。」這是關於西撤步驟的安排。關於西撤的目的，徐說：「第二，即向最不利處設想，敵先攻漢中及廣州而佔領之，並向四川壓迫，發生政治變化，此時中央在大陸據守桂、黔、滇，敵必分兵謀肅。西北到時馬鴻逵或個人出走，但馬步芳必仍拒戰到最後，綏軍盡可適時加入助馬。」
關於綏軍西撤之後的前景，徐繼而饒舌道：「第三，彼**亦人也，彼嘗詡其二萬五千里長征，吾人如亦人也，三萬里何妨。」徐甚至為董部出走描繪了一幅廣闊的路線圖，他說：「助馬不利時，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時吾將為諸君辦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後，徐鼓勵董：「吾人必能復國，且必較戴高樂之有法國勝幾倍。」交談中徐得到一條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歸來。」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綏軍的走向要由傅決定。徐當即表示：「即使宜生歸來亦必走我路線。」（43）
總之，隨着廣州政府加強利誘，綏遠政局至少在現象上複雜起來。
四
8月28日，傅作義、鄧寶珊等返回綏遠。此行的目的是，結束綏遠政治上不明朗的兩可狀態，完成易幟起義。而徐永昌則於8月22日被廣州政府任命為西北指揮所指揮，(44)以加強其協調西北各部的職能。28日徐適值寧夏視察，當即獲悉傅返綏消息，是日晚，徐「約崔亞雄來，請其明晨乘送餉飛機往綏遠晤宜生……詢其今後企圖」。(45)迅即展開對傅的摸底。
8月29日，徐與馬鴻逵研判傅作義返綏之意，馬說：「傳宜生之歸，必系受毛澤東指導，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響應之，西北大勢已去。」(46)預卜不祥。8月30日，派往綏遠的崔亞雄致電徐：「孫蘭峰、劉萬春皆言，傅宜生亟擬晤徐部長。」(47)這似乎又是一個積極的信號。31日崔亞雄返回寧夏，隨即報告徐：傅作義「對來賓表示，此來只有自我懺悔、自我檢討。詢其共方何以令其歸來等等皆不答，詢之從者亦然」。(48)是對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懺悔」、「檢討」，我們不得而知，這個滴水不漏、莫測高深的表態，等於沒有表態。崔亞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義惟一的明確表態是，向徐永昌發出了會晤邀請。傅專書一函致徐：「亞雄兄來綏，拜讀手翰，渥蒙關垂，感篆良深。弟離平後，正在自我懺悔，自我檢討，極願與兄晤談，藉傾款曲……俟弟將包頭環境佈置妥當後，再當奉邀蒞止，暢聆教益。」(49)
傅函看上去只是表達了與徐會晤的願望，其實是一個不露痕跡的兩手安排。傅所稱「佈置妥當」，實際上就是指綏遠起義，傅所以並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出時間開展動員，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壞起義。那麼，起義佈置妥當之後，為何仍然邀徐會晤？因為傅要「藉傾款曲」。這個兩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成起義不可逆轉，另一方面又留出與徐會晤的時間，從而對徐，實際上是對蔣，做一個最後的政治交待。
9月1日，徐永昌、馬鴻逵飛抵重慶見蔣。2日，蔣指示徐到廣州「將綏遠事向大家討論一下」。3日，蔣對徐說：「關於傅宜生歸綏事件，望與李、閻商定取如何態度，及是否仍照常發餉等事。」(50)此時蔣提出是否照常發餉，表明蔣對傅之歸來不甚樂觀。
9月3日徐飛抵廣州，隨即向李宗仁報告綏遠問題，李明確表示「必爭取宜生」，並說他已「徑電宜生約會」。李「徑電」傅，表明李之急切。4日白崇禧見徐，「對宜生亦同李代總統，主爭取」。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爭取傅宜生。」(51)這樣，廣州方面明確了爭取傅的主張。
9月7日，徐再飛重慶。在對傅作義的判斷上，幾位高層人士並未形成統一意見。徐記載：「蔣先生對宜生之率部歸來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閻則否。」(52)這就是說，在能否爭取傅的問題上，蔣介石、徐永昌與李宗仁、閻錫山持兩種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