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1912—1966），原名鄧子健、鄧雲特，福建福州人，官方對他的評價是當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政論家、歷史學家、詩人和雜文家。我最早知道這個人，是因為他在「文革」前曾經用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上開設燕山夜話的專欄，隨後與另外兩個學者，吳晗、廖沫沙合寫過雜文集《三家村札記》。並且我在讀大學中文系的時候讀過這本雜文集，當時感覺雖然說是雜文，也有點批判意識，但是，其實所謂的批評是十分膚淺的。不過，考慮到當時的社會主要是歌頌體的文學，有此種膚淺的批評也算是有點異樣的聲音了。
之所以把鄧拓列為歌頌死的第三位文人，是因為剛好今天看到了原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老先生紀念鄧拓的文章——《深層次探討鄧拓自殺現象——在（北京）紀念鄧拓百年誕辰一個座談會上的講話》，文章這樣評價鄧拓：「鄧拓是大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後來接受了聯共黨史，接受了毛澤東的權威，是毛澤東思想的崇拜者、實踐者。他在中國最先編輯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當然，這麼多人對毛澤東的崇拜，是很多條件造成的。」這段話又勾起了我對鄧拓作進一步探究的欲望。之前，我對鄧拓的了解僅限於他是一個黨內高級知識分子，他的簡歷在黨內知識分子中，頗為輝煌。比如，1949年秋，即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同年冬，受聘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8年，調離人民日報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思想文化戰線工作；主編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1959年，兼任國家博物館建館領導小組組長，出版《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1960年，兼任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當時地位能夠超過鄧拓的文人只有郭沫若、茅盾、黃炎培等極少數幾個而已。
而之前，鄧拓最大的功勞就是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時候，即1944年就先知先覺，主動主持編輯出版5卷本《毛澤東選集》(晉察冀版)，是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後來接手主持編輯毛選的是黨內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當時作為主編的鄧拓在毛選的前言加編輯按，這樣寫道：「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要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全黨同志必須徹底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之下。」「歷史證明毛澤東主義，就是中國的馬列主義，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導，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與此相反，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一切反革命思想與假馬克思主義，卻陷中國於嚴重危機或使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目前國民黨腐敗無能，達於極點，這就加重了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責任，因此無論黨內黨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必要。」這樣的論述比1945年召開的七大劉少奇的論述要早整整一年。鄧拓編輯的毛選，這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其後大連和渤海、東北等解放區的《毛澤東選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根據它編輯的。
為了能夠印好毛選，鄧拓親自過問。當時的印刷條件十分簡陋，日本人還佔據着廣大的華北地區，但是，這些難不倒鄧拓。簡陋的設備，印平裝本的《毛選》就夠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燙金的精裝本，那就更困難了！為了不出錯誤，保證印刷質量。排字工人儘量減少錯誤；打紙型的工人消除打紙型時粘出來的鉛字所發生的錯誤；印刷工人將鉛板墊得平整，油墨均勻；裝訂工人將書邊裁得整齊，折頁整齊，揀頁準確，裝訂嚴實。為保證不出錯誤，校對進行四校，還聘請專家校勘。
為了出精裝本，鄧拓和《晉察冀畫報》社沙飛商議，由畫報社制毛澤東像的銅版，這個問題解決了，可是燙金怎麼辦呢？小廠哪有燙金機。鄧拓叫二廠再發動群眾，想辦法。群眾發動起來，辦法終於找到了。裝訂股長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機代替燙金機，在手搬機下生木炭火，把轉盤烤熱，這樣燙出金光閃閃的《毛澤東選集》五個大字的精裝合訂本。為此，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寫信嘉獎報社印刷二廠。鄧拓在那簡陋的小山村的印刷廠里，竟然做出了奇蹟，《選集》5月開排，7月出書，9月出齊五卷，全部印刷完畢，送到讀者手中，僅用半年時間。不僅印平裝本，還印了不少精裝本。
可見，鄧拓在當時是多麼有先見之明。自然，北平和平解放後，鄧拓即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長。此後一路官運亨通，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
鄧拓以著名歷史學家、大知識分子、專家教授的身份，在沒有得到官方高層明確指示的情況下，能夠以一個傳統文人的敏銳預感到編輯毛選對自己前途與命運的價值與份量，那確實是非同凡響的。如果說胡風與楊朔只是以純粹的文人，用文學的筆調歌頌毛澤東還稍稍欠一些思想與知識的厚重感的話，那麼，鄧拓以歷史學家與著名學者的身份編輯毛選，這無疑是最為高明的。
不僅如此，鄧拓還親自撰寫了不少直接歌頌毛澤東的文章。這些文章包括理論文章、散文和詩歌。但是，鄧拓顯然主要是以學者的身份，以理論的方式來推崇毛澤東的第一人。此外，鄧拓還廣泛收集毛澤東的手跡，將之精裝裱糊於自己家裏的牆壁上，時時觀摩欣賞，其頂禮膜拜之情無以言表。
那麼後來鄧拓為什麼會在「文革」初期即遭受打擊呢？關鍵是後來複雜的政治鬥爭，鄧拓跟錯了人。鄧拓作為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緊跟當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而彭真又緊跟劉少奇與鄧小平，毛劉之爭，自然，鄧拓成為了第一隻替罪羊。具體事件是這樣的，鄧拓作為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思想文化，姚文元當時在毛澤東的授意之下，撰寫了《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的《文匯報》上首發，但是，北京的報紙在彭真的極力阻攔之下卻不肯轉發。因為，當時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也是歷史學家，而且與鄧拓算是關係密切的文友加同僚，吳晗當時在北京市政府任副市長，姚寫文章表面上是衝着吳晗來的，其實是衝着彭真來的，而彭真的後面是劉少奇與鄧小平，這才是毛澤東的真實用意。鄧拓作為具體執行人，自然是第一個遭受到衝擊的人。
在批鬥鄧拓的過程中，鄧拓害怕自己忍受不了那種沒完沒了的人身侮辱，在「文革」爆發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17日，即「5.16通知」下發的第二天就自殺身亡。鄧拓在長達6000字的遺書中最後寫道：「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這也開了「文革」期間自殺文人留下遺言向毛澤東表忠心的先例。此後不少有類似社會影響力的文人學者在自殺之前都有類似的表述。比如歷史學家吳晗、剪伯贊，文學家老舍等等。他們死之前都留下遺言：「毛主席萬歲！」真是印證了當代那句流行歌曲，對毛澤東，自己「死了都要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