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主崽
1960年我出生在像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樣的地主家庭里，又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怎一個苦字了得。上小學後，一起光着屁股玩耍長大的夥伴有了階級意識，開始疏遠、打擊、侮辱我，因為我的太爺爺、爺爺是地主。我出生時太爺爺、爺爺都早已去世，可是成分卻是世襲制，子子孫孫全是地主。城裏來的一個知識青年，發現鬥地主時有的地主比他的年齡還小，就試探着跟大隊幹部說，地主的孫子都是隔輩人了，怎麼也叫地主？大隊幹部說，土改時的老地主都快死光了，他們不繼承，往下階級鬥爭跟誰去鬥？後來聽村裏的老人們說，我太爺爺當年和家裏的長工吃一樣的飯菜，還掏錢給他們買媳婦成家。
我從上小學起成績就好，語文老師王永春十分喜歡我，經常當着同學的面表揚、鼓勵我。老師越是課堂上表揚我，同學們課後越是仇視我。放學回家，走到家門前的胡同時，他們就像天降神兵，不知從那裏冒出來，土坷垃像機關炮一樣密集地向我投射，然後喊叫幾聲，勝利歸去。
夏天在水灣里游泳，我總是和新華、長全兩三個貼心的夥伴躲在角落裏戲水遊玩，其他那些孩子就像潛水員一樣，從灣底挖着淤泥，扎着猛子游到我身邊，猛的露出水面，把淤泥狠狠垛在我的頭上，然後哈哈大笑，呼喊口號。放學後，割豬草、挖野菜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幾乎每次割豬草，我都被五六個孩子追着打罵。沒有任何理由，就因為我是地主崽子，應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我永世不得翻身。村南的田野地肥草茂，我幾乎每到這裏就被打得哭着回家，到家門口還得把淚擦乾，否則讓父母知道了還得挨一頓臭罵。多少次，我獨自在西廂房哭得泣不成聲。在上小學和初中的七八年裏，我多少次想離家出走，甚至想到了死。現在我還經常夢裏哭着醒來，成為我今生抹不去的痛。
有一年夏天，我獨自一人躲到付家河西邊的鹽鹼灘里割豬草。那裏距家有五六里路遠，本想應該是我自由的天地，可是那些好像和我上輩子就有深仇大恨的小夥伴還是追攆不放，很快找到了我，把我摁倒在地一頓猛揍，直到我發出哀求的聲音，他們才很陽光地歡笑着離去。
上初中時，對欺辱近乎麻木的我，心底燃起了報復的火焰。生命對我這樣的地主崽子沒有意義，如此苟且，不如了結此生。一天下午放學後，我和兩個要好的夥伴，帶着我三叔家的弟弟，十分反常地去南窪他們的地盤割豬草。那伙「陰魂」又來圍攻我，我先發制人，把領頭的黑蛋摁倒在地，脫下腳上的塑膠涼鞋，朝他的後背狠狠一頓抽打。當時我的鐮刀被弟弟拿走，否則，我可能會要了他的小命。黑蛋像匹無羈無絆的野馬，沒有丁點屈服的意思，我解完恨後，準備離去，他卻拿起鐮刀朝我砍來，手無寸鐵的我撒腿就跑，一口氣跑到姥姥家的村邊才擺脫了他的追殺。跑到姥姥家村邊，卻不敢進姥姥的家門，在村子周圍來回打旋。
天黑了，我往回摸。快到家時，看見家門口圍好多人，仔細一聽，是黑蛋的父親、叔叔一大家人找我父親理論，說地主崽子欺負貧下中農的孩子，真是翻天了。他們的大喊大叫甚至謾罵，引來村里好多圍觀的人。我知道闖了大禍，沒敢回家，藏到曬麥場的麥秸堆里睡了一夜。天亮後，我準備離家出走。那時看過一本小說，寫的是東北林場知識青年，經常啃口涼饃饃就接着勞動，有時還靠打獵為生。那是多麼美好的生活，簡直是人間天堂、世外桃源，我就想到東北大森林裏去。我順着徒駭河的堤壩向北方走，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就餓得走不動了，中午躺在樹下休息一會，然後爬起來像個泄了氣的皮球一樣，又跌跌撞撞走回了家。
到家天已黑，我沒敢進家門，鑽進麥秸堆里睡下。半夜三更，父親和哥哥姐姐們打着燈籠從麥秸堆里將我扒出。父親一聲沒吭，踢了我兩腳。母親抱着我放聲痛哭，哭聲在漆黑的夜空裏迴旋。我經常怨恨我的父親和哥哥，他們作為家裏的大人，為什麼不能保護他弱小的孩子，為什麼我在外面受了欺負，回到家還再挨打挨罵。
長大了才知道，父親和哥哥們也同樣受盡屈辱。父親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來掃大街，春夏秋冬風雨無阻，哥哥們想替父親掃街，大隊書記不允許誰也不敢；晚上還要到大隊部接受貧下中農的批鬥。在我的記憶里，父親不會笑，也不會說話，像個機械人似的按設定的程序機械運轉。大哥三十多歲的人了，也經常受到無端的欺辱。一年冬天到外鄉挑溝挖河，勞工們集體從食堂把飯打回宿舍吃。下工回來，大家都很累，躺在地鋪上休息，哥哥卻還要去食堂打飯。一次，大哥把飯打回，還沒分好，一個貧農子弟就搶飯吃，大哥說了他一句，他就大打出手。大哥連飯也沒撈着吃，晚上躺在地鋪上準備睡覺時又被他踢了幾腳。給生產隊打土坯，大隊書記的兒子無端辱罵大哥，大哥因不服氣哼了幾聲，書記的兒子就拿着鐵耙追打。如今年近七旬的大哥每提起此事還兩眼淚汪汪。
我經常獨自一人在河西的鹽鹼灘上，像個被抽打的陀螺，打着轉轉沖天哭號，問不公的蒼天為什麼把我生在地主家。那哭聲，那呼號，像馬背上的長調一樣在曠野迴蕩，像深夜的狼嚎一樣悽慘悲涼。我的記憶里總是伴着哀哭，吃不飽就哭，哭就挨打，挨打就更哭。三哥比我大五歲，我記事時他已八九歲了，他經常哭得那麼悽慘，父親沒一句溫暖的話，相反總是在三哥身上練拳腳，好像他養育的孩子生來就是供他出氣的布袋。細心的母親問哥哥為何總哭，才知三哥解不下大便，便用細木棒從三哥的肛門裏摳出滿地的糠皮。二哥比我大八歲，從小鼻子經常流血，身體虛弱，家裏沒錢治病，也沒有食物補養。父母不知從那裏得來的偏方，總讓我們到鹽鹼灘挖茅草根給二哥煮着吃，或許茅根里有些糖分吧。二哥十六歲那年，鼻子一次就淌一兩碗血，經常出現昏迷。母親給二哥縫補了一件粗布衣服，準備着二哥的後事。大哥抓住家裏兩隻救命的母雞，跑了五十多里土路，到縣醫院換了兩付藥回來，挽留住二哥的性命。
姐姐們更是愛哭，尤其是二姐，經常眼睛哭得跟鈴鐺一樣。母親重男輕女的思想是浸透到骨子裏的，吃飯總是先安排他的兒子們吃飽，剩下的飯才輪到姐姐們吃。那時姐姐和哥哥們都是一起下地幹活，收工回到家，姐姐們還得紡線織布，做針線活，餓着肚子夜夜圍着昏暗的洋油燈縫縫補補。心焦的母親有了委屈或怨氣，就沒有緣由地在姐姐們身上發泄。
母親在外面是個有主見、敢說不的人。那時大隊部每天晚上批鬥五類分子，母親作為地主婆也在批鬥之列，但母親敢不信邪，說：「俺娘家不是地主，兩個弟弟都是共產黨員革命幹部，我進了這個地主家的門，沒享過一天地主家的福，憑什麼批鬥俺？」堅決不去。
在我印象里，父親一輩子也沒說過幾句話，八個孩子從來也看不出他喜歡哪一個。從剛長出思想萌芽時起，我就認定父親是個欺壓人民、惡貫滿盈的惡霸地主。他那冰冷的臉上從沒有表情，尤其是到了晚上，微弱的洋油燈苗一跳一跳的，他捲縮在土炕上，拉長的臉隨着燈苗的跳動在變形，我總是離他遠遠的，眼睛都不敢多瞅他一眼。上學後，懂得了一點革命道理，我就懷疑起父親是個國民黨特務，家裏可能藏有槍支、電台。我經常留心父親的舉動，卻怎麼也沒發現那些電影裏的故事。
我從來不肯叫父親一聲爹。批鬥地富反壞右時，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樣鬥志昂揚，高呼口號。上高中時，我逐漸認識到，父親就是個老實得屁都不敢放響的農民，除了老實還是老實，除了忍耐還是忍耐，除了吃苦還是吃苦，忍氣吞聲和窩囊廢這樣的詞彙用在父親身上再恰當不過。有一次，父親到學校給我送一布袋地瓜麵餅子。他悄悄讓一個陌生的同學把我叫出去，把那袋乾糧交給我，一句話沒說，扭頭就走。看着他骨瘦如柴的身影，看着他弓形的脊樑，我大聲喊了一聲爹，他回頭笑了笑，步履蹣跚地消失在我的視野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笑……
我的二叔二嬸從小參加革命，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隨軍南下在福建南平國家水利發電工程局工作。文革時期，他們連封信都不敢往這個生養他的地主家庭寄。那時我奶奶還健在，天天盼他這個革命兒子的音信，經常站在門口朝南方眺望。二叔二嬸是我唯一的自豪與驕傲，是我在夥伴面前炫耀的資本。我常想，二叔二嬸若是我的爹娘該多好，遂萌生了讓父親把我過繼給二叔的念頭。可是給二叔寫了一封又一封信，都泥牛入海，想做革命者叔嬸的兒子真是奢望啊。後來知道，那時叔嬸也因家庭成分問題停職審查。
小時候我特別羨慕姐姐們，長大後能找個貧農的孩子嫁出去，雖自己的根不紅，自己的苗今後卻是正的。我常和姐姐們說，找婆家一定要找個祖宗八輩都是貧農的家庭，嫁出去就是重新托生，我要是變成個女兒身就好了。姐姐們就和我開玩笑，說弟弟長大了找個殘廢媳婦倒插門，給人家做養老女婿去。有一年大年三十，一家人圍在一起包水餃，母親叫我說：「建國，你也過來，學着包餃子——長大了找不上媳婦，娘以後不在了，過年自己會包，也能吃頓餃子。」我的二哥二十歲了過繼給我二舅，就因為在地主家根本找不到媳婦。
一位出身地主的老人告訴我，那年月他在機關工作，隔不多久就讓填一個什麼表，因此落下個一填表就跑廁所拉稀的毛病，後來發展到只要見到帶格的紙就渾身不好受。機關的辦公用紙都帶格子，他一見就起反應，去醫院看醫生，說神經性的，沒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