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與「九一三」有關的零散記憶

作者:

1971年的「九一三」,是文革中以至整個當代中國史上驚天動地的大事變。然而現在搜索記憶,我卻想不起在官方公布這一消息之前,我是什麼時候得知的。查日記上也無記載,顯然,在文革那樣禍福難測的年代裏,太敏感的事情是不會寫入日記的。模糊的印象中,消息是鄰家的二哥悄悄告訴我的。他在銀行工作,家裡四兄弟,「出身不好」——父親是前國民黨起義軍官,後被視為「偽軍官」,文革中自然要被當作「國民黨殘渣餘孽」了,幸而文革前早逝,免去受難。他們的母親在街道運輸隊掙錢養家。風裡來雨里去,每天在長江、嘉陵江邊的碼頭抬運貨物。在我眼裡是典型的勞動婦女——若干年後我才知道她是滿清貴族出身。他家老大是我們那條街上文革前有名的大學生,此時在川南一個偏僻縣城的山區中學當教師,因對當地「新生紅色政權」的主要負責人持批評意見,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通緝,正在逃亡之中(因我和他的關係特別好,視之為兄長和文學上的啟蒙老師,他們的母親還悄悄領着我去他臨時藏身的親友家會過他一面)。二哥在銀行里十分謹慎,但卻時時關注着形勢的變化。「九一三」這樣的驚天事件,應該是他最先告訴我的。

那時候,已經23歲的我正為找一份謀生的工作而焦頭爛額。我是子女中的老大,下邊三個妹妹,老二已經下鄉當知青去了,老三是「超齡生」(小學畢業後因文革爆發而未能升初中,作為小學生又不符合下鄉當知青的條件),與我一起在家「待業」,老四剛去了雲南「支邊」。我本來在市中區的一所小學作代課教師,給小學五年級和「戴帽」初中班的學生教美術課(所謂「戴帽」初中班,是當時的一個「新生事物」,因文革前期的停課,致使大批適齡學生積壓下來,到了「複課鬧革命」的時候,各中學已經無法容納那麼多應該上初中的學生了,只好由各小學辦起初中班,因是在小學裏戴了個「初中」的帽子,故稱「戴帽」初中班)。我本來教得好好的,學校也想留我轉正,但我不願當教師,特別是在當時那種「工人階級佔領上層建築」的形勢下,一心只想當工人,「改變階級成份」。於是,7月暑假一到,我就不顧那位女校長(校革委主任)的再三挽留,正式提出下學期不再去代課了。這樣,在「九一三」前後那兩三個月里,我就正為尋找新的工作而東奔西走,打聽消息,託人情找關係……根本無暇注意到國慶前後形勢已經發生的微妙變化。

費了不少周折,我於1971年10月底調到了長江南岸的一家街道小廠——印製社。這家街道印製社,有幾台圓盤機,一台石印機,主要是承印一些票據表冊之類的小雜件。全廠只有二十來人,多為因病未能下鄉的中學生和小學「超齡生」,中年人很少,有一個老師傅管石印機,一個給他打下手的青年大約二三十歲,從不與人交談,默默勞動,人們悄悄告訴我那是監督勞動的「反革命」,不可接觸的人。我在那裡工作的不長時間裏,從未聽到他和誰說過話。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麼事。因我在文革初期的築路工地上做臨時工時也曾被打成「反革命」,享受過監督勞動的待遇,所以對這個「反革命」很有些同病相憐,但也不敢打聽他的事。就這麼一個二十來人、處於社會邊緣的小小單位里,也會有一個監督勞動的「反革命」:這就是當年中國社會現實的縮影。

中共中央於1971年10月24日發出《關於向全國群眾傳達林彪叛黨叛國事件的通知》,規定:「傳達的範圍可以逐步擴大,先黨員、工農兵,後其他;也可以同時傳達。由各地、各單位自行安排。但最遲應在十一月底以前傳達完畢。」(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查我當年的日記,在10月31日的日記中記載:「正式上班了。生活算是開始安定下來了。暫時一切還沒有頭緒……」看來我就是在那個通知發出的時候到街道印製社上班的,由此推算,我們聽到正式傳達肯定是在11月里了。

我們這個街道小廠聽傳達中央文件,是全體職工沿着長江岸坡邊彎彎曲曲的石板小路(那時還沒有什麼濱江路)走到另一家街道工廠去聽的,由幾家街道工廠的聯合支部的書記作傳達。所謂聯合支部,實際上是當時的街道工廠大多由各種有這樣那樣個人或家庭問題的人員組成,「成份嚴重不純」,在某些人眼裡甚至是「社會渣滓」,因此很難有幾個真正「夠條件」的共產黨員,不得不幾家街道工廠聯合才能勉強湊成一個黨支部。那個支部書記是個瘸子,如果換在其他大些的單位,書記的位子可能是很難輪到他來坐的。因此他頗有些躊躇滿志、鶴立雞群的樣子。

在那家街道工廠的一個不算大的車間里,人們或站或坐擁擠在幾台機床、工具台之間,瘸子書記招呼大家靜下來後,威嚴地清清嗓子,虎視眈眈地把全場掃視了一下,裝模作樣地打開文件,突然以誇張的語調(類似於爆發性的吼叫)高聲宣讀起來:

「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逃出國的通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他大概想引起全場震驚的效果,所以有點像戲劇表演一般裝腔作勢,幾字一頓地加重着語氣,並不時抬頭掃視全場。然而可能讓他失望了,他想看到的戲劇性效果沒有出現。一個可能是人們都早已從各自不同的渠道得知了這個消息,已經不會再感到震驚;二是這些街道工廠的職工大多不關心「國家大事」,都在為自己的前途和家庭的生活操心(年青人都只是把這些街道小廠的工作當成一個過渡,並不安心長期呆在這裡),因此既沒有人發出驚嘆聲,也沒有人顯出震驚的神情,甚至更多的是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樣子。事後我一想起那瘸子書記的表演,就感到好笑。不知他在1969年宣讀確立林彪為領袖接班人的「九大」新黨章時,又曾有過怎樣的一番表演?

回想起來,「九一三」確實也沒有在我思想上帶來多大的震動。唯一印象深的,是「九一三」事件的爆發使我覺得印證了讀一本外國小說後對現實產生的一種感觸。

那本小說叫《十字獎章與箭火》——說來慚愧,我一直把它錯記成是東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作品,直到寫這篇文章時查資料,才發現作者是美國作家馬爾茲。可見人的記憶之不可靠。——這部長篇小說是五十年代翻譯出版的豎排的版本,書中寫了一個德國兵工廠的中年工人威利,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關心政治,曾認為希特拉執政後消滅了失業和飢餓,使德國變得強盛,給德國工人帶來了幸福。他兒子是忠實的納粹黨員,並指責威利不積極加入納粹黨。兒子在國外為元首戰死了,媳婦在接受追贈的鐵十字獎章時,表示要繼承遺志,把他們的小孩培養成新的「元首的戰士」。威利在拚命工作中榮獲十字獎章。但是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許多事情逐漸使他認識到了納粹德國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他妻子死於英軍的轟炸。好友死於納粹集中營。他同居情人白茜的兒子蘆笛從前線回來,送給母親的禮物竟是輪姦殺害了的法國女子的遺物,而蘆笛鍾愛的村中少女則已經懷上別人的孩子並驕傲地聲稱要為元首生一個好戰士。威利想要偷放走白茜買來當農奴的波蘭戰俘,波蘭人卻根本不相信他……他終於從法西斯的毒害中清醒過來,開始以行動來反對希特拉政權,並在英國轟炸機飛臨他住地上空時用稻草堆成箭頭狀點燃,讓箭火指向他所在的兵工廠,而那位樸實的農婦、即將與威利結婚並且真心愛他的白茜在看到威利點燃箭火時竟驚呼引來了黑衫隊員……

我是在「九一三」以前讀到這部小說的。當時給我最強烈的感受,是書中所描寫的那種毒害德國工人、籠罩整個德國社會的法西斯氣氛,竟然使我感到就在身邊:對領袖狂熱的崇拜,對異端的嚴厲鎮壓,文化生活的枯竭,思想自由的窒息,親人間「政治立場」的意識壓倒了親情……

在我讀這本小說的時候,文革當局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一打三反」運動,我住家的小巷在老重慶的上、下半城之間面臨長江的半坡上,小巷的上方是靠近上半城邊緣的大馬路新華路。經常一到晚上十點正,就會有從重慶警備區司令部(當時設在新華路)駛出的宣傳車呼嘯而過,沿途以高音喇叭播放着:

最高指示:

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

中國人民解放軍

重慶警備區司令部

戒嚴令……

一男一女兩個播音員輪番朗誦的高亢聲音,在夜風中聽來讓人不寒而慄。因為戒嚴之後就是夜間(通常是在深夜零點家家戶戶都已經入睡之後)的「砰砰砰」敲門「查戶口」。敲門入戶以「查戶口」為名抓人或警告、騷擾某些住戶的,是戶籍警察與「群眾專政大軍」的人員。

 

我已不記得是從何處借到這本《十字獎章與箭火》的書了。那時,愛讀書的朋友們都是千方百計到處借書看,因為書店裡只賣毛澤東著作(偶爾會有一兩本《金日成選集》或卡斯特羅的《歷史將宣告我無罪》之類),圖書館也除了馬列毛著作外不開放其他書籍。讀過《十字獎章與箭火》之後,與一個在橋樑工程處當工人的老同學在長江邊談心時,我說到了對籠罩社會的法西斯氣氛的感受。老同學是我十分信任的好友,跟我同樣是「出身不好」(我父親是右派,他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參加過國民黨領導的抗日遠征軍),他聽後警告我:千萬不要再給其他人說這些話。

我當然知道利害關係,除了對他,這些話沒有對任何人再說過。

說到借書,還有兩件事給我很深的印象。一件事是聽一個朋友講的,一件是我的親身感受。

朋友講的事,發生在重慶的沙坪壩大街上,是他親眼看到的。沙坪壩自抗日戰爭時起就因內遷的大、中學校等教育機構集中而被稱為「文化區」。文革中的學生造反也是從沙坪壩區的兩所大學開始的。我那位朋友那天在沙坪壩中心區的街上看到,一個人拿着一本《魯迅全集》(全集中的一冊),被一個解放軍士兵叫住了,那解放軍要他把書交出來,並且要當場燒掉。那人說書是借人家的,並且據理力爭說這是魯迅的書,是好書,魯迅是毛主席肯定的人物。可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那解放軍根本不知魯迅何許人,只是一味胡攪蠻纏:「難道你把毛主席的書就學好了嗎?」誰敢說把毛主席的書學好了呢?好,那麼你就只能讀毛主席的書,讀其他的書就是對毛主席的不敬、不忠。最後,那解放軍執意把那本《魯迅全集》奪下來,當場在地上一頁頁撕開,點火燒了。旁邊圍觀的人沒有誰敢有半點不滿的表示,只能「道路以目」。

這件如此愚昧地踐踏、褻瀆文化的事,就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慶市著名的「文化區」。

自從聽朋友講了此事後,我就十分警覺。因我經常會拿着書上街(不是還書就是借書給別人)。自那以後,我拿書上街都要用舊報紙包上,而且盡量包得亂一點,不讓人看出書的輪廓,顯得像是包的衣物之類。有一天,我又拿着一本借來的蘇聯克魯普斯卡婭美術工作室編的素描教材上街,去還給一位一起學畫的朋友。當我走過重慶市中心的解放碑時,無意間的一瞥讓我大吃一驚……

當時解放碑還沒有開設步行街,一路電車甚至運貨卡車都可以從解放碑旁邊鳴着喇叭駛過,但那時車輛還很少,馬路上都是人車混行。我走到解放碑旁邊時,無意間掃視了一眼,突然發現整個解放碑地區前後左右熙熙攘攘的行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手裡拿着書!

這一意外發現讓我頓時驚出一身冷汗——我這手裡的書不是目標太大了嗎?萬一有個多事的解放軍過來要收繳我的書怎麼辦?當時我腦子裡急速地想着應對的話:我要告訴他,這是列寧斯大林時代的書,是革命的,克魯普斯卡婭是列寧的夫人……事後回想,才感到自己的可笑,這些說明有什麼用?連魯迅都不知道的人,會知道克魯普斯卡婭嗎?

幸好那天我沒有遇到多事的解放軍。

這就是「九一三」之前留在我記憶中的一個社會現實的細節:在重慶最繁華、人煙最稠密的解放碑大街上,已經沒有人手裡拿着書了。

不知這算不算文化大革命的一項成果?

當然,最大的成果應該是對人心的摧殘。

在「九一三」之前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到處都不斷召開聲勢浩大的公判大會,大開殺戒(殺人權即死刑核准權下放到地方),導致全國陷入血腥的「紅色恐怖」之中。僅據重慶市的有關記載即有:

1970年3月6日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重慶分行職員方運孚因在「文革」期間為劉少奇同志鳴冤,被市公檢法軍管會以反革命罪行判處死刑。1980年3月1日,市法院查明方運孚在「文革」中的議論不屬反革命性質,決定撤銷原判,宣布無罪昭雪。1983年2月5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准,追認方運孚為烈士。

1970年4月23日長壽縣萬順公社四重大隊三生產隊農民余方正被市公檢法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1980年3月6日市法院查明,余方正在「文革」中的言行不屬反革命罪,撤銷原判,宣告無罪,予以平反昭雪。

1970年12月10日,市人保組在大田灣廣場召開15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宣判張子均等死刑罪犯22名。市革委副主任魯大東在會上作了進一步掀起「一打三反」運動新高潮的動員報告。1985年10月31日,市法院撤銷對張子均的死刑判決,宣告張子均無罪。

1971年1月11日,四川石油管理局石油溝氣礦1228鑽井隊職工熊義孚在「文革」期間因「惡毒攻擊」案被巴縣公檢法軍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1980年9月24日,經巴縣人民法院複查,熊義孚確系精神病患者,原判處死刑予以糾正。

(摘自重慶市公安局史志辦公室編《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自印本,1999年。152—159頁。)

除了上述見於記載的外,還有未見記載的類似冤案,如1970年12月5日,重慶市公檢法軍管會以「反革命集團案」罪名判處劉家瑞死刑,張慶豹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還有其他幾個青年被判不同刑期)。劉家瑞的死刑是在當月10日,即與上述記載中的張子均等一起執行的。這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案」,是文革武鬥期間,以劉家瑞(摘帽右派)為首的幾個青年對社會動亂深為反感,在劉家瑞主持下,由張慶豹起草了《中國向何處去》等傳單油印散發,公開批判文革及其發動者。文革結束以後,1981年7月8日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撤銷原判,宣告各被告無罪。

事後的宣告無罪是很簡單的事,可是,被冤殺者的名譽可以恢復,被扼殺的生命又怎能恢復?而且,在當時給全社會造成的瀰漫於空氣中的大恐怖的影響,是後人無法感知也看不到記載的。

正因為「九一三」之前那種令人窒息的恐怖氣氛,所以當「九一三」的消息傳開後,許多人都有一種鬆了口氣或找到了一個出氣孔的感覺。難怪毛澤東當時會說「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因為這一事件可以成為轉移民怨民憤的極好借口。

後來,每當我讀到一些人回憶「九一三」事件如何使他們清醒、覺悟,對毛澤東的信仰如何開始動搖……我都會感到慚愧,因為我當時仍然十分遲鈍,並未感受到那樣的震動。儘管對一些具體問題(特別是涉及文學藝術的問題)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有一些異端思想,但根本上卻並未掙脫當時主流宣傳對思想的禁錮。對毛澤東那一套套蠱惑人心的說辭仍然處於迷信之中。比如,對當時感受到的籠罩全社會的法西斯氣氛,我就在讀到中央有關林立果「小艦隊」之類材料時自認為得到了答案,而不會再作更深入的獨立思考。那時我已經進鋼廠當了工人,車間里學習一般都是叫我讀報讀文件,討論《「571工程」紀要》時,對那些一針見血揭露當時社會問題的文字,青年工人們發言大都是笑罵:「狗日的好惡毒!」然而大家都心照不宣,知道不能說出來的評價是:「寫得何等好啊!」《紀要》中斥責毛澤東搞的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毛澤東的黨中央則在印發《「571工程」紀要》的通知中指控林彪一夥「要聯合地、富、反、壞、右,實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都在罵對方是法西斯,到底誰是法西斯?誰在「賊喊捉賊」?我對這些政局問題十分迷惘,曾經給一位有幸被推薦上了大學(工農兵學員)的老知青朋友去信,希望他查閱一下有關法西斯的資料,作一下這方面的研究,但也沒有結果。

總之,因長期受到的「黨文化」教育、灌輸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因長期禁錮而貧乏得可憐的思想資源,以及長期政治運動折騰所造成的沁入骨髓的恐懼感……對官方的宣傳即使不是深信不疑,也是抱着不加深思熟慮的態度。

還記得「九一三」之前,兩三個畫畫的朋友在年紀稍長、文革前因病休學後即待業在家的郭顯中(後曾任重慶國畫院副秘書長)家裡閑聊時,議論到當時正在批判的「天才論」,官方說那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謠言和詭辯」,郭顯中忿然道:「現在又唱《國際歌》,又唱《東方紅》,又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又說『他是人民大救星』,這叫什麼?不管怎麼解釋,這才是『謠言和詭辯』!」

這是我最早聽到將《國際歌》與《東方紅》對比起來的評價。我當時對老郭的見解深感佩服,但卻未敢作進一步的探討和思考。

真正的清醒者總是極少數。一次「九一三」顯然還不足以讓更多的人醒悟過來。災難深重的中國,註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憶》2011年9月13日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