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軼青老師您好，
您在幾天前FB上貼過一則指責HK針對說普通話者暴力地帖子，對香港人頗多抨擊指責。加上過去幾天事件的演變，理工大學的人道主義災難，讓我覺得不吐不快。
你也許知道，九月份林鄭政府撤回了最初引發事件的導火索，《逃犯條例》修例案。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早一些撤回？在六月、五月撤回？既然如此，為什麼一開始選擇提出？我猜你也會認同，如果春季這部修例草案未被提出，社會並無撕裂的機會；如果夏季這部草案在遭遇反對的起初就被收回，社會也不會撕裂到如此嚴重的地步。既然可以收回，為什麼沒有早些收回？在北京政府、香港政府為了自己的顏面硬挺着不撤回，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強硬時刻，就已經將人民福祉、社會團結拋諸腦後了。社會情緒撕裂的總賬，要算到習近平和林鄭的頭上。
社會上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演化出城市街頭暴動的時刻，必然有無法控制的族群對立和仇恨；難道你能指望抗爭了五個月的街壘中，依然保有知識分子在空調房裏的溫和理性嗎？確實，族群對立、仇恨暴力，是醜惡的，這我同意。但僅僅批判表徵，放棄追究病灶，這是社會科學家應該有的態度嗎？況且，在強者和弱者之間，做一種假意的客觀中立，誠實嗎？如果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南京市民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了一些不參與戰事的日本僑民，我們當然要哀悼僑民，但我們有理由苛責南京人嗎？正如你可能也了解的，美國歷史上白人有暴力的三K黨，黑人也在二十世紀中葉曾經組織過黑豹黨。難道你只看得見黑豹黨的暴力，看不見三K黨的暴力？兩者的暴力，可否一視同仁，等量齊觀？這種話，我說不出，我也希望有良知的白人、日本人、大陸人，即使被毆打了，也不改自己對自己原罪的懺悔和認知。甚至更勇敢地，承認自己地錯誤，加入弱者的反抗。
人生而有原罪。具體到某一個群體，還要背負整個群體的原罪——如果你也想繼承這個群體的榮耀，就必須一併繼承這些遺產。正如德國人對猶太人有原罪，日本人對南京市民有原罪，北美白人對印第安人有原罪一樣，你必須知道，在2019年的當下，來自中國的，特別是心底里還擁護接受北京政府的中國人，對香港有一份原罪：一份打造出供奉出高效國家機器的原罪，一份在七十年中容讓怯懦豢養出暴政性格的原罪，一份在六四及其後沉默曖昧換取苟且偷生的原罪，一份接受了香港多年慈善捐款投資援助而不知感恩的原罪，一份違背了一國兩制承諾而不知悔改的原罪。不要認為普通人沒有原罪，難道每一個美國白人不曾得益於殖民佔領來的土地？難道每一個中國人不曾在六四鎮壓、多年維穩換來的高壓和平、在無視底層呻吟中賺得滴血的黃金嗎？特別是那些能到香港生活、能開着跑車在波士頓和悉尼街頭抗議的大陸人，他們不正是暴政的最大受益人嗎？
我並不是要一體仇恨，呼喚更大的社會撕裂和總體仇殺。我只是希望，大陸出生的人，不要因為這層割裂不了的民族情緒得不到紓解，遭到了所謂冒犯，就一頭扎進暴政集權的懷抱。好多人說，原本我支持這場運動的訴求，但你們燒國旗我就不支持了。在一場群眾運動中，找到這樣的藉口太容易了，但是堅定地不改初心太難了。多少人因為民族情感、民族尊嚴，忘卻了我們本該承認的缺點、罪孽？為什麼不能更勇敢，即使遭到了冒犯，也不否認自己該改正的錯誤，去成為更好的自己呢？
論起對國家民族的情感，我也一樣，我也熱愛長江黃河，秦宮漢瓦，我也熱愛杜甫白居易，施耐庵曹雪芹。但是與一些見到「中國」就本能地想要「維護」的條件反射式反應不同，我更希望是讓這個偉大的傳統不被一兩個獨夫民賊和宵小之徒玷污，我不希望我們是一個屠殺過學生的民族，我更不希望我們是一個屠殺了學生還不承認、不敢談論、不知悔改的民族。甚至要找各種藉口站在強者一邊，為屠殺開脫，為殉道者抹黑，用來論證自己的懦弱其實是勇敢，自己的懼怕其實是愛國的卑微猥瑣民族。維護不等於無原則撒謊，維護不等於為了民族尊嚴拒絕歷史道德責任。（從這一點上來說，東亞中日韓三個民族倒是有着同樣的死不認錯的恥文化基因。）如果可能，我希望以我的力量把它變得更好。如果不可能，我也希望通過我的懺悔和自省，讓它變得好一點點。
我也說普通話，過去的幾個月我也去過香港，我知道講普通話可能遭到的白眼和待遇。這當然不是愉快的體驗，但是我知道，這背後是幾十年的糾葛羈絆。有沒有財富居高臨下的歧視？當然有。可是上海人不曾歧視過蘇北人和安徽人？五零年代的東北工人不曾歧視過農村戶口人？改革開放初期的廣東人不曾歧視過所有未經市場洗禮的北佬？這都是人性，不可避免。但其他更深層次的，來源於對政治機器、政治洗腦、政治操弄的那部分歧視、對立、仇恨，應該歸咎於誰呢？
寫到這裏，我也沒有對這問題的解法。我相信您的善良和智慧，遇到事情，先不要打開那個民族主義情緒開關。能至少多想一層，多想想如何找到一條解開心結，而不是疊加心結的道路吧。特別是在媒體環境已經如此糟糕的今日，不要再為怒火添柴，讓我們一起想辦法救火。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願明天比今天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