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是否真不肯進京當第二把手，還是一種待價而沽的姿態，且另當別論。但這裏關於周的作用，妙在『窺悉毛的心思'六字。毛雖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書和老婆升官竊國，則有臉面上的難處。周不用毛開其金口，便主動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幫忙和『幫閒'已幫到了主人的下意識層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一直被中共官方，從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認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上述史著中雖然也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現，但總閃爍其詞，語焉不詳。
關於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周恩來年譜》只作兩句話的記載：『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13）究竟周在其近萬字的演說中講了一些什麼，中心議題又是什麼，中共的史學家們在刻意迴避。讓我們不妨引用幾段文革中廣為流傳，並得到周首肯的這一講話。在第一個問題中，周開明宗義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即林彪5·18關於政變問題的講話），講得很好'。然後他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這便是周對文革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它的側重點完全在子虛烏有的所謂『反革命政變'上。如果我們同意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的意見：『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
那麼，周和林彪的估計一樣，出於他們的某種政治需要，他們都估計得比毛更黑暗，更極左。周的講話就顯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講話的第二部分，即『領導與群眾問題'中，周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在第三部分『保持晚節問題'中，周以自己老資格的黨內高級幹部的身份，向全黨老幹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為例說明『晚節不忠'的危險。他指責瞿為『叛徒'，提出：『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14）。
由於周第一個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對死者墓地的打砸搶，數月以後，他的講話廣為流傳，瞿、李兩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文革群眾性政治暴力中對死者屍體、墓地的殘害即以此濫觴。
有關周恩來當年堅決支持毛髮動文革的責任，連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實在難以否認。據說早在1980年3月20日，鄧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提綱後，就與部分政治局委員談到過周在文革中的『錯誤，過失'：』『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薦了林彪為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起草九大黨章時，又把林彪作為既定接班人，並以法加以確立；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葉群為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為政治局常委；關於設國家主席一職，也是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由林彪擔任的建議；在劉少奇問題上，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有過失的'。胡耀邦、陳雲也認為周對文革的發動等重大問題'是有一定責任的，不能都歸於當時政治環境、氣候，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15）。
令人遺憾的是，所有周的錯失在這三本史著中絲毫沒有提及。縱觀這些中共的黨史專家們在上述史著中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蓋，使他們竟離這些中共前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都相去甚遠。
和林彪、四人幫的關係
為把周恩來和林彪，'四人幫'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複雜關係說成是純粹的『鬥爭'關係，並進而把這種所謂的『鬥爭'誇大為長期持久的鬥爭，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導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蓋歷史真實。
例如，《年譜》中有這樣一條記載：『（1966年）7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16）如果不做細究，真會認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與林彪倡導的個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堅決鬥爭。但只要瀏覽一下1966年7月前後的報刊文獻，便會明白其中必有蹊蹺--『剪裁'奧妙。
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級的高幹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兩人。他們所用的詞彙，語式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報》，便可以發現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萬人歡迎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集會上的講話'中吹捧毛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和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17）
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鼓吹毛是『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不僅如此，周還用同樣的語彙吹捧林彪：『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
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還在九大上繼續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着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幾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個『最'和數個『無限'，『眾所公認'，何來『科學，準確，恰當'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實是：周是林當副統帥的最熱心的推薦人和吹捧者。那麼，中共黨史專家們杜撰的任何『鬥爭'關係便失去了歷史本身的邏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中揭露過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屆二中全會後）還向林透露毛健康情況不好的機密，在林倒台後又威脅李不准告發。林彪事件後，汪東興『派八三四一部隊搜查毛家灣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許多鄧潁超、周恩來和林、葉的合照。汪親自將照片拿給鄧。鄧一再向汪表示感謝'（20）--不難窺見，從文革開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這個副統帥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種早期政治投資，他在毛、林之間也一直是『腳踩兩隻船'。直到毛、林徹底決裂，他可能估計林彪斷無勝利的希望，才幫毛毀滅了林彪。但這已經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對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時比對林彪更甚。
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上，周除了帶頭『敬祝我們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外，還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上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作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統的負責人，他絕不會不知道江青作為一個三流演員在上海不光彩的歷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魯迅來讚揚。周說：'在這裏我要提幾句江青同志的戰鬥生平，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年月的。特別是三十年代她剛入黨時，就遭到國民黨、叛徒、假黨員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時就象魯迅那樣硬骨頭，敢於向對她進行誹謗、迫害她的人進行反擊。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當時江青同志寫出的文章如果拿出來一讀是紅文章。至於反動派們為了迫害江青同志，寫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專門為登在台灣和香港的報紙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東西。所以，誰要是收集這些材料（就是黑幫、反動派、帝國主義者寫的誹謗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麼他也就一定是黑幫。所以我們要追究這些人。這些材料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都是誹謗的材料嘛！魯迅也遇到過這些嘛！何況江青同志那個時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藝術工作，很不容易。所以，這一點值得我們大家欽佩她。從抗日戰爭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在她身體不好的時候，也還在勤奮學習毛澤東思想，聽毛主席的報告，在戰爭年月里參加了解放戰爭。解放以後、劉、鄧、陶、彭、羅、陸、楊、譚震林、楊成武等這些黑幫都在迫害、反對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視他們，敢於和他們鬥爭……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嚴格要求自己。當同志有缺點錯誤時她能熱情認真的幫助。遇到壞人的時候她就敢於把他們端出來。這種精神也值得我們學習'。
最後，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講話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對江青連篇累牘的奉承。同樣一個講話在《年譜》中竟然變成了如下的記載：'（1968年）3月27日出席首都十萬軍民『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會上，（周）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職務，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決定，並就『楊、余、傅事件'發表講話。在談到『抓革命，促生產'問題時，提出：『今天在場的大多數是工人同志，你們的責任是很大的，不僅要把革命搞好，還要在革命原則的基礎上聯合好，要搞好生產，不能缺勤，不能曠工。'（22）
不錯，周在他講話結束時捎帶用百來字照讀〈元旦社論〉，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產'，但這和他對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個演說的鮮明的政治主題相比，真可謂是『樹木'和『森林'之差。而編撰者卻有意一葉障目，誤導讀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體而言，文革中周與四人幫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國有'首都紅衛兵5·16兵團'等好幾個反周的群眾組織，但都首先為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鎮壓下去。儘管文革中江青時時以『女主人'自居，對周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處，但她卻多次告誡她的嫡系（如清華井岡山）：『反我們的總理……就是指向中央。'（23）
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說過：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24）
說穿了，『四人幫'其實是'五人幫'，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實際上的幫主。以他的愚忠和圓滑，怎麼可能公開與毛去公開『鬥爭'呢？文革後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後，中共黨內各派系都竭力填補林彪軍人集團留下的權力真空。但結果是周和他的部屬佔據了絕大多數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於毛對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於'四人幫'想要奪取更多的權力，他們之間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漸增加。儘管如此，周毛之間的聯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認事物的發展有其階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話語系統來說：周總理對林彪，四人幫也有一個正常的認識過程。而一味拔苗助長，移花接木，恐怕只會鬧出歷史的笑話來。
在群眾運動中
在《傳》、《年譜》等書中，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也開始引用周當年在群眾運動中的講話記錄，可見這些原始記錄無論是哪個群眾組織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為這是當時人們極度尊敬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主要成員的講話。可是，上述著作對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頭去尾，顛倒主次。
例如，清華大學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託，1966年8月4日、22日兩次去發表近萬人大會的演講煽動起來的。周在兩次講演中都開宗明義地說：『上次說，我是來煽風點火的，煽社會主義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你們已經把火點起來了，就應該由你們自己來解決你們自己的問題。我相信這個火也很快在全國都會點起來。『自然，周在公開點名蔣南翔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5），批判了工作組的錯誤，並為蒯大富平反後，作為一個中央領導人，必然會講一點『黨的政策'：諸如『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組的責任應該歸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責任全推到各個學校的工作組'之類（26）。但上述史著只輯錄周這方面的寥寥數言，而置他絕大多數的'煽風點火'的言論於不顧，甚至造成了一種周去清華是為了保工作組的印象。試問：八月初的清華還牢牢控制在工作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風點火（如他自己所說的『解放'清華），他又有什麼必要去清華保工作組呢？
《傳》和《年譜》等書的另一個不吝筆墨之處，是描繪周如何在群眾運動的狂瀾中講政策，竭力保護老幹部和國家知名人士。然而，連編撰者也不得不承認，周的保護絕大多數是執行毛的指示而已。連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對於一般群眾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紅色恐怖的'紅八月'中所受的老紅衛兵、西城糾察隊（西糾）的殘害又鮮有同情之心。這裏是一個當年僅16歲的中學生對『紅八月'源起的回憶：'1966年8月，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小流氓的10萬人大會，我們學校的『紅紅紅'是召集人之一，因為他們組織的一個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會上他們把小流氓打得極慘，可當時在坐的中央首長包括周總理等沒一個人制止，由此開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風。'（28）周作為這些老紅衛兵、尤其是西糾的'顧問'，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正是因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領導人一樣，從不當面有力地制止他們殘害群眾，只是事後才馬後炮式地說幾句，才造成了短短一個多月內北京地區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戶被抄家，85，198人被驅逐出京的大慘劇。（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