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行進途中,一部叫《無名英雄》的劇本已經由明星公司拍攝完成。1927年1月初,張石川導演,宣景琳和張慧沖主演的該片,已在剪接底片,攝製字幕,不日即可上映。這部劇的中心思想非常明確,與北伐革命目標遙相呼應:「旨在懲創惡霸土豪、提倡俠義精神。」
當時外國偵探片已在中國引發反響,但這部《無名英雄》卻能堅持本土意識。「全劇編制設景,純系東方色彩,毫不抄襲外國偵探長片無意識之穿插。所有佈景、機關、武功、藝術皆能深合中國人習慣心理,毫無矯造之弊。最難得者,是劇不但以武術及機關佈景見長,而劇本立意、演員深演、導演方法,皆有高尚之價值雲。」
所謂的「無名英雄」,其實就是那些衝鋒陷陣在「打倒土豪」第一線的流氓無產者。他們原本籍籍無名,但現在卻在創造歷史。這部影片刻意將他們塑造得形同傳統演義小說中具有「俠義精神」的「劫富濟貧」者。但在當時的軍閥(北伐對像)看來,這些人只不過是一些「痞棍」而已。很多國民黨右派也這麼認為。
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在北伐過程中加劇了。以至於中共中央在1926年12月中旬召開的漢口特別會議上,曾作出一份糾左的決議,「給正在熱火朝天地發展着的工農革命運動潑了冷水」糾左的方針傳到農運最激進的湖南之後,有些地方搞起了「洗會運動」,對農會內部的「痞子」進行清洗,在衡山、湘鄉等縣,很多鄉農會委員和委員長甚至被關進監獄。這說明,中共中央也曾一度承認「痞子」在農會中興風作浪。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回應說:「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佔百分之二十。半無業……都是「次貧」,佔百分之五十。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勛。」
這裏面,毛澤東提及農會中堅中,有20%是全然無業者,其中又有部份是「為非作歹做盜賊的」,但這句話在後來的版本中被刪除。可以想見,這些以盜賊為業的為非作歹者,在激進的革命浪潮中,將發揮何等作用。無疑,毛澤東是支持他們的。
按照中共領袖張國燾晚年的回憶,當時在湖南,「槍斃土豪劣紳,也是常有的事……其他如砸毀轎子、剪掉長衫等帶侮辱性的行為,更是不勝枚舉。審判土豪劣紳的方式,多系舉行群眾大會進行。在大會中,只要有一個人認定被審判者是土豪劣紳,往往無人敢加以反對。懲罰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過。這與法國大革命時,國民會議審判貴族的情景,大同而小異。」
在張國燾所舉例子中,最著名的是李立三父親之死。李立三是中共工人運動領袖,北伐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武漢辦事處主任。我此前文章中,曾提及武漢工運部份情狀,很大程度上可以視作是在李立三領導下完成的。這裏不妨再舉一二:
「對於市鎮商店,以查印花稅為名,檢閱賬目,見有各機關人員,收付姓名即指為附逆,給錢則無罪,否則捆解司令部羈押。」這頗類似於黑吃黑遊戲,地方官員每有勾結商戶偷漏稅情事,而革命者則藉機大敲足槓。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縣人。1927年1月,他上了年紀的父親來到武漢,張國燾還曾在李立三家與他幾次共同進餐。李父看上去60多歲,給張國燾溫文爾雅、態度嚴肅、心地善良的印象。他提及過自己的遭遇,但否認是來武漢避難。他說願意跟着自己兒子的主張走,不反對農會的一切。沒過多久,他拿着李立三親筆所寫致湖南負責同志的一封信,高高興興回老家去了。信中擔保這位老人不會有反對農會的態度和行為。但李立三的親筆信最終沒能發揮作用,他的父親還是被本鄉激進的農會幹部處決——「亂干」掉了。
「李立三遭逢了這個變故,一時顯得甚為難過,他咬緊牙關,再也沒提過這件事。我也曾為之傷感良久,並曾設想過,如果這種遭遇是落在一位國民黨員或者一位北伐軍的軍官的身上,他對於農協的憤恨將是不共戴天的。」張國燾說。
共產黨特殊材料鑄成的本性,在李立三身上似乎得到了體現。而張國燾之所以設想國民黨人與李立三做對比,是因為的確發生了國民黨軍官家族遭農會迫害而引起的譁變。雖然,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在1926年12月中旬有糾左的決議,但正如權威黨史所言,它「助長了土豪劣紳的反動氣焰,打擊了農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造成黨內思想混亂。這種錯誤方針很快就在黨內受到抵制。」
痞子運動於是再度崛起,一直到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清黨運動,他們才被鎮壓下去。但土豪終究是完敗的,國民黨右派上台後,他們同樣是被打擊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