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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走出民國監獄 悽慘死於中共牢獄的「愛國七君子」之一王造時

—王造時的雙面人生(組圖)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曾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時,他昂首走出民國監獄,57年被批鬥, 1966年11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整整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恰恰是「七君子」被逮捕的日子。這一次他沒再走出來。1971年9月,王造時死於獄中。

1928年,國民政府於形式上統一全國,隨即開始了『訓政』階段,一黨專政統治從這時建立,這讓一心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王造時憤怒異常。1930年,王造時回國,受聘於上海私立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書之餘,他結合自己所觀察到的社會問題,撰寫了大量時評文章,發表在《新月》等雜誌上。

「翻開世界各國歷史,請問哪國的民主政治是統治者『訓』出來的?請問哪國的民主政治,不是人民爭得來的?……凡是拿到政權,居於統治地位的個人或團體,總是不願意放手。這是人類普遍的天性,各國的政治歷史都可證明。」他寫道。

王造時呼籲,結束「訓政」,實行憲政,讓國民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各黨各派可以公開競爭,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選票代替機關槍。民主勢力擴張,人民監督之下,割據一方的軍閥才能變成保家衛國的勢力,加之政府與人民合作,就能抵抗日本人日益膨脹的野心。

由於文風酣暢淋漓,王造時的政論很受讀者歡迎,同時,也令官方頭痛不已。起初,官方試圖拉攏王造時,藍衣社頭目劉健群曾到上海找過他,勸他「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發議論,妨害國家大計。蚊子嗡嗡叫有什麼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時回答,好意心領,他還是想繼續教書。

拉攏不成,強硬措施接踵而至。當局先是查禁了王造時主辦的《主張與批評》雜誌,從1933年起又密令全國大學不許聘請王造時教書,想從生計上卡死他。沒想到,王造時早早已經備好了一張律師證書,跑去章士釗的律師事務所當起了律師,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雲五又派給他一些譯書的工作,王造時的收入跟教書時相差無幾。

當局又想到了暗殺。一天,王造時從國民黨元老李烈鈞手中得到了一張暗殺名單,發現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沒過多久,榜上有名的楊杏佛就真的被暗殺了。為防患於未然,王造時又出奇策,他把這張名單交給了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報紙《大美晚報》,第二天,該報中英文兩版同時將這張名單發表了出來,轟動全上海。上海市長不得不出來「闢謠」,從此,榜單上的人再也沒有被暗殺的了。

1936年,雙方的矛盾終於激化。這年五月,王造時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要求國民政府與紅軍議和,釋放政治犯,建立統一的抗日政府。11月22日,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共黨嫌疑」將他們逮捕,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聲援。在始料未及的壓力下,國民政府於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七君子」,望着門前迎接的人們,王造時情緒激動地表示,「歡迎不是歡迎七個人,而是歡迎『救國會』的主張。」

這無疑是王造時一生中最輝煌的一刻。

身份焦慮

二十二年後,王造時又全盤否定了這段輝煌。

1959年1月20日,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王造時,為自己制定了新一年的「改造規劃」,他提出「進一步檢查過去的歷史,認清自己的反動本質,徹底分析批判所謂『進步』包袱,把它們去掉乾淨,以便輕裝進行自我改造。」同時,「進一步檢查由1930年到現在對黨的關係,認清對黨一向是忘恩負義,不是黨委屈了我,而是我對不起黨。」

「一向是忘恩負義」,這句話背後是一段難言的苦澀。

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這個條約附有一個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等於兩國均承認了「滿洲國」——即中國東北是日本領土。

消息一出,輿論譁然,重慶救國會的幾位領導覺得有必要公開表明一下自己的態度,當場推舉出王造時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王造時很快寫了出來,在信中,他對蘇聯此舉表示「莫大的遺憾」。

但王造時不會想到,公然「反蘇」給他惹來了麻煩,中共內部某些領導認為,這封公開信是王造時一個人起草好,強迫大家簽名的,更有甚者,認為王造時收受了國民黨特務的賄賂,故意跳出來發起反蘇運動。

王造時對此渾然不知,兀自繼續着自己的工作。1946年內戰爆發後,王造時心中的天平慢慢偏向了中共。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田漢五十壽辰後,王造時和羅隆基一同出門,羅隆基問王造時準備怎麼走。王造時信口說,「向右走有跳黃浦江的危險,中間向前,穿過馬路可能被來往汽車壓死,還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馬廳那邊去吧!」

可是,中共建政以後,對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卻有些尷尬。彼時,當年的「七君子」除鄒韜奮病故和李公朴被暗殺外,其餘5位中有4位都擔任了部級以上高官——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沙千里任商業部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部長。唯獨學位最高、年紀最輕的王造時卻被冷落在一邊。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在復旦大學政治系謀到了一個教授的職務。

另一件更加明顯的例子是,王造時曾一度找到上海副市長潘漢年,要求為黨做點事情,「說現在蔣介石與孫立人不和,孫立人有兵權,美國人也支持他,他(王造時)與孫立人又是清華同學,所以請求組織允許他到台灣去,策反孫立人。」長期研究王造時的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何碧輝說。

不顧個人安危,主動提議,卻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回復。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中國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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