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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叛逃者成為冷戰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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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這個詞一直掛在大家嘴上,但知道冷戰是怎麼開始的人大概並不多。

就在大家關注伊拉克戰爭的2003年6月,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加拿大渥太華市政府在該市的督唐納德公園,安放了一塊紀念銘牌。將近一年後的2004年4月,加拿大聯邦政府在同一地點也安放了一塊紀念銘牌,紀念的是同一個人,他的名字叫伊戈·哥薩柯(Igor Sergeyevich Gouzenko),前蘇聯的一個叛逃者,他的叛逃成為冷戰歷史上第一個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一些歷史學家們認為,正是哥薩柯叛逃事件啟動了冷戰。最後大家同意,怎麼也該為他,也就是為一個歷史轉折點,立個碑。

伊戈·哥薩柯1919年1月13日出生在前蘇聯,1943年開始,他在加拿大渥太華使館工作,具體工作是為蘇軍總參謀部的情報總局(GRU)擔任密碼員。這個位置使他能接觸蘇聯針對西方國家的間諜網。二戰結束之際,他得知自己即將調離回國,他不願意回蘇聯,隨即作出了一個危險的決定,他決定帶着家人叛逃。

1945年9月5日夜晚,哥薩柯趁黑帶着一個公文包,內藏密碼本和一百零九份涉及前蘇聯在西方國家間諜資料的秘密文件,步出了蘇聯使館大門。下面的遭遇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哥薩柯先是直奔加拿大皇家騎警隊(RCMP),警官卻根本不肯相信他的故事。官方警察部門不接納,他還能去哪裡?他決定訴諸媒體,把事情鬧大,他就有安全。於是他轉而投奔《渥太華時報》,誰知夜報編輯對他的故事毫無興趣。編輯告訴他,你應該去司法部的。他又夜奔加拿大司法部,那裡沒人值夜班。這個時候,他一定是真的害怕了。他不會料到是這種結局,這是在蘇聯絕不會發生的事情,加拿大真是個無可救藥的天真國度。他只能趕到住處,一棟公寓大樓,就是這棟公寓對面的公園,今天安放着關於他的紀念銘牌。哥薩柯把家人藏在鄰居家,然後通過鄰居家大門的鑰匙孔,眼看着蘇聯使館來人破門進入他的住處,直到警察趕來他們才匆匆離去。

第二天,哥薩柯帶着文件再次來到司法部,這次他被接納了。因加拿大屬英聯邦,也由於文件涉及面廣泛,所以,牽動了英國軍事情報部門MI5(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5),也通知了美國的聯邦調查局(FBI)和安全局(CIA)。在各方審看文件期間,哥薩柯被轉移到距離渥太華不遠的一個秘密營地保護起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仍然是不安全的。

當時日本宣布投降還不到一個月。二次大戰中,西方民主國家和蘇聯組成盟軍對抗共同敵人的侵略。在加拿大總理金(William Lyon Mackenzik King)眼中,哥薩柯假如是德國叛逃者,事情就簡單,現在發生在「盟友」之間,就是個外交麻煩。雖然哥薩柯帶來的資料已經充分說明對方的危險性,可是,金總理的外交原則仍然令他感覺無從應對。他下令加拿大政府不要介入此事,也就是說,不要給叛逃者提供保護。幸虧他的下屬沒有執行此令,哥薩柯才得以和妻子一起在加拿大生活,養大了他們的八個孩子。他寫過兩本書,一本是得獎小說,另一本就是講自己叛逃經歷的非虛構作品《這是我的選擇》(This Was My Choice)。

哥薩柯事件首先給加拿大帶來了深邃影響。如金總理在當天所寫:「如同在所有的一切之上,當頭扔下一顆炸彈。」根據哥薩柯提供的證據,加拿大立即逮捕了三十九名間諜嫌疑,其中十八名後來被法庭定罪,其中包括加拿大共產黨在國會唯一的一個代表。後來加拿大組成皇家調查委員會,專門對哥薩柯事件以及蘇聯在加拿大的間諜網進行調查。歷史學家甚至認為,正是這一事件,把加拿大的安全情報系統引入了「現代」運作。加拿大從此不再有古典天真。

這一事件在英國和美國引發了更強烈「地震」。根據哥薩柯提供的情報,這兩個國家無疑也被蘇聯情報系統嚴重滲透。英國最著名的案件,就是德裔英國公民,出色的理論物理學家克勞斯·福柯(Klaus Fuchs),為蘇聯竊取核機密而在英國被定罪。

克勞斯·福柯出生在德國,1932年在德國加入了後來轉為共產黨的社會民主黨。一年以後,他遭遇納粹暴力,逃往法國,繼而移民英國,在那裡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二戰期間,作為敵國公民他被在一個島上隔離過一段,然後,他獲得信任,參加了英國的原子彈研究計劃。1942年他加入英國國籍,也簽署了「國家安全保密協議」。根據GRU的文件,他在此之前已經通過一個原來德共朋友的牽線,成為蘇聯間諜,此後與他接頭的也是一個德國人,是為蘇軍情報局工作的德國女共產黨員。克勞斯·福柯也輾轉美國的幾個州,參加了著名的試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之後還參加了研製氫彈的工作。由於他的存在,蘇聯對美國的核計劃以及核打擊能力,一直了如指掌。

克勞斯·福柯在1946年回到英國就開始接受英國安全部門的調查,可是,在英國的司法制度下,調查曠日持久,他的認罪和定罪,都已經是1950年的事情了。他被判處十四年徒刑,只坐了九年多牢就被釋放。此後他移居東德,據一些記錄,他還在東德為中國的一些核科學家教過課。

冷戰是從西方國家被蘇聯間諜大規模滲透的暴露而開始的。

雖然伊戈·哥薩柯事件深度涉及美國,畢竟是個加拿大案件。可是,就在加拿大司法部接收哥薩柯文件的整整兩個月後,類似的事件也在美國發生了。1945年11月6日,一個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的美國女間諜領導人伊麗莎白·柏特麗(Elizabeth Bentley)向美國聯邦調查局自首。哥薩柯事件尚在調查,又在美國本土炸響這顆炸彈,確實非同小可。她的自首,牽出了一大群為蘇聯工作的美國間諜。

非常不同的是,柏特麗是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1908年元旦出生。家族移民來自英國,1933年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學習英語、意大利語和法語等三種語言的獎學金。她在意大利住了一段,先是參加了法西斯組織,又在男朋友的影響下跳到政治上的另一個端頭。1935年,她加入了美國共產黨(CPUSA)。

1938年,柏特麗在紐約找到一個和意大利語有關的工作,這個工作單位涉及在美意大利人法西斯組織的活動。她向自己的共產黨組織彙報,主動要求做一個卧底間諜,組織上派給她一個間諜領導人格羅斯(Jake Golos),他是蘇聯內務部(NKVD)在美國最重要的間諜之一,格羅斯移民美國後,在1915年加入美國國籍。柏特麗和格羅斯很快有了戀情。直到兩年之後,她才知道格羅斯是為蘇聯工作,換句話說,這時她才明白,自己早已成了「蘇聯間諜」。

美國是一個容許外國集團合法政治遊說的國家,也就有一大批人,名正言順地在為外國政府工作。為了把間諜行為從合法行為中嚴格區分出來,1938年美國通過了《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ration Act)。1940年,負責執法的司法部,迫使格羅斯登記了自己作為外國代理人的身份。如此一來,格羅斯就在更為嚴格的法律監督下。要再像以前一樣掌控龐大間諜網,顯然就不「安全」了。於是,他的身份和工作就逐漸轉給了柏特麗。就這樣,柏特麗成了代號為「聰明女孩」的蘇聯在美最重要的間諜網領導人。情報內容也大量是美國的軍事情報。

凡事離不開「時間、條件、地點」。那是一個非常困擾的年代。

柏特麗後來自己也寫了書,名為《解除束縛》(Out of Bondage)。另外有一個作家Kathry S. Omsted為她寫過傳記:《紅色間諜女王》(Red Spy Queen)。在這本書里,這位傳記作家稱這一大批間諜為「浪漫理想主義者」(romantic idealists),不能說沒有道理。

他們大多為一個絕對平等的浪漫共產主義理想所吸引,這個理想上世紀初在美國也曾隨着工人運動而聲勢強大,也因理想在蘇聯取勝而振奮。但共產主義在美國仍然並非主流,有着對它的各種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二次大戰開始,美蘇成為盟國盟軍並肩作戰,這樣的反對聲音就幾乎自動消失了。

不論從理論還是現實,我們直到現在好像常常還是只能用兩分法——左和右——來描述複雜的政治關係。這是一個定義含混的劃分。尤其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時好像蘇聯就是「左」的代表,而希特拉這樣的就是「右」的代表。那麼英美這樣的民主國家算什麼呢?即便把前二者送入「極左」、「極右」兩端,難道英美和納粹當歸為一類,只是「溫和」與「極端」的差別嗎?

二戰結束之後,德國的納粹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至少暫時消退了,不再成為一個威脅世界的國家力量。卻立即出現冷戰對立雙方,也就是對立的蘇聯和西方民主國家。至少從理論上、在大家含含混混的概念中,接着二戰似乎續上了一個新的「左、右」對立關係,我總覺得是「something wrong」,哪裡肯定不對了,至少是簡化了歷史。但是,這至少對於蘇聯陣營的宣傳是非常有利的。好像是蘇聯陣營原地不動,順理成章保持原來「反法西斯陣營」名號,而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理所當然地因與蘇聯對立,而被送到原來法西斯的「右」的位置上。相信共產主義學說的人們,邏輯很容易就順過來:一個在法西斯倒台後就接着和我們對立的,不是又一個法西斯還能是什麼?更何況,列寧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學說,不僅是理論,已經上升到政治信仰,信的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必定」要走向「具有侵略本性的帝國主義」。

仔細想想,這個定位概念,對二戰之前的西班牙內戰以及佛朗哥政權的複雜性,起了重要的現實範例的作用。西班牙在內戰前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在結束君主制之後,開始民主選舉,可是卻沒有一個成熟的社會和政治理念在背後支撐,結果一方選上推行的措施,是另一方絕對無法接受的,國家就在兩極跳躍中推向極端,最終在野一方感覺連安全可能都無法保證。1936年左翼選上之後局面大亂,最終在議會的一名右翼議員被殺之後,導致在野一方起兵。

西班牙內戰其實是二戰前發生在一國土地上的國際大戰。共產國際動員了全世界(包括中國)的成員組成國際縱隊支持西班牙共產黨,美國支隊成為主力,許多美國人血灑西班牙;而希特拉的德國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支持了佛朗哥。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卻因為交戰雙方都是它們所不贊同的極端,因而按兵不動沒有介入。西班牙內戰對美國左翼帶來的強烈刺激,久久不散。

最難以解釋清楚的是,假如不了解當時的西班牙國內政局,僅從表面上看,包括共產黨的左翼是通過民主選舉執政的,而佛朗哥是一個得到法西斯國家軍事支援的右翼政變。所以,共產國際舉的是保衛民主的大旗,共產主義的浪漫理想和民主口號在這一點怦然結合,因而,才能夠在全世界吸引如此眾多的理想主義者,願意死在和他們毫不相干的戰場上。而內戰後的西班牙更有另一層複雜:事實上佛朗哥和希特拉、墨索里尼卻並不能畫等號,佛朗哥的西班牙不僅在二戰中保持了中立,尤其在後期,還實際幫助了盟軍,甚至為德國猶太人的逃生大開方便之門。在二戰後,西班牙是對外開放的。美國政府看到這一點差別,二戰後最早和佛朗哥西班牙開始關係逐步正常化。可同時佛朗哥在國內仍然鎮壓左派。在美國共產黨眼中,美國政府戰後和佛朗哥西班牙的交往,是坐實了美國將走向帝國主義的列寧理論,暴露了資本主義和法西斯為一路的真面目。蘇聯人有這樣的信仰,一心支持自己的政府,心理上就比較順理成章。問題是一大批美國左翼怎麼辦?他們不信任自己國家的理念,認為站在愛好和平的蘇聯一邊是正義的,陰差陽錯,就有一批人成了蘇聯的卧底間諜。雖然美國蘇聯一度是盟國,可他們當然一開始就知道為外國政府盜取自己國家的情報,這是違法的。在冷戰開始後,這就更明確是與自己國家為敵的行為。

類似的邏輯也曾是上世紀初大量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他們更是長期被國家的內憂外患所刺激,信仰使得他們在國民政府卧底,收集政治、軍事情報,甚至成為顛覆政府的武裝力量的朋友,或者成為他們的「地下工作者」。

對於二戰後的主流美國來說,蘇聯和納粹德國在內政制度上,有着許多相通的地方;而蘇聯陣營「解放全人類,赤化全球」的美好理想,在對方看來,就是有武力輸出革命打上門來的潛在戰爭危險。冷戰雙方思維方式完全錯位,雙方的感覺是雞鴨互不相通的。而這個時候,一場導致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核武器的威力使得所有人都籠罩在世界末日可能來臨的恐怖中。因此,如何保持核機密成為二戰後最焦慮的事情。在蘇聯擁有核武器之後,1962年蘇聯暗自在古巴部署導彈,最大射程為四千五百公里,射程幾乎涵蓋美國所有重要城市,包括首都華盛頓。預警時間只有五分鐘。蘇聯還同時在古巴部署了轟炸機。雖然危機最終在十三天內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但是,在當時的美國哪個敢保證,核武衝突,卷進雙方陣營的各個國家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一定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呢?尤其在朝鮮戰爭之後,威脅就更為現實了。美國當時的中小學,常規的突發災難訓練之一,就是核彈爆炸了怎麼辦。

與此相對應的是,蘇聯間諜的一大目標,就是包括核機密的軍事機密。

柏特麗的自首隻是一個偶然。她自己酗酒,也有精神方面問題,蘇聯一方面對她不放心,一方面也盼望跳過柏特麗,直接掌握她手中的間諜網。她和蘇方衝突日劇,開始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聯繫人也確實在建議「擺脫她」。就在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她發現自己的一個間諜,美國共產黨黨報的編輯Louis Francis Budenz,因為信仰改變已經自首。這終於推動柏特麗也走出向聯邦調查局(FBI)自首的那一步。

FBI決定隱下柏特麗的自首,讓她轉而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以獲得更多蘇聯在美間諜的情況。這個決定自然是一個最高機密。可是,FBI還是通知了盟友英國情報部門,誰知英國新建的對蘇情報部門負責人費爾比(Kim Philby),恰是為蘇聯服務的雙面間諜。他向蘇聯通報,蘇聯立即切斷了和柏特麗有關的一切聯繫。直到1963年費爾比逃蘇,柏特麗自首被暴露的謎底才算揭曉。在當時,這個最高機密如此輕而易舉就立即泄了密,對FBI帶來的恐懼和刺激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美國發現自己的司法制度,要處理核時代的間諜危機,顯得十分軟弱。核武時代,外部威脅千萬倍暴長,但是,要給間諜定罪卻難上加難。

柏特麗交出的間諜名單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三十七名聯邦政府的僱員。這個名單和FBI掌握的一些間諜,以及伊戈·哥薩柯提供的名單有一部分重合,所以,FBI從一開始就判斷這是一個真實名單。這個判斷在蘇聯解體之後、在一些前蘇聯情報官員的回憶中,也再次得到證實。

可以想像,假如是在蘇聯陣營,事情一出,可以大逮捕大清洗。蘇聯政治大清洗在上世紀初就大規模演出過,對於清洗製造的大批冤案,它在制度上沒有什麼約束和顧忌。立國之初,美國就建立在一個非常理想化的治國理念上,打算讓民眾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盡最大可能避免冤案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措施。因此,作為憲法修正案的權利法案,十條中就有五條涉及被告權利,其中第五條有一句是:被告「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中自證其罪」。因此,在美國給間諜定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除非是你在交接情報的時候當場拿獲,否則很難說服陪審團,不可能按照一個人的揭發舉報就定間諜罪。根據「第五條」,你也不能強制他坦白,所謂「自證其罪」。美國法庭上,被告、證人說「take the Fifth」(採用第五條),是經常可以聽到的一句話。

所以,柏特麗間諜名單上的一百五十人,絕大多數在審前的大陪審團面前、在國會聽證會上,不置可否地宣布自己「take the Fifth」,有少數人則宣稱自己無罪。其結果是一樣的,就是無法定罪。也就是說,這些人不僅不能懲罰他們,還必須照常讓他們在原單位上班,包括那三十七名聯邦政府僱員。假如單位把他們調離原來能接觸敏感資料的位置,他們反過來可以告工作單位迫害。

Lauren Kesster也寫過柏特麗故事,書名是《聰明女孩:伊麗莎白·柏特麗》(Clever Girl:Elizabeth Bentley),書的副標題直接點出柏特麗事件的要害,這是「一個引向麥卡錫時代的間諜」(the spy who ushered in McCarthy)。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在一籌莫展的焦慮中,麥卡錫似乎是指出了一個折中的解決方案。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鏡外勢力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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