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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主持人董倩面臨國際制裁 做螺絲釘也是罪惡

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正準備向美國、英國等七個國家和地區申請,依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及類似法律制裁中國央視著名主持人董倩。董倩作為一名記者和主持人為什麼會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指控呢?“保護衛士”認為,董倩涉嫌與中共警方和國保人員合作,為至少五名被捕的“709”維權律師和人士錄製了“電視認罪”的視頻訪談節目,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人權。《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是美國法律,其它六國或地區也有類似法律。一旦申請被批准,董倩將在以上國家被禁止入境或凍結她在這些國家的財產。

在董倩採訪的五名人權捍衛者中,有一位是網名“超級低俗屠夫”的吳淦。吳淦於2015年5月27日被福建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和誹謗罪”刑事拘留。後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8年。2015年8月1日,董倩代表央視企圖為吳淦錄製“認罪視頻”,但因吳淦拒絕配合併當場揭露國保罪行而失敗。2017年,吳淦通過律師發表了《致董倩公開信》,要求她出庭作證,證明吳淦當時被戴着黑頭套到她面前接受採訪。吳淦在公開信中還說,央視是愚民工具,是萬惡幫凶。他質問董倩:卿本佳人,何必從賊?

董倩出生於1971年,199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曾主持過《東方時空》、《焦點訪談》、《新聞會客廳》、《面對面》等央視欄目,其主持風格冷麵,缺乏人情味。今年初,四川涼山森林大火致使26名消防員死亡。董倩在央視《面對面》欄目“森林大火中的消防員”節目中,董倩向一位倖存消防員提問“你跟那個戰友關係好嗎?你想救他嗎?你自責嗎?”主持人董倩因被指博取觀眾眼球,故意造成消防員的二次心理創傷,而引髮網民抗議。

或許有觀眾朋友不贊成“保護衛士”的做法,認為董倩作為央視主持人,只是在根據上級指示工作,制裁她不太公正。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講一個小故事,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思考。1992年2月柏林牆倒塌兩年後,當年守牆的東德士兵亨里奇被告上法庭。案情並不複雜,說的是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士兵亨里奇守衛在柏林牆東德的一邊。突然,他發現有一個人乘着雨霧,攀爬到柏林牆上,企圖逃到西德去。亨里奇毫不猶豫地舉起手中的槍,瞄準那個人扣動了扳機。一聲槍響,22歲的東德青年格夫洛伊被擊斃。但沒想到,僅僅過了幾個月,1989年底,柏林牆就被推倒,東西德統一。格夫洛伊家人控告亨里奇謀殺,要求追究他的法律責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辯護律師稱,亨里奇作為一名守牆士兵,當天是在執行命令。作為一名軍人,執行命令是天職,他別無選擇。他在執勤時,發現格夫洛伊企圖翻牆偷越國境,他只能開槍射擊。如果說有罪,罪不在他。辯護律師的觀點應該說合情合理,因為他是一名軍人,他有權擊斃偷越國境的人。但賽德爾法官並不這樣認為,他指出:作為軍人,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這一點無可置疑。但不要忽視這樣一個細節:作為一名軍人,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當你發現有人翻牆越境時,此時此刻,你在舉槍瞄準射擊時,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利,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賽德爾法官接著說,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最終,法庭以士兵亨里奇蓄意射殺格夫洛伊,判處他三年半徒刑。

根據賽德爾法官的判詞,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保護衛士”要求制裁董倩的行為:強迫當事人電視認罪是一種殘酷的犯罪行為,侵犯了當事人的人格尊嚴,使當事人自證其罪,嚴重影響了當事人的名譽和未來審判的公正性。董倩作為主持人,在明知當事人被迫接受訪談時,她可以依據主持人的職業道德拒絕採訪,因為她應該知道當事人的言論是被迫的,是不真實的。違背職業道德和良知,漠視被採訪人的人權所進行的採訪就是在傳播謊言,是對當事人的政治迫害。如此看來,國際人權組織對董倩採取的行為是有道理的。一些觀眾朋友可能會感慨,如果是這樣,那些中紀委官員、公安、檢察院和法院的辦案人員豈不都應該主動抵制非法的執法行為嗎?當然,這引起一個重要的話題,那就是拒絕“平庸之惡”。

什麼是“平庸之惡”呢?“平庸之惡”的概念,是由美國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提出來的。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對納粹德國黨衛軍中校,把600萬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指揮官艾希曼,以反人道罪等十五項罪名起訴。審判在耶路撒冷進行。艾希曼面對控訴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行事”。他認為,作為一名軍人,絕對的服從是他的天職,他並沒有主動作惡的念頭。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判處了絞刑。當時,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現場報道了這場審判,並於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告》,文中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概念。

在阿倫特的眼裡艾希曼是一個敬業的、平庸的辦公室罪犯,既不充滿仇恨,也不癲狂,也沒有嗜血欲。艾希曼只是極權制度的一個零件,可替換的零件,任何人在他的位置都會那樣做。他沒有親手殺死過一個猶太人。當時的希特拉政府是合法政府,有什麼理由不服從呢?他是個好黨員(納粹黨),愛國者(第三帝國)。一個守法公民,忠於職守。一個慈祥的父親,一個顧家的丈夫;還是一個謙遜的人,一個開車從不闖紅燈的人。一個極其普通的人。耶路撒冷審判和紐倫堡審判、奧斯維辛審判和東京審判不同,它不是審判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國家政要和甲級戰犯,而是審判像艾希曼這樣的小蝦米。這些罪犯都有一個相同的說法:只是履行職責,服從命令。

阿倫特指出:歷史上的大惡很普遍,而納粹的大屠殺是特殊的現象,它不是由狂熱者或反社會者所執行,而是由那些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為。她通過分析艾希曼在屠殺猶太人過程中的行為,得出一個重要結論:當極權主義運動降臨的時候,所有的人實際上都在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艾希曼曾在大屠殺中籤發了數萬份處死猶太人的命令,正是這些命令,使上百萬無辜的猶太人慘死在集中營、毒氣室、焚屍爐里。阿倫特說,艾希曼不是那種獻身於邪惡的罪犯,而是一個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別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恐怕除了對自己的晉陞非常熱心外,沒有其他任何動機。這種熱心的程度本身也絕不是犯罪,······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這就是平庸······這種脫離現實與無思想,即可發揮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表現出其巨大的能量。”可見,阿倫特說的“惡”,就是沒有獨立意識,不思考,不問為什麼,冷漠,麻木,盲從。惡來自於思維的缺失,而不是那些殺人如麻的心理變態。

看看我們身邊的官員、警察、檢察官、法官、律師、政府公務員、城管、教師、醫生等等不是每天都在製造“平庸之惡”嗎?中共的暴政延續至今,與中國人不肯面對的“平庸之惡”有很大關係。放棄思考,選擇盲從,是製造平庸之惡的主要原因。極權統治下,人們停止思考,惟上是從,接受洗腦灌輸,默認配合併成為不道德體制的實踐者,充當權力機器的齒輪、螺絲釘。他們恪盡職守,無條件服從,麻木機械地工作着。正因為這些“平庸之惡”維護着中共極權暴政。亨里奇、艾希曼和董倩的例子告訴我們,無論我們處於什麼時代,無論我們做什麼事情,不要喪失人類基本的良知,不要無視真理的存在,不要喪失對真理的認同和追求,更不要同流合污,即使我們不知道審判什麼時候到來,但要記住:做惡終究要受到公義甚至是良心的審判。

在當下極權主義的中國,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避免“平庸之惡”呢?中國政法大學叢日雲教授給出了答案。他說:人們感嘆,一片漂零的樹葉,無法阻擋洶湧而來的大潮。但即使是一片樹葉,你是否有過掙扎?你向哪個方向掙扎?面對滾滾而來的濁流,如果你不敢積極的抗爭,你還可以選擇消極地抗爭;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達,你可以選擇含蓄地表達;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達,你可以選擇沉默。即使你不去抗爭,但對其他抗爭者,要懷着幾分敬重,即使沒有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後放冷箭,使絆子,助紂為虐。我希望,你們在社會變革的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文明一邊,選擇站在人民一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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