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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壤之別 60年前的先生與學生 梅蘭芳演技不如「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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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俞大縝家喝咖啡

我在北大上的第一課是外語課,老師是個老太太,俞大縝,國民黨那個俞大維的妹妹,曾國藩的曾外孫女。老太太很認真,也很嚴格,一看有個新同學來,就叫我起來念。我第一天報到,第二天就上課,當時還沒有書,就拿了邊上同學——就是傅作義兒子——的書。念完了,老太太沒叫我坐,說:「怎麼開學一個月了,你連課本也沒有?」我是剛從南方去,普通話也說不好,又不好解釋,就在那裡聽她批評。完了她馬上就測驗。第3天放榜了,成績單公布在圖書館前的那面牆上,我的名字排第一個,鍾文典,59.5,用紅筆寫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3個不及格,我是一個。

第3天又上課了,老太太又叫我起來念書,我念完了她說:「你的發音不錯,就是說得太快了。」然後又問我:「你現在有書了沒有?怎麼回事?」我就把情況告訴她。老太太人很好啊,就說我錯怪你了。後來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裡去,沖了一杯咖啡給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她家裡。當時北大師生是這樣一種關係。

俞大縝先生這個人很耿直。後來羅爾綱先生研究太平天國,寫了《李秀成偽降考》,受到批判。俞先生就出來作證,說李秀成的確是偽降,她說我聽我的先輩說過,李秀成勸曾文正公做皇帝,他是想策反,曾文正不敢。當時正在批判(羅爾綱)的風頭上,她敢出來作證,那是很不容易的哦,而且她還去找周總理說理。

曾國藩的曾孫曾昭掄那時也在北大,是教務長。他不是搞化學的嘛,一天到晚穿黃呢大褂,上面有很多洞,都是化學藥品搞的。他剛上班的時候有個笑話,門衛守住門不讓他進。他是教務長,要上班,為什麼不讓他進?穿的是破大褂,兩隻鞋穿反了,人家一看以為他神經不正常。後來有人說這是教務長啊,你不讓他進?才放他進去。我聽過他的演講,在大禮堂,差不多坐滿人了,站着聽的都有。當時北大每天差不多十幾二十場講座,隨你聽,擠破人的有,十幾個人的也有,照樣講。不會像現在這樣正規,一定要到多少人數,十幾個人好像就不行。

跟沈從文淘文物

大學國文第一課,是沈從文先生上的。沈從文我們大家都知道啊,一看,沈先生是這個樣子:很清瘦,個子不高,戴了一副近視眼鏡,外面穿一個大褂。他講課像他人一樣,慢條斯理,有時候講着講着自己還笑一笑。所以他給我的印象是溫文爾雅的一個君子。我上了他一個學期的課,聊過幾次。

解放以後沈先生沒有工作,後來是鄭振鐸幫他安排到故宮博物院。文學搞不了他就研究古代服飾。但他研究什麼成什麼,他那個服飾史現在也沒人超過他,是吧?

1954年,學校(廣西大學)叫我去買些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宮博物館。他們說這個你要問沈先生。一看,他就在那個大廳的角落裡。我馬上過去,叫了一聲先生。他抬頭看,我向他鞠了一個躬。他說:「你是誰呀?」我說我是你的學生。他有點印象,就問我找他幹什麼,我說學校給我2000塊錢買文物,要建文物室。

因為我們是師生,他很坦率,說你不懂,你明天8點鐘來,我帶你去。第二天就帶我從故宮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廠。我請他坐黃包車他不坐,一定要走路去,故宮到西琉璃廠蠻遠的啊!一連3個上午,他一家家挑,一件件比,再一件件砍價。用完2000塊錢,他就去監督人家裝箱,然後跟我說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幫你做得了!

結果為這些文物,沈先生先後來了6封信,都是蠅頭小楷,毛筆字寫得很清秀。我臨走時,他還送了一塊自己的唐代銅鏡給我們文物室。1960年還是1963年,他來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興,說,「我這個破銅鏡也在!」我特地用個玻璃盒裝起來的,註明是沈從文先生捐。文物室還有一套錢幣,從古代的一直到清代的銅錢、鈔票都有,他說這一套我們當時沒有買啊。我說這一套你記得沒有?我們交易最多的那一家文物商,他送了一套到我家裡。當時標價不高,24塊錢。

沈先生,一直到現在我都想念他。我1988年去寶雞開會,在火車上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很傷感,一到寶雞就寫了一篇回憶他的文章。

請胡適給小學題字

1946年10月,胡適先生主持了北大的開學典禮,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胡適先生,後來就見多了。有一天我從圖書館出來,往北走,他從他那個辦公室繞道往南來,剛好就在圖書館那兒相遇。我向他鞠個躬,他也脫了帽回禮,很客氣地問我:「你有什麼事要我幫忙么?」我說:「報告校長,沒有什麼事。」

剛好那時候我家鄉辦一個小學,用我祖父的名字命名。我一個堂兄的母親去世了,把剩下的幾十畝田捐給小學作辦學經費。我跟堂兄談了這個事情,我說胡校長儘管那麼有名,但對學生還是非常客氣的。他說那你請他幫忙寫個校名啊。我就拿了那個校名的條子,在他辦公室外轉悠了3天。第3天碰到他了,他也幫忙寫了「定榮紀念學校胡適題一九四七」。

後來我在北大讀研究生、當助教,就住在胡適先生對門。他妻子江冬秀人胖胖的,胡先生對她很好。有時候他們出門來,胡先生拿把紙扇,穿着大褂,江夫人穿着布鞋、白襪子,頭上還插着花,兩個人就這樣慢慢走。

胡先生當時沒開什麼課,外國學者來,他就去介紹一下。但他演講很好,我聽過。他做校長有點無為而治,真的是兼容並蓄。天主教會一個美國神父,在紅樓西邊的教室做報告講解放區怎麼怎麼不好。但是在東邊,地下黨進來了,就在那兒講解放區怎麼怎麼好。我先去聽西邊的,因為對教會我從來沒接觸過。很多教徒在那裡念「阿門」,低着頭,閉着眼睛,嚇了我一跳。又到東邊去聽解放區那邊怎麼樣。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兼容並包。

後來國共內戰,快打到北平了,學校分成兩派,一派主張遷校,一派主張留守。胡先生在紅樓擺兩個桌子、放兩個本子,贊成遷校的反對遷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見,記下來。後來反對遷校的占多數,所以沒遷。胡適先生本來不想離開北平,後來鬧得厲害,他就走了。

錢端升一堂課只講10分鐘

那時候解放軍已經圍城了,學校里就搞護校運動,名頭叫「保護老教授」,實際上就是穩住老教授,不讓蔣介石搶走,所以每個教授家都住了四五個同學。我當時分到楚辭專家游國恩先生家裡。那時教授的房子也不大,游先生睡床上,我們就睡在他床前,吃飯也在他家裡,游先生後來就留下來了。解放以後周總理到北大和資深教授開會,30幾個人吧,坐下來第一句話就說:「可惜胡適走了,要不走,北大校長還是他來當。」說明共產黨原本還是對他寄希望的。這是後來錢端升先生告訴我的。

錢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較重,所以你聽他的課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聽不懂。他是當時國民參政會3門大炮之一,他一個,許德珩一個,周炳琳一個,經常向國民黨開炮。所以他上課議論時政牢騷很多,見了桌子罵桌子,見了凳子罵凳子,有了新聞先發一頓牢騷,然後一看錶,還有10分鐘下課了。一講課,底下大家誰也聽不懂,所以有同學遞條子給他:「臨表涕零,不知所云。」——《出師表》里的話。他看到這條子也搖頭笑。

但是我想,錢先生是國民黨那時候30多個院士之一,美國人經常請他去講學,他的著作也不少,說他沒有學問沒道理。所以我就下決心聽聽他那10分鐘課,一試,你只要認真聽進去了,可以給你很多啟發,他真是有大學問的。

我跟胡適先生的大弟子羅爾綱比較熟。羅先生做學問很紮實,人也很隨和。他能得到胡先生的欣賞是因為幫胡先生做他父親的文稿。胡先生父親的字很難看懂,找了幾個人都做不下去,羅先生在那裡搞了一年多,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先生很欣賞他。

羅先生的《師門五年記》本來叫《師門辱教記》,後來胡適先生幫他改了(書名)。胡先生在台灣做60大壽的時候,自己出錢印了400本,來祝壽的每個人一本。後來大陸批判胡適,羅爾綱說我不批判。消息傳到了台灣,(有人就告訴胡適)說羅爾綱也批判你了。胡先生很坦然,說爾綱不會這樣做的,我相信他是違心的。這話又傳了回來,傳到羅先生那裡,羅先生整整一天不說話,在那裡流淚。

吳之春只剩一個學生也上課

當時有個吳之春先生,教西洋思想史的,原來是清華大學教務長,湖北人,70多歲,身體不太好,上他的課分數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業都及格。他開選修課,選的人很多,我記得第一堂課交選課單時,80多個人;第二堂來聽課的,20多個人;第三堂,5個人,其中有一個是我。第四堂課我琢磨還去不去,後來一想,5個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兒一看,就我一個人。我想走,吳之春先生來了。他一上講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話問我:「你還來啊?」我說,吳先生,我在聽。他說你不要來了,以後到我家裡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3、4兩節課到他家裡去,就是面對面聊天,能學到很多東西。那時候北大是你愛聽就聽,不愛聽就不聽,作業做好就得了。當然那時候作假的人也少。

西洋思想史專家吳恩裕先生——他也研究紅樓夢——跟我無話不談。他愛聽京劇,我也愛聽京劇,有時候他買到兩個留聲機片子,馬上就跑到宿舍來找我:「文典,今天晚上來啊!」到那裡去,一杯清茶,有時候兩個燒餅,我們就一起聽京劇。

當時俞平伯還在,賀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不修邊幅。學校有個郵電所,很多老師、同學在那兒寄信,他近視眼,一進去把兩邊的人都擠開了,他先來。我說這不是俞先生嘛,他好像也蠻不在乎。

我在歷史系讀了一年,因為我對外交史、國際法有興趣,系主任鄭天挺先生說,既然對外交史有興趣,轉到政治系去吧。他還幫我去政治系聯繫,政治系主任王鐵崖先生同意了,所以我就轉到政治系。當時是沒有門戶之見的。

賣了褲子衣服去聽梅蘭芳

我感覺在北大最受益的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塊兒閑聊,特別是讀研究生那段。那時宿舍裏面12個小房間,一人一個房間,樓下一部公用電話,還有小廚房、衛生間、洗澡間。每天下課了回來休息,或者吃完晚飯,一人一張扶手椅,就在宿舍前的院子里,捧着開水開始瞎聊了:我今天看了什麼,我是怎麼看的;我今天讀了什麼書,我是怎麼感覺的;我今天聽了誰的報告。就在那兒聊,一聊一兩個鐘頭。哎,我就感覺我也聽了那個報告、讀了那個書。

那時候周末活動也很多。我是南方去的,一到周末就去遊覽。北京城的老城門,還有那些老街道、老市場、廟會,我都去過。我們還組織去游長城、香山、頤和園。有時候去聽京劇、相聲,有時候去趕廟會,吃街邊燉的羊雜牛雜。

「解放」後,梅蘭芳、周信芳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我跟幾個同學很高興,但是沒錢買票。怎麼辦呢?我就賣了兩條褲子一件衣服,連夜去排隊買票。我們買的樓座,坐成一排。梅蘭芳「解放」以後經常聽,到底老了,比不上以前了,以前灌的片子那的確是唱得好。馬連良啊,楊寶森啊,葉盛蘭啊,這些都聽過。

侯寶林的相聲,當時5毛錢一張票。現在說相聲沒有誰能比得過侯寶林,老前輩就是老前輩啊,那功夫真的不一樣。他的相聲生活氣息比較濃,說出來的東西就跟你很接近。現在的相聲我不願意聽,他不是說,是喊,老在打鬧,沒意思。侯寶林跟郭啟儒就不一樣,就站在那兒說,一聽起來味道很足,沒有人比得上他們。

講述者:鍾文典,1924年生,1946-1950年先後就學於北大歷史系和政治系。1950年畢業留校,任明清史專家鄭天挺的助教,並攻讀他的研究生。1952年,應廣西大學校長楊東蒓之邀,回廣西任教。以研究太平天國著稱,曾任中國太平天國研究會會長等職。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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