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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雨風腥 中共建政後殺人統計

——原標題:血腥中國六十年

2009年,中共慶祝建政六十周年,舉行盛大閱兵式。但眾所周知,正是在中共國成立之後,中共開始了以大規模殺害平民為暴力統治的專制制度。無數中國人的鮮血,染紅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殘忍的一頁。下面這些數字和資料,是平常讀書閱報中隨手摘錄,它只是共產邪惡的冰山一角: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國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發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導致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有2,000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現華盛頓自由亞洲電台副台長)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到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Mark Kramer: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兩階段進行的“鎮反”,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餘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餘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分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分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飢餓死亡了3,000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700萬人死於飢餓。”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000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六十年代初死於飢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志”,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數據翔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數據。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鍊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河南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在安徽,“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300萬人,結果死於飢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100人餓死,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飢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000餘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0,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說,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人餓死。在當時有1,600萬人口的貴州,“約有100萬人死於飢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貝克爾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死亡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140萬人死亡。

2008年,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花了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香港出版。這本長達1100頁、80萬字的專著,被專家評為迄今對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發生原因,最詳盡、深入的調查報告。楊繼繩的結論是,中國當時有3,600萬人餓死。

該書提供很多第一手資料:河南信陽地區,因饑荒而發生大量人吃人現象。在餓死人最多的三個縣(光山、淮濱,商城),楊繼繩採訪到的很多人都說,當年要麼自己家吃過人,要麼被人吃了,要麼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安徽毫縣,全縣超過20萬人餓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後,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面。”

該書提供了一個以往這方面專著都沒有的信息:在當時中國發生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里,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887億斤。即使到饑荒最嚴重時,中國仍有403億斤庫存糧,照當時標準,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有評論說,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這些數據更證明,這完全是一場人為政策造成的大眾死亡。

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學學者金輝,他在該校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專文中說:“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3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共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從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起碼在3,000萬左右,而且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場“人禍”!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道中引述的數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400人被批鬥,其中2,9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中國學者中,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她於2003年寫出50萬字的《文革受難者》專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個案。據該書列表,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紅八月”時,每天打死人數都在三位數;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綜合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布。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里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周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華社記者(六四期間擔任該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在香港出版了《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該書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六四事件死亡人數有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這個數字顯然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2,700人少很多。

第六,在內蒙、西藏、新疆的屠殺

在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也數量驚人。據1980年的《中共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在文革中,因內人黨冤案,內蒙有34萬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圖克公社,2 ,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內人黨(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嚴重傷殘270人。據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文革中,內蒙有5萬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況更嚴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鎮壓,據西藏軍區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藏人起義被鎮壓後,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

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研究:“藏人在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拉薩郊外的扎奇(Drapchi)監獄,關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餓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數字指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降至250萬,下降率10%。達賴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在中共統治下,西藏人因飢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佔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區全民暴動,起因是飢餓。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採訪時說,“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當幾千飢餓的民眾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幾百人被打死。隨後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初,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報告,有三千到五千維族人被逮捕,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幾小時;“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總結: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在中共國成立這60年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飢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飢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000萬。”(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500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道“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000萬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無數人成為終生殘廢;數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幾代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無論現在中國在經濟方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個殺人政黨的延續。而只要這個政黨繼續統治中國,屠殺就不會停止。

2009-9-30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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