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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

反右派鬥爭的遠因

1957年發生反右派鬥爭不是偶然的。第一,這是中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候的猛烈爆發;第二,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一同致力於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主要代表的民主黨派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候的猛烈爆發。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政權的前夕,提出了一個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不言而喻,這是把知識分子看成一個有待團結、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異己的力量。這一方針的核心和重點,是“改造”這一項。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簽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在全國知識界開始了歷時近一年的思想改造運動。運動的目標,就是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自尊心、正義感和獨立精神,使之產生一種原罪感和負罪感,感到自己的出身、教養、經歷、社會關係和世界觀……無一不是有罪的。在運動的進行中,普遍採用侮辱人格的手段。史學家顧頡剛1952年的日記中記下了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感受:李琦同志因本組同人認識不夠,批評不真切,幫別人提意見亦不足,破口大罵,真有“到此方知獄吏尊”之感。(7月30日)學委會派來幹部,每盛氣凌人,一副晚爺面目,自居於徵服者而迫人為被征服者。(8月8日)

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感覺,就好像獄囚遇到了獄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樣。經過這樣一番改造,一些膽戰心驚的知識分子只好努力去做一個偽君子,以保平安。這也正是思想改造運動所要達到的目的。

對知識分子更沉重的一擊是1955年的肅反運動。這場被稱為“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是緊接着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這場文字獄開展的,遍及全國黨政軍機關,人民團體、大學師生、中小學教職員工、工商企業、文化團體……都在緊張進行。列入“肅反對象”的多達一百四十萬人,占當時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四分之一以上。從胡喬木為人民日報(1957年7月18日)撰寫的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中可以知道,在這數以百萬計的肅反對象中,查出了“現行犯有三千八百餘名之多”,另外還查出了“歷史反革命分子”八萬一千多人。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是指1949年以前在舊軍政機關擔任過一定級別以上官職的人。而在占肅反對象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那一百三十多萬人,不但沒有現行問題,就是在履歷表上也沒有任何“反革命”記錄的。把他們列為肅反對象來審查,來鬥爭,只能說是斗錯了,肅錯了。不用說,這被錯斗錯肅的一百三十多萬人,當然是滿腔的委屈和怨恨。

肅反運動是1956年基本結束的。正好這時候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表示出一種廣開言路的姿態。於是,這一百多萬被錯斗錯肅的人中間,就有許多人趁此機會訴說冤苦了。這表現為當年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一個大矛盾。

概括地說,經過從思想改造運動到肅反運動這些不間斷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受到了直接或間接的打擊。因而就形成了“黨和非黨群眾特別是非黨的知識界的某種緊張關係”。

怎樣解決這一矛盾,緩解這種緊張關係呢?在知識分子這一方,希望對於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所受到的無端傷害,給他一個說法,還他一個公道。他們對於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按照自己最大的好意去理解,以為肅反之類的政治運動,正是整風運動所要反對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集中表現,以為自己蒙冤受屈的問題可以在整風運動中得到解決。殊不知這並不符合毛澤東整風的本意,毛最終是用反右派鬥爭來解決這一矛盾,把訴說冤苦定性為倡狂進攻。由此可知,反右派鬥爭是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的猛烈爆發。中國的民主黨派是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代表,他們不滿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也同共產黨保持着距離。當國共兩大黨的鬥爭激化起來,在“二者擇一”的條件之下,多數選擇了共產黨,追隨共產黨投身於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鬥爭。共產黨在同國民黨的殊死鬥爭中,大敵當前,也很需要民主黨派的合作,至少在影響敵占區人心向背這一點上他們能起的作用甚大。在這個時候,對他們即使有所不滿,也是採取一種忍讓克制的態度。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關於對中間派和中產階級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說:對民主同盟的恢復活動,對李濟深等國民黨反蔣派,對在美的馮玉祥,對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派,不管他們言論行動中包含多少動搖性及錯誤成分,我們應采積極爭取與合作態度,對他們的錯誤缺點,採取口頭的善意的批評態度。

可見是十分注意不要得罪這些同路人,而在心裏卻早已打定了勝利之後跟他們分手的主意了。蘇聯解體之後,從公開的秘密檔案中可以看到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斯大林的電報,其中明確提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以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斯大林沒有同意這個意見,他在複電中表示,“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着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它們還將長期存在,……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一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這大約是幾年之後毛澤東提出“長期共存”方針的最早淵源。

中國的那些熱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是因為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政治主張,才組織民主黨派,才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才因此和共產黨走到一起來的。當國民黨的統治即將被推翻的時候,他們曾經幻想可以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了。1948年10月,羅隆基以民盟留滬中委的名義,“寫了一個向中共的建議書,主要內容為:⒈內政上實行議會制度;⒉外交上採取所謂協和外交方針(即對美蘇採取同樣友好方針);⒊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黨的自由;⒋在盟內的共產黨員應公開身份,黨員和盟員避免交叉”。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所不能接受的。

國民黨被趕出了大陸,沒有了共同的敵人,共產黨和這些民主黨派的矛盾就尖銳了起來。其實,共產黨早就預計到了這一點並且決定了對策。1947年12月17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

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現在回頭看就很清楚了:從這個文件發出之日開始,到反右派鬥爭為止,十年之間,共產黨就是按照這個態度處理它和民主黨派的關係,一步一步實施這個既定方針。到了1957年,矛盾積累到了極點,終於給了他們毀滅性的一擊。這些民主黨派從此名存實亡,不再是一種多少有一點獨立性的政治力量了。

反右派鬥爭的前奏曲: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開始了整風運動。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以《這是為什麼?》為題的社論,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寫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開始了反右派鬥爭。就內容和性質來說,反右派鬥爭首先是算前一階段整風運動的賬,所以有“由整風轉變為反右”一說。就時間順序來說,也可以說整風是反右的前奏曲。我們在探討反右派鬥爭同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之前,要先看看整風運動。

就我看到過的材料來說,最早提出要在1957年開展一場整風運動的,是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

這次中央全會是在蘇軍坦克開進布達佩斯鎮壓起義之後幾天召開的,聽取了剛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少奇的報告,劉介紹了他如何同赫魯曉夫商討處理波匈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的情形。可以認為,這次中央全會就是為了討論波匈事件而召開的。匈牙利事件給了毛澤東極大的刺激,他當然極不願意在中國也出現這樣的事件。他在會上提出開展整風運動,就是為了避免在中國也出現匈牙利事件的一項措施。為什麼開展整風運動可以避免出現匈牙利事件呢?毛在1957年6月8日寫的發動反右的黨內指示中作了這樣的說明: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

後來在反右派鬥爭中即照此辦理,在一些地方製造出“許多小‘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案是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因升學問題上街遊行,被人為地製造成一起民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處死了三個無辜者。這一案件有助於人們對毛澤東這篇文章的理解,他說的“主動整風”,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對於這次計劃中的整風運動的性質和做法,作了十分明確的說明: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對於人們理解整風運動的性質,這一段話真是太重要了:“整風,就是思想改造”。人們對於數年前進行的思想改造運動記憶猶新,而即將開展的整風運動原來也就是這麼一回事。具體的做法,毛澤東說了一項:發動學生斗教員,人人過關。他把匈牙利那種群眾上街的情形稱為資產階級大民主,那麼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就是思想改造運動,以及反右派鬥爭這些了。

毛決定開展整風運動,不僅是因為匈牙利事件的影響,也有國內甚至更是黨內的原因。他在1958年3月19日為重印一批按語寫的說明中說: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倡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他說的“國際方面的風浪”,指的是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國內方面”的“反冒進”事件,顯然更是他希望通過整風運動解決的問題。1955年12月27日,毛澤東為他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第二篇《序言》,談到在這年的下半年,“幾個月時間,就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毛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他就這樣吹響了各行各業全面冒進的號角。

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冒進的惡果大量顯現出來,劉少奇、周恩來這些比較務實的領導人感到形勢嚴峻,提出了反冒進的問題。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這篇遵照劉少奇的指示發表的社論宣稱:急躁冒進已經成了“嚴重的問題”,“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提出“要使我們的計劃、步驟符合於客觀實際的可能性”。毛澤東對這篇社論十分惱怒,在這一天的報紙上批了這樣一些話:“尖銳地針對我”,“既然使幹部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

5月1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的一次全體會議上說:“反保守、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七八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1月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基調也是反冒進,其中提出:發展速度“可以放慢一點”。為了這事,後來毛澤東多次批評他。例如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調侃地說:“恩來在1956年二中全會的報告敢說心裏話,這一點可取,雖然是錯的。”

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目的,據報上刊登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一些黨員的特權思想,從而改善執政黨的形象,改善黨與黨外群眾特別是知識界的關係。但是從毛在這前後發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講話中可以知道,還有一個在《整風指示》里沒有宣布的目標,就是要跟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知道,黨務系統在劉少奇手上,行政系統在周恩來手上,這些黨政機關的幹部都是他們的下屬,由誰出頭來向他們提意見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

毛澤東為什麼會這樣想呢?共產黨成了執政黨之後,中國的這些民主黨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裝飾品。它的頭面人物雖說大都安排了頗高的職位,其並沒有什麼實權,不能做什麼實際的工作,更不要說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了。因而顯得很是消沉。在蘇共二十大之後,特別是在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新方針之後,民主黨派一時頗覺興奮,他們就象經過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動活動了。1957年三、四月間,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紛紛開會:致公黨(3月21-23日)、民主建國會(3月22-23日)、九三學社(3月22-28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3月25-30日)、民主同盟(3月22日-4月5日)、農工民主黨(4月12日)都開了會。討論在這新氣候下的工作問題。這裡只舉民主同盟的情況為例。民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章伯鈞在民盟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大發展組織,每個民主黨派可以發展幾十萬人,幾個民主黨派合起來可以發展一二百萬人,組織發展到縣一級。表示要更加廣泛的參與國是。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卻是毛澤東所厭惡的。這也就是後來他在反右派鬥爭中說的“黨要擴大,政要平權”。不過這時他想要打擊的還不是這些民主黨派,而是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他想,是不是可以來一個“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呢?民主黨派哇啦哇啦提意見,對於他來說當然是一種消極因素,只是如果把他們提意見的積極性加以引導,使其鋒芒針對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那就化為積極因素了。他懷着這樣一種願望,就來着手調動民主黨派這個力量了。

毛澤東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在《整風指示》見報的前一天,1957年4月30日,他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在天安門城樓談話,黨中央的幾位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總書記鄧小平也都到場。毛講話的主旨就是請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他說了這樣一些話:目前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有人很擔心,怕矛盾一揭發,一批評不得了。我們對人家提出的意見,不要害怕,應該歡迎,給人家以提意見的機會。矛盾沒有什麼不得了,到處唱對台戲,把矛盾找出來,分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衛生等方面,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突出來了,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辯論愈好,愈討論愈發展,人民民主政權愈鞏固。幾年來不得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幾個月解決了。

整風主要是黨內整風,可是有黨外人士參加就更全面了。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儘管他對民主黨派開的這些會並不高興,但是為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還是誇獎了幾句。他說:最近各民主黨派都開了一些會議,開得不錯,提出了些問題。只要黨外人士談出來了,大家一齊搞,這就更好談了。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幫助共產党進行工作。

召開這樣的座談會清楚地表明:毛澤東希望得到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們在他劃定的範圍之內多提些意見,這就是對國務院所屬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這些部門,也就是總理周恩來領導下的部門的工作提意見。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也就對劉少奇的系統多提意見了。假如這些民主人士能夠多提意見而且符合他的意圖,毛還許諾給予一份回報。他說:統一戰線中的矛盾是什麼呢?恐怕就是有職無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有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在黨內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

這天毛澤東還講到改變高等學校領導體制的問題,他說,大學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消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這也是知識分子很歡迎的意見。不過,後來凡是引用這話的人都被劃成了右派分子。

整風指示公布之後的第一個重大行動,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從5月8日開始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逐日舉行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這件事進一步反映出了毛澤東借重民主人士進行黨內整風的意圖。統戰部長李維漢在會上說:在這次整風運動中,要集中地批判共產黨的缺點。因此,我們已經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個時期以內,不要號召民主人士整風,而着重地發動黨外人士來給共產黨提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成問題的是,這些民主人士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完全不符合毛澤東的意圖。他們並不在毛所劃定的範圍之內,對教育、衛生等等工作中的缺點提意見,批評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義,甚至有人在發言中還流露出反冒進的意思,例如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就提出了“八年來的工作中,究竟是由於保守所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由於冒進所造成的損失大”的問題。會上的許多發言談到黨委代替行政直接發號施令、外行領導內行、肅反運動的偏差,等等問題,實際上涉及共產黨執政的根本體制問題和嚴重弊端。這些都是毛沒有料想到也決不願意聽到的意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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