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為尊嚴文革文人自殺知多少

我偶然翻閱一本廣東知名的雜誌,讀到一位著名作家談論“小人”的文章,他對“小人”的議論可謂入木三分,控訴反“右”和“文革”帶來的災難可謂酣暢淋漓,很讓人解氣。遺憾的是,當他談到在運動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的中國作家們時,卻說中國作家比外國作家自殺的少。還說鄧拓也不是自殺的。這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這個問題時,有意無意之中流露了一種好死不如賴活着的觀點,對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國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殺?那段歷史人們應該記憶猶新。我覺得應該把我對那段時期所接觸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們自殺和他殺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讓我們在血的教訓中,變得冷靜起來,堅強起來,歷史絕對是不該遺忘,更不應該是被歪曲的。

先從自殺的外國作家說起吧。那篇文章中列舉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殺的外國作家,這些人名氣很大,自殺了影響也大,但人數確實不多,而且他們與中國作家不同,自殺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個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絕境的。他們有的是在生命哲學上鑽進了死胡同,與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殺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纏身,對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殺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愛情上受到打擊憤而辭世的,如美國20世紀被稱為最富才華最有創造力的女詩人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則是用別人的血染紅了自己的帽頂,出於畏罪抑或出於懺悔,加之對理想前途喪失信心而寧願選擇一死來解脫的,等等。總而言之,他們都是內心產生了某種不平衡,對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選擇自殺,這與中國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憤而自殺是不一樣的。就自殺的多少來說,我以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這種事也是不好比的。但無論怎樣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觸的材料來看,結論與那位作家說的恰恰相反,“文革”中死於非命的作家學者和藝術界人士,那數字是驚人的,是駭人聽聞的,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寫到這裡,“文革”中就死辭生的作家們和演藝界人士那慘痛的景象,又跳蕩到我眼前,讓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場,在剛剛經歷地震災害的唐山,在一頂小帳蓬里,筆者正奉命協助詩人田間起草一篇電稿,是當時流行的所謂“致敬電”。後來終因兩人積極性不高,沒能寫出來。也許是大震後魚爛陸沉的悲慘景象和壓抑的氣氛刺激了詩人的心靈,他以低沉的語調,突然向我敘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協主席遠千里的死……

他說,大約是1967年夏天,他和遠千里被造反派監管在一間房子里。有天早晨,遠千里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原來遠千里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上和蚊帳上都濺滿了鮮血……。他趕緊去找領導,遠千里的夫人、作家於雁軍聞訊趕來,面對如此悲慟的場面,她沒有哭,“大悲無淚”,人在極度悲慟時是沒有眼淚的,只喊道:“老遠,你不管我們娘兒們啦……”

遠千里不幸去世後,孫犁先生曾對他作過這樣的一個評價“這是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他無負於國家民族,也無負於人民大眾。”但那年代,茫茫大地歸何處,美好理想化成灰,遠千里被逼走投無路,他不想當牛鬼,天天被批鬥,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種年月,冤獄遍地,不堪屈辱,又無處躲藏,陷於絕境,最後只好選擇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邪惡作抗爭的一條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從中越邊境回到昆明,來到離雲南大學不遠的蓮花池畔,去憑弔詩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們對他的侮辱,在這裡投湖自盡的。我去的時候是一個黃昏,在湖邊我遇到一位釣魚歸來正在閑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慘景的目睹者。聽我說我是來憑弔李廣田先生的,他說:“那天清早,聽說湖邊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趕來,見李校長(廣田先生時任雲南大學校長)躺在水邊的草叢裡……他是我們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時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想起他曾懷着滿腔熱情,撰寫了歌頌這個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49年後,先在清華大學後在雲南大學,對祖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貢獻……我和廣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緣,那是50年代初,曾聽過他一次有關新文學的報告。而此刻,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容,又出現在我的面前。

一夥無知的青年學生,在自己還沒有弄懂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什麼是“敵人”的情況下,瘋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繡花,不是請客吃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口號,掀起了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鬥之風。一時間,祖國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廣田先生般知識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倖免。廣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殺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難飛,無法躲過這場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絕不歸之路。

鄧拓1966年5月自殺身亡,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當鄧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上了。這篇篇殺人不見血的誣衊檄文和像泰山壓頂般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無法承受,無法分辯,他只好捨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卻有這麼一段文字:“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只能選擇其一的話,那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誰能不低頭。”“鄧拓先生……當他為三家村一員,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時,也只能低頭接受批鬥,而做不到殺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中國新年剛過,前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省長王昭被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韓琴譜大姐在家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追悼紀念會,我也應邀參加了。會上遇到鄧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嵐大姐。我曾猶疑多時,依然忍不住向她提問:“老鄧同志(新聞界都習慣這麼稱呼他)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對我的問話一嵐大姐沉默有時,然後沉痛地說道:“政治壓力太大呀,是非功過都顛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體又不好,料想經不住這風暴,也擔心我和孩子受他的連累……”說著,淚水已在她的眼眶裡打轉了。

於是,在那祖國大地萬民心驚膽寒的日子裏,鄧拓殺身成仁了。1957年鄧拓憑他知識分子的良知,懷疑、抵制那場不該發生的“運動”,被扣上“死人辦報”、“書生辦報”的帽子,他預料這一次運動到了徹底“清算”他的時候,不會對他網開一面。據人民日報社的同事說,在他自殺前的一個深夜,鄰居見他站在桌子上,藉手電筒的光束欣賞自己珍藏多年的掛在牆角的字畫。“文革”前,他把自己高價收買價值連城的蘇東坡的真跡《瀟湘竹石圖》以及其他許多名人字畫無償捐獻出去。他是多麼熱愛藝術,多麼捨不得丟棄這一切!奈何蒼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辭生,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在這裡,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殺,但我讚美自殺的勇氣。“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古訓,在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烙得太深了。

無獨有偶。繼鄧拓先生自殺不久,他的下級,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的陳笑雨(集體筆名“馬鐵丁”的主要撰搞人),在報社蒙受數次批鬥,並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樓時逼他下跪請罪,還有人打了他一記耳光,且揪撕他的頭髮讓他抬頭看看“我是誰?”家屬也被逼劃清界線,他面臨一種前有埋伏、後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黃昏,笑雨先生沒有回家,逕自來到從釣魚台流出來的清水河邊。當人們尋他不見,想起他走出報社大門時,曾把一個書包扔在收發室,打開書包找出一個本子,上邊赫然寫着兩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乾淨。”當尊嚴與侮辱相碰撞時,笑雨先生義無反顧,選擇了尊嚴。

又豈止是鄧拓、陳笑雨,還有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范長江和金仲華兩位前輩,以及多年來雙棲於新聞界和文學界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都曾有過鄧拓、陳笑雨類似的思想軌跡,勇敢地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說起金仲華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來自上海的壞消息幾乎是不斷線的:先是作家、翻譯家、音樂家,一代文藝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雙雙自裁;接着是作家葉以群跳樓自殺。傅雷先生在遺言中說,他之所以走上絕路,是因為過那樣的日子比坐牢還難受。傅雷坐過日本人的監牢,他是有經驗才這樣對比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一位部級領導幹部,為了躲避辱罵和毆打,主動提出要求坐牢,軍管小組頭頭回答他:“你還不夠格哩!”可見在那個年月,坐牢竟是一種優厚的待遇!

後來又傳來詩人聞捷的死訊。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樓。杜芳梅出身於陝北米脂縣的望族,大家閨秀,是一位美麗、賢淑、莊重、熱情的女性,人們說,她和聞捷,乃是真正的才子與佳人的結合。聞捷是寫詩、寫散文、寫戲的多面手,同時也有組織和寫作新聞報道的才幹,他曾是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他當社長時自己動手寫,指揮別人寫(善於出點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華總社工作時,我去拜訪過他,給我留下才華橫溢、熱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別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後來他調到上海,在“黨”整他時,他感到無路可走了,在那個心如刀絞驚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間的門窗縫隙用紙糊牢,然後打開煤氣……死時才48歲。

如上所述,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而且怪的特點,即,有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著名文學史家、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綬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與妻子一起自縊身亡。可見那苦難何其殘酷,必須夫妻相扶相攜才得以解脫。

由作家使我聯想到還有許多學術界、演藝界的文化名人的命運。我看到一個材料上說,單就北京大學一所高校來說,在“文革”初期和工、軍宣傳隊進駐期間稱得上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贊、饒毓泰先生等,自殺的就有24名。翦伯贊先生在多種威逼面前,不按上邊的旨意誣陷同事,結果,在高壓逼迫之下寧死不屈,最後,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訴我,在這之前,當北大出現了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全校被關被斗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學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豈止是北大,作家葉永烈在記述賀綠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就在傅雷夫婦自殺的那些血雨腥風的日子裏,單上海音樂學院系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他們是:指揮系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鋼琴系系主任李翠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們都是我國音樂界的精英,其中有幾位還是賀綠汀老先生千方百計從國外請回來的。當“黨”下令“火燒”這座“資產階級頑固堡壘”時,這所學校又有17名教師死於非命,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髮指!

寫到這裡,我又聯想到演藝界。暫且不說那些七尺鬚眉,只說那些剛烈女子們吧。被譽為京劇“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捨棄為之獻身一生的京劇崑曲,她最後竟身着戲裝上了吊,真是一曲讓人睹之悲痛欲絕,慘絕人寰的悲劇。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在被輪番批鬥時,日夜交替,寫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經不住野蠻毆打。這些整她的造反派們心毒如蠍,竟專打她動過手術的傷口(乳房處),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對高樓外茫茫黑夜,幾經踟躕,衝出窗外。還有評劇著名演員小白玉霜、黃梅戲的驕傲嚴風英,都是藝術和天才使她們陷入悲慘命運,於是憤然服毒,斬斷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爛漫嬌柔美麗七仙女的嚴鳳英,一曲唱詞,繞樑三日,而生前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國民黨潛伏特務,死後竟被解剖肚腸,搜查什麼微型發報機,讓她靈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縷誰相招?”在那個時代,又誰能相招?!誰敢相招?!

還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韓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的讚揚,說她演的《秦香蓮》,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劇吸收。可是就是這樣一代名伶,在“文革”初期,她經受了多次批鬥、遊街,脖頸上掛着“假權威”、“假勞模”的大牌子。她小時候多受苦難且不幸纏足,天津河北梆子劇院的造反派當眾逼她脫下鞋襪,露出“小腳”,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齒的人性中的糟粕發揮得淋漓盡致,很難說清這些所謂的革命行動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態……韓俊卿回家就喝了敵敵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頭!

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獸性和盜性橫行無阻。人們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除置人於死地之外,還公開搶劫人間的瑰寶!

由韓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將收場時,天津一位中醫老大夫告訴我,天津的自殺有一陣子成了風,那是由市委書記萬曉塘、副書記王亢之帶頭的。接着他對我談到他親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這位老大夫常常經過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他曾見過一對夫妻死後被打撈上來時,一條毛巾系住兩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離,那情景讓人傷心慘目……海河啊,祖國版圖上有多少這樣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載了多少這樣的冤魂?!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是講氣節,講正義的。“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士可殺,不可辱”這些古訓,千百年來深深烙印在那些堅持真理、正直剛烈的知識分子身上。當他們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時,那些不願奴顏婢膝、見機色變的人,就把人格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別人被批鬥,受蹂躪的慘景,雖然當時還沒有衝擊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創作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毛夫人"江青"點名之後,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麼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松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壯烈而瀟洒地走了。死時坐依在一棵樹榦上,那不屈的身軀沒有倒下,象徵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現出白辛那張英俊剛強的臉和那雙閃爍着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我有幸與他數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聯一間大辦公室里,為青海作家朗誦了他的新作,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風在窗外肆虐,屋子裡卻很安靜,只聽到他以渾厚純熟的普通話,抑揚頓挫而充滿感情地朗讀着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構思,鮮明的人物,生動的語言,深深地打動了每個人的心……白辛,十幾歲時在日本佔領的東北開始寫詩,在鐵蹄踐踏的夾縫間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後來在戲劇、電影、報告文學等方面顯露才華……白辛,我有幸結識了這位赫哲族的剛強漢子,不幸40歲剛出頭,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寶貴的生命來對抗文化專制,視死如歸,寧死不屈。

我們敬愛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傳出的噩耗。這個噩耗使整個文藝界,整個北京城如雷擊頂,同聲一哭!據舒乙著文介紹,日本作家井上靖為紀念先生,1970年曾寫過一篇題為《壺》的作品,說老舍曾對他講過一個故事:一個窮人寧肯把一把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給富人……

那窮人的骨氣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氣。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運為什麼這麼捉弄他,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要煽動無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數社會渣滓,來激化人與人之間,才與不才之間的矛盾,瘋狂洗劫知識分子……面對無人性的摧殘和暴虐,他曾經有過的偶像和希望破滅了,他不願低下自己尊嚴的頭,就讓太平湖的清水永遠維護他的冰清玉潔吧!

同樣,蘇州城裡有個周瘦鵑老先生,也是寧死不屈、寧折不彎的典型。當那個“無產階級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藝術是復辟資本主義時,這位70多歲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鬥,整日處於驚恐慌亂之中。在一次毀滅性抄家後,當他看到自己幾十年傾心製作的數百種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博得外國藝術家驚嘆和讚賞,稱之為“美的極致”的藝術傑作毀於一旦時,便毅然跳進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墜花,只憑得玉碎香消。”這位在文壇馳騁50多年的老作家,老藝術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後,人們仍然用淚雨心花來紀念他。

“文革”中自殺的作家、演藝家和學者(不包括自然科學家),還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比如著名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歷史學家李平心,政論家儲安平,小說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鄧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絕境而就死辭生的作家們,他們寧肯站着死,而不肯跪着生,在萬劫的苦難中方顯出他們靈魂的高貴。他們的死是捨生而取義,是獨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還在中共建政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壓面前喊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黃鐘大呂之聲,那聲音振聾發聵,代表了一種不屈的浩然正氣,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的心聲。

有關作家之死,繼續寫下去,還有許多話可說。“亂世人如蟻”,“動亂死多門”,古代詩人這些詩句,透露出無盡的感慨和悲愴。而“文革”中作家、學者和演藝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門,自殺,僅其一種而已,還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獄的,活活打死的……這在古代詩人恐怕連想像也是無法想像的。

比如趙樹理、邵荃麟、呂熒、陳翔鶴、肖也牧、韓北屏、侯金鏡、海默、司馬文森諸位先生,以及著名學者陳寅恪、吳宓、馮沅君、陸侃如、潘光旦、馮文炳、巴人(王任叔)等先生,甚至連“溫然其容,意態靜雅”的豐子愷先生,他們告別人世的情形雖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錢杏屯)、蕭軍、駱賓基、柳青等作家,雖死在“文革”之後,但根子還在“文革”,他們都是在那十年中受盡了磨難,心身受到創傷而死的。

著名作家趙樹理,被造反派從疊摞三張桌子的高處推下來,跌斷髖骨又打斷肋骨,肺葉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藝理論家、美學家、翻譯家呂熒,在幹校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精神上、肉體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當我想起這位剛正不阿的知識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無畏;想起他為胡風冤案公開站出來為胡風辯誣的壯舉;想起他在課堂講課時那凝重的風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頓生慘惻之思?!還有詩人、小說家、教授馮文炳(廢名)先生,中共建政初期他被迫離開北京,離開他當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學,帶有發配性質的去了東北長春,嗣後雙眼失明,“文革”中無人照料,竟至餓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慘結局。因為他無意中接觸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們竟把他裝進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剛烈漢子。1954年春天,在銀川文聯一位姚先生的炕頭上,詩人李季曾對我讚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誇獎他如何善於構思故事,塑造人物,對他敬佩不已。

又豈止是作家,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蓋叫天,原來身體都很硬朗,後相繼折磨致死。蓋叫天老先生已屆高齡,遊街時從疾馳的汽車上摔下來,腿腳傷殘還要接受批鬥,痛飲人生苦酒,告別苦難世間,不久就去世了。京劇鬚生泰斗馬連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驚嚇,幾天後魂歸西天。著名電影藝術家鄭君里、應雲衛、舒綉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應雲衛先生患嚴重的心臟病,幾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遊街,醫生勸阻無用,竟慘死在街頭!

關死在監牢里的文化名人也不少。歷史學家、哲學家華崗,歷史學家吳晗,著名的戲劇家田漢,著名的話劇導演孫維世,都是被按上各種政治罪名,在獄中受盡折磨致死的。華崗先生1955年在山東大學校長任上,受胡風案株連入獄,一直關到1972年瘐死獄中。有些出版物上說吳晗先生是自殺的,據我向有關人士調查,他是在獄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孫維世女士則是雙手反銬在背後,死後遍體鱗傷……

作家們還有種死法,有人稱之謂“慢火燒烤”,意思是,先行劃入另冊,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盡。胡風、馮雪峰、聶紺弩、沈從文、路翎等作家,還有傑出的新聞界女戰士浦熙修、彭子岡等也當屬此類。被打入“胡風集團”已經離開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獄之災,短壽自不必說了。就以沈從文先生來說,中共建政後被剝奪了文學創作之筆,社會地位大落,從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後來卻當了故宮博物館的文物講解員,連參加工會也沒有資格,工資、住房、人際關係都遭到種種刁難與精神折磨,心中憋氣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這些作家本來都是應該好端端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寫作,以他們的生花之筆,寫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歡的作品的。然而命運使然,環境使然,一個個都悒鬱成疾,過早地離開人世。這一類作家多數死於“文革”之後,沈從文先生曾自殺過,未能如願;有的作家是想等着討個說法,比如被“黨組織”派作特務的女作家關露,卻被黨指為“漢奸”,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慘,生趣索然,便自殺了。我想,我在上面講到的這些作家都不會相信我開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說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這樣的人生哲學吧!

“文革”當中戕害人才是史無前例的。大地冰結,萬花紛謝,祖國命運陷入深淵,華夏文化損失慘重,這是古往今來無與倫比的。上述許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業,未展其志,這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時代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是的,他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面對邪惡勢力誓死抗爭,他們的死是悲壯的,是大義凜然的。回想當年,他們一夜之間淪為十惡不赦的敵人,當其時也,知識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隱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鄧拓先生詩云:“莫謂書生多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過東林書院》),豈止是血斑斑?是“落花無數水流紅”啊!這血染的濤聲,必將永遠激勵着祖國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們。

(原標題:《“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