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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前的一天 生命中最大的煎熬

——原標題: 半世紀前的一天

羅湖邊境檢查站,1972年

將近半世紀之前了。1970年。我人生的分水嶺。那一年,我創辦了《七十年代》月刊。那一年,我遇到生命中最大的煎熬。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我如常回去深圳家。

妻子梁麗儀是我中學同學。畢業後我留在香港工作,她考入廣州華南師範學院物理系,畢業後因想與我接近,要求分配到寶安縣,先在觀瀾中學教書,後調到深圳中學。我們1960年結婚。那十多年我們分離兩地,我多在每星期六中午下班後坐火車回家,星期天傍晚或星期一大早回香港。1970年時,我們有了兩個女兒,一個九歲,一個五歲。家中還雇有一個保母。

那時正值文革中期,紅衛兵最激烈的造反時期已過去,香港響應文革的左派暴動也平靜下來,1969年中共九大後大陸政局表面似乎和緩了。但受多年文革和香港暴動影響,羅湖過關的人已經很少。星期六常見的,都是幾個在香港中資機構工作而家在深圳的人,這一天連這些人都不見出現。

那時深圳人口兩萬,鎮上只有一條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鴨仔街。走過大街時見有幾個十歲左右的孩子,舉着一根上面掛着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着進行曲,見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

離遠見到小女兒和幾個同學,我喊“小培”,她回頭看看我,卻沒有迎來,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學前顯示有一個“香港客”爸爸。

麗儀已經回來。她在等我。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今晚不能在家睡。”“為什麼?”“要對我隔離審查。”“為什麼?”“因為你。”“我怎麼了?”“有文件下來,叫一打三反運動,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今天剛槍斃了一個,好像是香港的一個小販,他帶回來的東西用香港反動報紙包着。”我無語,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槍斃者的。她接著說:“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審查多久?”“我怎麼知道。”“那我什麼時候回來?我們什麼時候見面?”她無語。九歲的大女兒一直在我們身邊,看着我們說話。麗儀說:“她要跟着我去學校住。”

門外雜沓人聲,一個女聲高叫:“梁老師,李主任叫你現在回學校。”麗儀:“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點,我們等着。”他們來押她走。

來不及道別,拿了衣物被鋪,牽着大女兒就往門外走。小女兒從保母身邊走過來坐在我膝上。

那時,每次回大陸,都要在關口填一張“回鄉介紹書”,到目的地後,要在當地公安局蓋一個入住戶口的印,離去時再蓋一個註銷印。這次去公安局,辦事人員說:“你要回到原籍去註銷戶口。”我說:“我原籍新會,我不去那裡,那裡現在也沒有我的親屬,而且山長水遠。”“現在規定就是要在原籍註銷戶口。”然後把回鄉證扔給我。“至少你要蓋一個印證明我來過這裡吧。”他蓋了印,並在上面註明:須回原籍註銷戶口。

我回家,幾乎整晚無法入睡。既擔心妻子和大女兒,也思量自己明天能不能回香港:真要去一趟新會嗎?還是明天到邊防關口試試可否講得通?我甚至想到逃跑、被抓捕、禁閉,甚而被槍斃的命運。即使回了香港,如果以後都這樣,我還怎麼回來呢?好長好長的夜晚啊!

重擊

朦朦朧朧地睡著了,小女兒到床邊把我叫醒。她抱着我好久,彷佛隱隱覺得會有蠻長時間見不到爸爸了。

大陸的關口叫邊防。我因為經常回來,邊防人員也多認識了。他們看了我回鄉介紹書上回原籍註銷戶口的簽注,也覺奇怪,起先說“要你回原籍呀”,經我平靜地力爭就叫我等,他去問明原委和請示上級。我忐忑不安地坐着等了三個多小時,什麼壞的結果都在腦海盤旋。最後,他出來對我說:“你可以走,不過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的規定做。”我如釋重負,幾乎半跑地回到港境。

下次回來?什麼時候?等政策改變的時候?等麗儀審查過了關的時候?還是這幾年傳出的許多最可怕事情發生在麗儀身上的時候?

漫長的等待。我可以忍受分離,但很難忍受渺無音訊、不知死活而每天猜想她的苦難的煎熬。那時候我負責新辦雜誌《七十年代》的編務,人手很少,能寫能編的其實只有我一人。我每天忙於動腦筋寫稿組稿,而心裏就像懷着一根刺似地傷痛,夜晚睡覺也常常無故驚醒。

《七十年代》的出資者上海書局是華僑“愛國”資本,但我的實際領導人則是中共出版界的藍先生。我把遭遇告訴他,想他通過組織關係去溝通,至少讓深圳專案組知道我不是英美特務,而是在中共領導的雜誌擔任總編。但他聽到我說麗儀受審查,即不作聲。於是,我知道他或者無能為力,或者不想蹚一個嫌疑人的渾水。後來我從許多報道中得知,不少與毛澤東、周恩來或其他高層有過密切關係的中共黨人,文革期間蒙冤都求助無門,甚至還由毛及其他掌權者批准去批鬥。對人的無情,是出於權力自保的考慮。造成中共近百年殘酷鬥爭歷史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種人人要撇清關係的冷漠。

在痛苦中,我想到一個辦法,就是去中國銀行匯錢給麗儀,然後過兩個星期去銀行取回收條。收條中有麗儀的簽名,於是我知道她仍然活着。

三個多月後,我收到麗儀的來信,簡單寫着:“你好久沒有回來了,收信後的星期六回家吧。”我如獲至寶反覆讀着這幾行生命中最珍貴的字,這意味她已過關。

周六我回深圳家。麗儀沒有說什麼話。晚上,她凝重地對我說:“如果下次再去香港,我不會回來了。”好沉重。她因愛國而去大陸升學,因愛黨而加入共青團,她有一個1929年就是黨員、長期在香港擔任秘密工作的爸爸,有一個仍然在海員工會當書記的共產黨員哥哥,當教師後好多年寒暑假她都來香港和我相聚,每次回去都與我依依不捨。我父親和許多朋友都說可以在香港給她找到教師的工作,她一直拒絕,因為祖國培養她,要服從組織分配,她不想做“外流分子”沾上人生“污點”。還有比她更愛國愛黨的嗎?可是,現在……

我沒有問下去。我知道這是那三個多月經歷給她帶來的人生結論,就是她要讓自己的生命回歸殖民地的香港。

我們從來無話不談,但那一段經歷她後來都沒有多說,可能是不想撩起痛楚。比起許許多多人的文革遭遇,那短短三個多月的折磨也許真的不算什麼。但每個人都有足夠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不是嗎?

我原有的思想認識和價值追求的逆轉和覺醒,未必從這件事開始,但它肯定是對我思想的重重一擊,就像對趨於停頓的心臟的重擊一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蘋果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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