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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翻身」農民楊本富大哥

1971年冬蔡楚身穿楊大哥的棉衣於望江公園

蔡楚按:楊本富大哥作為翻身農民,六十年代就對共產黨的欺騙手段能有認識,當時我很吃驚。他不反對共產黨,但對社會不公非常不滿,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他堅持不被共產黨利用,就是一種抵抗,就是堅持作人的底線,而不淪為黨的馴服工具。

楊本富大哥離開人世已三十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宛若在我眼前。特別是1971年初冬,他借一件棉衣給我過冬的情景,至今仍深藏在我的心中。

當時,我剛調到成都軸承廠做臨時工不久,由於我的舊棉衣,在石油築路處把我開除臨時工隊伍時已上交。而我又大而化之,認為自己年輕,可以不用棉衣過冬。一次,在望江公園茶鋪外,曬太陽喝茶時,楊大哥見我只穿了一件破絨衣,問我冷不冷,我硬撐着說不冷。但一陣凜冽的江風吹來,我不禁微微顫抖。楊大哥見狀,立即脫下身上穿的一件新軍用棉衣,給我披上,說借給我過冬。我問他穿舊了怎麼辦?他笑答:沒得事,可以找老戰友換新的。我也不辨真偽,直到第二年春天才還給他,而且還把棉衣上燒了一個洞。楊大哥仍然說:沒得事。

楊大哥性情豪爽大方,黝黑的面孔,高瘦而強健的身軀,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看得出有幾分功夫。我認識楊大哥在1964年。那時,我是待業青年,他家住在我家後面,臨江路15號大院內。一天早上,我照例在錦江邊練嗓子,他正好在一旁打拳,便招呼我跟他回家坐坐。久而久之,我知道他當時在成都鐵路局做鐵路公安,妻子姓曹,在新南門成都翻胎廠工作,有兩個小女兒。

一天午後,楊大哥把我叫到他家喝茶,我見曹大姐和他女兒都不在家,就問他有什麼事。他說,鐵路公安調他到成都至資陽一帶鐵路上值班,因此他不能經常在家,特地委託我隨時到他家看看,若曹大姐需要幫忙,就請我搭把手。我一口應下,也沒有多想。

後來,我倆幾次在新南門清和茶樓上喝茶吹牛,才知道他的經歷。楊大哥,什邡縣人,貧農出身。1951年參加志願軍,奔赴抗美援朝前線打美國鬼子。按他的說法,當時他家剛剛翻身分到土地,突然聽說美國鬼子要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奪回他家的土地,就義憤填膺、義不容辭地參軍上了朝鮮前線。1954年,中國人民志願軍陸續回國時,他已在某師當師長的警衛員。後來,他1958年回國轉業時,他家的土地,已先後被農村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公有化”了。他說,農民視土地為生命,他感到受了欺騙,被利用。而且,楊大哥對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很不以為然,他說,這是扯白(瞎說),過去也從未聽說四川餓死過這麼多人。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們這些過去的“最可愛的人”,現在不僅一錢不值,還落得周身都是病。

楊大哥雖然轉業到成都,並結婚得女,但他並不感到幸福。他說,因為他常年在鐵路上值班,不能照顧家庭,因而家庭不太和睦,使他心煩意亂。而且,他在火車上聽到的多是官員搞特殊化,甚至亂搞男女關係的消息(如,成都軍區原司令員黃新廷強佔女歌舞演員的故事),使他看透了這社會的不公。這就是他隨時擔心家庭,委託我隨時到他家看看的原因。我不相信他講的熱情好客的曹大姐會看不起他,認為他有大男子氣,但不便過問他的家務,只好勸他看在女兒面上,維持家庭的完整。之後他家搬到翻胎廠宿舍住,我還是常去坐坐。由於彼此之間有共同的話題,氣味相投,所以成為好友。

1965年8月,我調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做臨時工,修建資陽器材庫。行前,因我沒有一條耐用的長褲,楊大哥就幫我把我家的一張雕有中華民國國徽的小床抬出去賣了12元,買了些日用品,才動身去資陽縣。後來想起,楊大哥無意中救了我家。文革初期,我大妹和小弟所在學校的紅衛兵,都要求他倆主動申請抄家。而且,12中的紅衛兵還到我家看過,若他們發現了這張小床,豈肯善罷甘休。

六六年文革開始,我的早期詩歌,被同在一起做臨時工的朋友,用大字報檢舉揭發,我被工作組勒令寫坦白交代。這個消息傳到成都後,突然一天,楊大哥帶着兩個女兒來資陽工地看我。當時,經過追查,我的兩本手抄詩集和讀書筆記等,在運動初期,我大妹為防本校紅衛兵抄家,已提前燒毀。所以,朋友的檢舉揭發只能憑記憶提供隻言片語,我的坦白交待,已僥倖過關。我與楊大哥和兩個女兒,即步行到資陽縣城去聚餐。我給他講了,我與那位在一起做臨時工的朋友,被工作組挑撥、利用而互相揭發的過程。分手時,楊大哥說,作朋友就要講義氣,要互相搊起(支持),不要互相扯皮(爭論或揭短)。他還是經常去新南門口子上,修單車的李大爺和我的老同學周國昌家坐坐,與一批成都新南門周圍的朋友在“操扁掛”(練武),要我回成都時去他家耍。

六六年秋天,修建資陽器材庫的成都臨時工經過整編,解僱了幾百人。剩下一百來人,被調到四川石油大會戰的前線,榮縣、威遠縣一帶修公路、平井場,縮編成為築路處土建隊(又稱成都中隊)。由於會戰前線離成都較遠,我每年只有一次探親假,但每次回家,去看望楊大哥也是不可或缺的事。一次,楊大哥告訴我,那位與我互相揭發的朋友,委託新南門的羅某找一群人收拾(毆打)我。羅來找他問是否了解此事,他告訴羅,我與那位朋友被利用,互相揭發的過程,叫羅不要過問此事,羅才從此不提這件事。他還告訴我,不要去介入文革,以免再被利用,抽時間練好自己的身體才是頭等大事。六七年夏天,我從紅村石油會戰指揮部和處機關所在地紅旗村的“抓革命”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石油系統分團築路部隊”,回到工地上“促生產”,也有聽楊大哥勸告,不再被利用的原因。

七零年一月初,我突然被築路處土建隊的群專隊揪出來批鬥,軍管會和群專隊命我交待與反革命組織“紅色逍遙兵七零八落部隊”的關係,說成都已寄來資料,成都市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掌握了此反革命組織,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的信件。我不知所措,只能避重就輕革自己的命。六月下旬,我被開除臨時工隊伍,八月送回成都,繼續在派出所接受審查。

回成都後,我與楊大哥之間的來往自然增多。此時,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家休息或習武。他動員我也同他一樣“散”(不上班),我說,你不上班有工資,我不上班吃什麼?同時,他告訴我,他已調離鐵路公安,被安排去守鐵路上的交通要道的路口。那時,鐵路上的路口是否通行,由人工拉動竹子做的標誌桿來指揮。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時間拉動標誌桿。即使這樣,楊大哥還是常“散”(不上班),他堅持“看透這社會”的觀點,不願意為它多出一分力。但他幫助朋友卻盡心儘力,充分表現出社會“邊緣人”的一冷一熱。

七十年代中期,楊大哥把他的小女兒送去學川戲,最終考進川劇學校,成了專業演員。他因胃痛常年病休在家,除“操扁掛”(練武)外,還學習中醫的按摩術,義務為他人服務。一次,我騎單車摔倒,傷了手指。由於臨時工沒有公費醫療,也是請楊大哥用他自泡的藥酒給我療傷。當時,他還津津樂道的說,找到了一種祖傳秘方,今後要開一家按摩診所。可惜他一直沒有錢開辦,沒能實現自己的願望。

後來,我在新南門修單車的李大爺家下象棋,見過楊大哥幾次。他說與李大爺(管制份子)擺得攏,所以常來此聊天。由於修單車的店鋪處於路口,人來人往較多,故成為當時小道消息傳播的場地。比如,成都當時流傳很廣的“號票歌”,我就是在那裡聽到的。人們常聚在一起發泄對“文革”的不滿,是“文革”後期的特徵之一。楊大哥是小道消息的積極傳播者,他作為翻身農民,對共產黨沒有仇恨,但對社會不公,缺吃少穿非常不滿。

79年,我獲平反,在軸承廠轉正當了採購員。常年駐在長城鋼廠催貨,與楊大哥的來往就漸漸減少。

1985年春天,我聽說楊大哥病了,而且是胃癌,住在成都第二工人醫院治療。當時我常年出差,晚了幾天才去看他。一天傍晚,在病房裡見到他時,他已不能言語。他身邊無人照顧,一人直躺在病床上,口大張開喘着粗氣。我湊近他耳邊大聲說,楊大哥,我看你來了。他毫無反應,只有臉上淌滿汗珠。我握住他的手,在病床邊站了約十分鐘,把買好的水果放在病房裡,即去問護士為什麼他身邊無人。護士說家屬輪流守護,剛才還在,現在可能回家吃飯了。

我沒有去楊大哥家,只聽說沒有幾天他就去世了。楊本富大哥作為翻身農民,六十年代就對共產黨的欺騙手段能有認識,當時我很吃驚。他不反對共產黨,但對社會不公非常不滿,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他堅持不被共產黨利用,就是一種抵抗,就是堅持作人的底線,而不淪為黨的馴服工具。

今天,我搜索楊本富(成都),第一項顯示出成都金沙陵園殯葬服務有限公司,我欲去網上獻花、點燭,但不能登錄。

安息吧,楊大哥。我會回成都看你。

2016年6月5日初稿

2016年11月6日定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公民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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