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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反標」事件

我是1967年進入武漢市解放小學讀書的。學校原名友好宮小學,因靠近武漢市中蘇友好宮而得名。該宮是中蘇兩國蜜月時,蘇聯專家設計、建成於20世紀50年代,被視作友誼的象徵。後因兩國交惡,友好宮改名展覽館,學校也更名為解放小學。在我入校時,文革已達高潮。除參加慶祝黨代會和支援亞非拉革命活動外,我印象最深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和聲勢浩大的群眾遊行。那時毛的話是“最高”或“最新指示”,每當“指示”發表,不分晝夜,馬上舉行遊行。由於看遊行的人特多,因此佔位十分重要。記得哥哥有個同學家住解放大道馬路旁二樓,從他家窗戶看遊行一目了然,令我們羨慕不已。每當遊行車隊“救火龍”從解放大道疾駛而過,兩邊車門外站着頭戴鋼盔、手持紅纓槍的“造反派”,看上去威風凜凜,煞是氣派。

文革時教室布置基本一樣:黑板上方中央貼着毛的像,左邊“好好學習”,右邊“天天向上”,多為毛手寫體。側面牆上一般貼幾張文字印刷品,如毛語錄:“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學校主要對我們進行政治灌輸:早上到校“天天讀”,即集體朗讀毛的文章《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時稱“老三篇”,很多同學會背;上課前,把長條凳往桌下一推,對着毛像,跳“忠字舞(向毛表忠的舞蹈,要求戴毛像章、手捧毛語錄本,邊歌邊舞,做出與歌詞內容相應的動作)”。這個舞為表達對毛的無限熱愛而設計,那時非常流行。然後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和“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的口號;學校也組織我們參觀政治教育展覽,展出的大型泥塑《收租院》當時非常有名,它刻畫了地主劉文彩對農民的殘酷壓榨和剝削,其解說詞還入了課文。泥塑有真人般大小,形像逼真。農民被關在水牢的一幕給我刺激較大,使我對地主產生了滿腔仇恨。劉和他的莊園因此也惡名原播。《收租院》的歌流傳很廣,其歌詞是:“收租院是鬼門關,交租好比上刀山。過了一關又一關,一關更比一關難。”後來有同學把詞改編後,用來諷刺文化課考試。

那時校內生活比較單調,體育和娛樂設施奇缺。放學後,一些自產自生或成本低廉的傳統活動,吸引了不少小夥伴們,如打撇撇、挑冰棍、拱擂子、滴扣子、打彈珠、滾鐵環等,它們給大家以快樂,也充實了我們的童年生活。不過印象最深、對我早期成長影響最大的還是自己經歷的“反標事件”,它在一段時間裏左右了我的人生軌跡。父母說從那以後,我的性格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那是1968年秋冬時節一個晚上,父母到湖北省出版紙張倉庫(簡稱紙庫)參加學習班,哥哥照顧我已上床睡覺。不知過了多久,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幾位街道居委會和派出所大人把我叫起來,直接帶到派出所二樓小房間,並指責我書寫了“反動標語”。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嚇呆了,不知所措。母親半夜回家得知消息後,趕來派出所,剛剛推開房門便被擋了出去。這時除了不停地流淚,我沒有任何反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毛當時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對毛應“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誰敢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就砸爛誰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書寫“反標”可是彌天大罪。父親同事萬迪淦叔叔的大兒子就是因為“書寫反標”,被送進監獄而葬送了一生。然而在派出所這樣的執法機構,對於一個8歲孩子來說,成人的威脅是有效的,誘導也是成功的。得到“承認錯誤,就可回家”的承諾後,我包攬了所有強加的罪責。

被迫供認所犯“錯誤”的當天深夜,我被帶到事發現場。在手電筒光照下,我目睹了“反標”,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犯錯事實”。雖然只有短短几分鐘,但給我印象極深。原來在一排長長的大字報專欄里,不知誰用紅油漆在三處寫有“毛主席”字上划了叉,一處在上方,兩處在下方。這時我想起,白天曾與幾個宿舍內小朋友,在附近磚堆處玩過“捉迷藏”的遊戲。手指三處叉叉,“確認”自己所為後,我被送到父母單位留宿而未被送回家,實乃受到欺騙。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當時是誰陷害我,出於何動機。

“反標”使我名揚學校,成了特殊學生,因為全校“敢”書寫“反標”的僅我一人。我心理壓抑極了,感到彷彿所有同學都在背後議論。失去了朋友,也沒有了歡笑。每天放學後,我必須到學校頂層通往陽台的房間里作檢查,寫交代,尤其是幕後指使人更是追查重點。壓力下,我總是胡編亂造一通。但因難以自圓其說,又加以否定,最後只得咬定無人指使。我也曾試圖翻供,結果證明完全不可能。那時樓房不太多,透過學校頂樓窗戶,可以看到武漢長江大橋。當夜幕降臨時,橋上排列有序的點點燈光,給了我幾分心靈上的慰藉。

比較而言,父母單位的“學習班”讓我感覺稍好點。當時父母同事冷少卿司機的侄兒,也因“政治錯誤”和我關一起。同病相憐的兩個小夥伴沒有歧視,同吃同住,建立起特殊環境下的友誼。不過因為另外一件事,我倆被分開。也許和這位小夥伴住一起心情好些的原故,我的飯量增加,原來一小碗似乎不夠吃。他比我小,吃得也少些,便每次把飯分給我一坨。上面知道後,嚴厲批評了我這個“剝削者”,同時認為不能發展這種“剝削”與“被剝削”關係,於是將我倆分開,從此我再度進入一個人的世界。當我從住處三樓窗戶,看到小朋友們在院內自由玩耍時,心裏羨慕極了:“能夠回到他們中間,該有多好。”

在人生本應充滿快樂的年紀,遭受如此打擊,我變得沉默寡言,逆反暴躁。當時唯一的依靠是自己的家人,父母給了我無限溫暖。他們向我了解事情經過,得知我被迫承認“錯誤”後,便找機會與我談心,幫我調節心理,減輕壓力。在當時環境下,這也許是他們能盡的最大努力了。

後來我被轉到北湖勞教所“學習班”——一個令我最為討厭的地方,集中“學習”。那時外面已下起了大雪,天氣十分寒冷,父母、哥哥還得輪流為我送飯。和那些犯有錯誤的“大人”,甚至刑事犯們關在一起,讓我感到沮喪。好在我當時年齡不大,否則真要從他們那裡學些壞東西,還是很可怕的∙∙∙不知過了多少個日日夜夜,“學習班”終於結束了。當父母、哥哥踩着三輪車接我回家時,我心中非常興奮。坐上三輪車,行進在白雪皚皚的馬路上,我感到很滿足。親人的關懷,讓我忘卻了冬天的寒冷。

《黃花崗》2006年第3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黃花崗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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