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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憶中的文革開始

一九六五年底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當時我念小學六年級。雖然文匯報顯然已有傾向,但那時還是將它歸為文藝思想範疇來討論,除了許多支持姚的文章,也登載幾篇反對意見的文章點綴。我家只訂新民晚報,但鄰居徐家訂文匯報,我每隔幾天總會向他們家借過時的文匯報。儘管才讀小學,狼奶已被餵了不少,讀了以後立即認同姚的觀點。在一次作文中我借題發揮談起此文,強調清官貪官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幫凶,清官是披着羊皮的狼,危害更大,竟得老師欣賞,在課堂上當作範文朗讀,並表揚我關心國家大事。幾個月後又擴大到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話》,同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時已不再是文藝批判,而是人人都得參與,致人死地的政治批判。不久傳說鄧拓自殺了,我媽和我一姨媽閑談中說鄧拓的名字就不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她們以前說過蘇聯的葛羅米科念起來像割落面孔(上海話面念米)。後來還說過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謝胡的名字也難聽,聽上去像喝茶夜壺(上海話謝讀霞,夜讀亞)。後面的話如傳出去肯定可以上綱上線到“惡毒攻擊”“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革命領袖。

對我們小學生來說,標誌“文革”的開始是學校里接到上面通知暫停升學考試和馬路上的掃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對暫停升學考試學生大多興高采烈。接着學生造反的事也蔓延到小學。我校幾個根正苗紅,紅五類出身的學生也蠢蠢欲動,起來批判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學生,但都被學校領導老師軟硬兼施,因勢利導對付過去了,沒有成氣候。我出身職員,不算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也不算黑幾類狗崽子(黑五類,六類,不斷增長)。學校組織過幾次報喜遊行,慶祝“十六條”發表,偉大領袖暢遊長江、接見紅衛兵,最新最高指示發表。我們跟着老師在街上轉了幾個圈,喊了一路口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類的歌曲,聲嘶力竭,口乾舌燥。

在批判各種資產階級文藝作品的浪潮中,有人從圖畫中找出反動標語,有人從詩歌中看出復辟野心,有人甚至從鞋底的花紋中看出“共”或“毛”字,被踩在腳底下,惡毒用意不言自明。我們小學生也睜大眼睛去捉鬼抓特,不知從哪裡傳出一種練習本封面上少年宮圖案有問題,內含反動惡毒意圖。於是不少學生對各種圖畫橫看倒讀,捕風捉影企圖找出問題。不久由郭沫若作詞,馬思聰作曲的《少年先鋒隊隊歌》也成了毒草,改唱《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了。

掃四舊似乎是突然發生的。一天下午聽說外面鬧翻天,我們小孩都紛紛跑出去看熱鬧。只見一撥一撥的青年學生,有的在改街名店名,反修路,紅岩路,紅旗百貨店,勝利飯店,或將舊店牌取下砸爛,或用紅紙將新名貼上。有人提議將車輛靠右邊開改為靠左邊開,將交通燈綠行紅停改為紅行綠停。店員以至警察都唯唯諾諾,不敢說半個“不”字。更多的在檢查路人的穿戴。凡皮鞋幾乎一律視為尖頭皮鞋,褲管小於六寸則是小褲管(那時喇叭褲尚未流行,所以大了不禁止),都是流氓阿飛的穿着。青年學生拿着尖刀尺子,個別的還手持皮帶,不時在空中揮舞。絲綢皮毛呢絨或者花色鮮艷,式樣時髦的衣服都屬奇裝異服,女的燙髮男的西裝,都屬資產階級的裝束。一剪刀下去還算客氣,如有爭辯從陰陽頭剝衣服到拳腳侍候。對辮子還手下留情,當然是女人的辮子,但如果頭髮上了油,光亮一些,身上噴的花露水還有餘香,就是資產階級的了。路上一些人褲管或頭髮被剪去,更多的拎着皮鞋赤着腳在匆匆趕路。被侮辱的人們不敢有半點抱怨。一個衣着時髦,細皮嫩肉的女子被剪了頭髮,拎着皮鞋,哭喪着臉,叫了一輛三輪車,剛上去就被攔下,又被訓了一頓,說是資產階級小姐才坐三輪車,於是她只得不穿鞋走回家。我們小孩則興奮異常地起鬨看好戲,幸災樂禍,以他人窘迫出洋相為快樂。後來聽人描述北京來的紅衛兵在徐家匯把教堂里的人拉出來吊起來用銅頭皮帶抽打,才感到有點毛骨悚然。小家子氣的上海人還比不上天子腳下來的紅衛兵,深得領袖“要武”思想真諦,心狠手辣。當然後來上海人也努力跟上,砸“聯司”時大打出手,深得觀戰的偉大統帥讚賞。

各家各戶紛紛自掃四舊。鄰居家砸碎了舊唱片,燒掉了舊書舊畫,供的菩薩也藏的藏,毀的毀。我家也翻箱倒櫃清理。記得幾本家譜,上好宣紙絲線裝訂,正楷謄錄,上溯幾十代,生卒年月,婚否妻室,功名成就。譜中兒子名字用紅線連繼續下去,女兒用藍線連,其子女不再祥列。還有一本小家譜,沒有如此考究,但除了我,哥哥姐姐都譜上有名。鑒於那宣紙質柔韌,就撕下一些作為包東西和其他用,其餘都送往廢品回收站。許多年輕人還改自己的名字,革命,紅雷,反修,衛東,永紅,我一表哥那年生的女兒就起名紅蕾。不過一個黑幾類狗崽子名字改得再好也依舊低人一等。

接下來就是抄家。我們弄堂口一間陰暗潮濕的平房裡住着一位小業主,人稱“壽頭老闆”(壽頭是上海話,意即傻)。他平時吝嗇節約,衣着破舊,逢人低頭哈腰。他以前曾是小業主,公私合營後早已成為工人。抄家完後他被拉出來在弄堂口挨斗。我又去湊熱鬧。人群圍了里三層外三層,人頭攢動,我得踮起腳從人縫中觀看,正如魯迅先生筆下麻木冷血,湊熱鬧的看客。當他的兒子被拉來揭發老子窩藏金銀存款,說到金條有幾根,存款有幾千,只聽低頭彎腰的壽頭老闆喃喃地說“勿排(念扒)呃”。(上海話,不止的)我們這些圍觀者都鬨笑起來,當一場戲來看。曲終人散後還重複“勿排呃”當笑料來談,毫無同情憐憫之心。回家說給我母親聽,她說壽頭老闆平時如此做人家(節約),現在一文不剩還要挨斗,壽得作孽,真是罪過。(寧波話“罪過”有“可憐”意,“作孽”也主要是“可憐”之意)雖有譏笑之意,更含惻隱之心。

霎時間,新舊牛鬼蛇神,舊的地富反壞右,新的反動學術權威,個個心驚膽顫,惶惶不可終日,隨時隨地都可被拉出來示眾游斗。各種傳聞也不脛而走,說江寧路上某某家抄出了五個人頭,有的甚至還說血淋帶滴,其實後來知道是銀制人頭像。(上海話,銀人同音)

抄家的範圍越來越大。我們鄰居資本家賀家阿伯的兒子頭子滑絡,緊跟形勢,自己先貼出一張大字報批判其父剝削工人,生活腐化,思想反動,堅決與他斷絕父子關係,劃清界線。賀家阿伯為人忠厚老實,待人和善,即使以前是老闆,他也每天起早摸黑幹活,他的技術在廠里首屈一指,無人可比,但按照馬列主義理論,一個資本家當然殘酷剝削工人,生活腐化是他曾有小老婆,資本家豈能思想不反動,斷絕關係是子女劃清界線的正義之舉。抄家後不久他們一家被趕到亭子間住。

我家也難逃厄運。我姐姐是一中學教師,她的學校的學生一個電話打到我父親廠里,了解到我父親既不是紅五類,還是地主出身,而且我的舅舅還是該廠原來老闆之一,就浩浩蕩蕩前來抄家。她們學校凡非紅五類出身的教師都被抄了家。我父親廠里得知中學生要來抄家,也組織了一隊人來一起抄。於是兩隊人馬擠滿三十平方米的一間屋,有的只能站在門外樓梯口走廊里。一個女學生問我爸爸平時對我說些什麼,儘管她說話的口氣還很平和,我卻已成驚弓之鳥,嚇得不知說什麼好,兩腿瑟瑟發抖,腦子空白了一分多鐘,才擠出一句話,“爸爸要我好好讀書”。於是她馬上上綱上線將此聯繫到走白專道路,輕視工農,講要我劃清界線等當時的大道理。翻箱倒櫃的主要是那些中學生,除了馬桶角角落落都翻遍了,連中風後躺在床上的祖母也被翻過身來檢查。最後抄走的有:一隻金戒子,不少各種小銀器,一些零碎的翡翠玉石,兩本銀行存摺,還有我一個在南京的姑婆存放在我家的好幾根金條和一些金銀首飾,這些都由我父親廠來的人拿走。學生拿走的則是畫報,書籍,舊鐘,舊照片,刻有字的仿紅木小首飾箱,綉着龍鳳的綢緞被面,香煙牌子,郵票。本來他們要把我哥和我收集的所有郵票全拿走,我哥說裏面有革命人物,革命題材,他們才決定挑了些拿走,像梅蘭芳,古代科學家,菊花,蝴蝶等。整個抄家過程按當時標準尚屬文明,沒有動手打人,對躺在床上的地主祖母也沒有動手。大概是因為我父親和我姐姐在單位里都人緣尚好。我父親單位本來並沒打算來抄家。

抄家風刮過後,學生們都去斗學校里的校長,書記,區里市裡的頭頭,接下來互相鬥,自相殘殺,同時又是大串聯。形勢也變得越來越撲朔離迷。一會兒工作組進駐學校,一會兒又撤了。造反成了褒義詞,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都成了貶義詞。知識是反動的,愛美是醜惡的,行善是陰險的,高貴者是愚蠢的,恐怖可以是紅色的。昨天還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的話和事,今天已成了革命創舉。大字報大標語滿天飛,各類組織多如牛毛。從彭羅陸楊到劉鄧陶,中央領導人一個個被揪了出來(應該說是被毛拋了出來),使人眼花瞭亂。後來還有“王關戚”,“楊余傅”,響噹噹的革命左派一夜之間就變成反革命“小爬蟲”,“變色龍”。革命群眾都跟着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慷慨激昂、咬牙切齒地揪斗各級走資派和各類反動人士。噴氣式,陰陽頭,戴高帽,遊街,彎腰,下跪,掛牌,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當時文鬥武斗的造型應有盡有。

我父親廠里抄家過後也無後繼行動,所以我家也得以安寧一段時間。我哥哥與同學步行去井岡山串聯,走得筋疲力盡時,別人已玩遍錦繡河山。待他們醒悟過來扒上北去的火車,中央已三令五申停止串聯。他們互換回程車票企圖矇混過關,最後在南京被截住,未能到達革命心臟北京朝聖。我姐姐他們幾個老師也趕上了串聯末班車,去了一次杭州。那時火車都擠得水泄不通,行李架都坐癱了,上下都從窗口進出,被憋出了尿的人也不是個別的。個別膽大的小學生也趴火車去周遊全國幹革命。我沒這膽量,只是經常一人或結伴上街,去看大字報、搶傳單、收集紅衛兵小報。發傳單者往往喜歡站在高處,或從樓房的窗口裡往下撒,也許是模仿電影里以前革命者的行動,還有從公共汽車裡往外撒。看着人們爭着去搶,大概也是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偶爾碰見街頭辯論和遊街示眾的,依舊人聲喧鬧,觀者如雲,但我對觀看斗人的興趣已經沒以前大了。碰到過幾次街頭大辯論,具體話題已記不清,反正是唇槍舌劍,強詞奪理,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邊祭出毛主席語錄,那邊也用語錄還擊,這叫打語錄仗。個個橫眉豎眼,面紅耳赤,手揮紅寶書,還好沒有拳腳相加。一次在上海評彈團看批判鬥爭說書名角張鑒庭或嚴雪亭等人。以前在家裡跟着我父親愛在收音機里聽評彈,但從未見過這些說書人。他們的檢討,吳儂軟語,字正腔圓,抑揚頓挫,聽上去也象聽說書一樣,我被吸引住,在那裡站了一個多小時欣賞,而且發現好多人也和我一樣在那裡品味。據說斗滑稽名角姚慕雙,周伯春等人時也有這種情景,不意中漏出來的“發噱”的話引起聽眾發笑。那時除了京戲還有幾個“樣板戲”撐着,其它戲劇曲藝都全軍覆沒,哪怕是現代革命題材,也雞蛋裡挑骨頭,被批判貽盡。連彈詞毛氏的“蝶戀花”也因有影射“旗手”之嫌而不唱了。有一次上體司和另一組織(交運公司的?)的為一小事(看電影?)爭鬥吃了虧,報復抓了對方組織的人,按在乒乓台上打屁股。接下來對方組織遊行示威,挨打者擼起上衣,撅着屁股,讓人看上面的道道血跡鞭痕。交運公司的大吊車還把上體司的廣播喇叭給摘走了。這些是別人看到告訴我的。後來上體司在打聯司時,也為張春橋王洪文立下汗馬功勞。

文革初期各種紅衛兵群眾組織辦的小報不計其數,傳單更是鋪天蓋地。我收集的小報和傳單有足足幾大紙盒。我分門別類,整理得井井有條。印像深的有描述中央黑幫的百丑圖,裏面有大花鼻子劉少奇坐在轎中,(他的名字里的奇字常常被橫過來寫成像個狗字)籮筐抬着的斷腿羅瑞卿,穿着旗袍帶着項鏈的王光美,拿着撲克的鄧小平,敲鑼開道的陸定一,急先鋒鄧拓吳晗廖沫沙。遇羅克的《出身論》讀過好幾遍,對那力透紙背的文字深有同感,他將出身不好的人的遭遇同美國的黑人和印度賤民種姓制度相比,指出了“血統論”的荒謬,道出了每個出身不好的人的心聲。那張小報我保存了很久。清華的小報登載的《智擒王光美》活龍活現地描述他們編造其女兒受傷將劉少奇王光美騙出來,然後逼她穿上旗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項鏈挨斗。還有一張小報上一篇文章描寫北京一中學私設牢房,刑訊監禁出身不好的同學老師,打死一王姓學生和一工友。寫得很恐怖,那血腥殘暴至今記憶猶新,讓被抓學生背毛語錄,背錯一字就挨打,逼他們互打耳光,地上爬,被練摔跤。出身不好的王姓學生不顧紅衛兵出的黑五類子弟不準外出的禁令,外出大串聯回來後被抓,被多次拋向空中而摔死。這事後來受到江青譴責,這是文革中偶爾幾次江青留給我的好印象。當然她這樣做並非出於正義或同情,而是把握鬥爭大方向之需要,要把鬥爭矛頭指向劉鄧。那時對江青不滿已大有人在,這不僅是因為她早年在上海影劇界混跡,如今以皇后身份參政,符合人們舊意識里的戲子不屬上流社會和後黨干政大逆不道,更是由於她那裝腔作勢的語言腔調,顯赫誇張的舉手投足,專橫跋扈頤指氣使的行為作風。我聽母親同一親戚蔑視地談論她早年在上海影劇界的事。我母親後來一直叫她“狐狸精”。

儘管不少人對江青反感,毛澤東在人民的心目中則越來越變得神聖。紅寶書人手一冊,語錄詩詞無處不在,像章越做越大,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唱語錄歌,當然還有牛鬼蛇神在毛像前低頭請罪。整個社會充斥着狂熱,虔誠和恐懼的氣氛。我則除了收集小報了解當前形勢,還閱讀“九評”、各種革命回憶錄,研究黨史和國際共運史,對革命人物尤感興趣。當時我能記住幾乎所有的中共七大和八大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背出十大元帥、十大大將和所有上將的姓名。對共產黨歷史上的各種重要事件也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也出過一次洋相,那好像還是文革之前,我在一親戚家講元帥大將的事,將許光達說成許廣平,被我哥哥取笑了很長時間,他還在一諷刺我的短文中學着魯迅的語言笑我“每每會說出許廣平是大將之類的話來”。我還自己想像世界共產黨領導人的名單,毛當然是主席,政治局裡有林周朱等中共領導人和霍查、胡志明、陳平(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德欽丹東(緬甸共黨主席)、齊奧塞斯庫和卡斯特羅等外國共黨領袖。還讓死人復活,外國的如艾地、格瓦拉,阮志清,捷爾任斯基,中國的如魯迅、王若飛、彭湃、江姐、楊開慧等,王若飛當外交部長,魯迅當文化部長。不能讓馬克思列寧復活,否則誰當主席?這些現在看來荒唐無比的奇思怪想卻是當時我這個剛進入teen的少年幻想遊戲。

我哥哥大串聯回來後不久就開始逍遙,他們一派佔領了他們中學的圖書館。他先後拿回來的各種各樣的書中,有馬列著作和黑格爾、康德、培根等西方哲學著作,有魯迅全集,有各種中外文藝書籍,還有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圍棋雜誌,英語學習雜誌。我最喜歡的當然是文藝小說,像《三家巷》、《苦鬥》、《苦菜花》、《迎春花》等,幾乎所有當代中國革命小說全看遍了,還有像《紅旗飄飄》這樣的革命歷史回憶錄叢書,少數不革命的書,如《金陵春夢》和《啼笑姻緣》。外國小說也看了些,像《牛虻》、《悲慘世界》、《安娜.克列尼娜》等,福爾摩斯當然不會放過。有時也和鄰居們一起去看樣板戲和幾個碩果僅剩的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牛虻》、《悲慘世界》這樣的小說,還有《魯迅全集》給我這貧血的少年輸送了一點營養。當讀到亞瑟看透宗教的欺騙和雪萊的詩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曾下意識地聯繫到當時的全國混亂形勢和對毛主席像神一樣的崇拜,但立即覺得自己思想有問題,馬上停止思考,害怕這不健康的思想深入下去。

當全國各地兩派爭寵,武鬥升級,槍炮齊鳴,文革新寵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培植的王洪文領導下的工總司在一月革命後很快一統天下。聯司,支聯站,還有復旦的“孫悟空”等都先後被擊潰。上海成了文革派的基地,需要穩定,所以“促生產”比其他地方搞得好,市場供應也好於其他城市。當然所謂“好”,也就是工人每天還去上班,商店裡憑票供應的商品還能買到,沒有槍炮聲和大規模武鬥。外地物資商品更加匱乏。我一個在瀋陽工作的表哥每次來上海探親,同事都托他從上海帶各種東西,他把大筆錢縫在內衣里。

沒有多久,清理階級隊伍展開,我父親在廠里被揪出來挨斗,被指控為漏網地主,再加上工廠以前的老闆都是他的親戚。我父親十八歲就到上海來學生意,後來就一直在上海做事,所以土改時只有我祖母被劃為地主,但因我祖父很早去世,因此有些地契上的名字是我父親的,這也就成了漏網地主的證據。他不堪忍受侮辱和折磨,投河自盡。此後我母親常常以淚洗面,半夜噩夢哭醒。不久我哥哥去上海崇明農場務農,兩年後我去江西插隊,接受“再教育”,在北京中科院工作的大姐也在這段時間裏離婚,去了湖北潛江五七幹校。於是家破人亡。我對“文革”和人生也從興奮和希望轉向消沉和幻滅。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民間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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