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衡哲(1890－1976)今天已經不太為人所關注，而在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無論在文壇還是學界，她都是一位風頭很健的人物，她是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任鴻雋的夫人，是胡適精神上的同道者。她1917年在《留美學生季報》發表白話小說《一日》。那個時候力倡白話文的胡適後來感慨地說：「她是我的一最早的同志。」她的小說、散文都是新文學運動早期的收穫，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地位。
陳衡哲於1914年到美國留學，先在瓦薩女子學院就讀，主修西洋歷史，兼學西洋文學，後入芝加哥大學，1920年獲得獲得碩士學位。回國以後，她先後在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擔任西洋史教授，1926年前後，她曾因商務印書館之邀，編寫了高級中學教科書《西洋史》上下冊，以清新的筆調將複雜交錯的西方歷史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成為風行一時的名作。
然而，她在民國舞台上扮演的最緊要角色，首先不是作家，也不是學者，而是一位熱切關懷社會事務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努力周報》、《現代評論》到《獨立評論》，一直到《觀察》，她都是重要的撰稿人。特別是儲安平編《觀察》周刊時，陳衡哲對他的支持很大，這一點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得很清楚：「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較了解我也最鼓勵我的，大概要算陳衡哲先生了。」
有人說陳衡哲「眼鏡後面有一雙秀美的眼睛」，她的眼睛何嘗又不是銳利的。她常常能在旁人習以為常的問題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她的目光並不是投向白熱化的激烈的政治鬥爭，而是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來關注兒童問題、婦女問題、教育問題以及其他種種社會問題，她以女性的視角觀察社會，同時不失批評家的鋒芒和學者的睿智，
1935年，任鴻雋出任四川大學校長，陳衡哲隨夫入川，寫下有名的《川行瑣記》，在《獨立評論》連載發表。其中1936年4月發表的《四川的「二雲」》一段尤其引起當地勢力的嫉恨，遭到他們的圍攻，成為任鴻雋辭職離川的原因之一。在這篇文章中，她對底層的四川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四川的農夫是中國最可憐，最值得我們同情的人。」同時她直言不諱地揭穿了四川的許多黑暗面：
「我們都是中國人，我決不敢以惡意來批評四川；我也不是喜歡作籠統話的人，說四川這不好，那不行。但我的良心卻也不許我作阿諛取悅之言，說什麼四川是天府之國呀，四川人民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呀！我覺得廿五年來軍閥惡政治的結果，不但使住在四川的人個個走投無路，並且在道德方面，在人生觀方面，也似乎發生了許多不幸的影響。一個社會愈混亂，愈沒有法紀，那麼，那社會的原始人性也一定愈加發達。因為若不如此，一個人便非被逼死不可了——或是身體上的逼迫，或是心靈上的創痛，它的煎熬促死的力量是一樣的。這可悲的情形到處都有一點，但在四川卻更為顯著。」
她的所見所聞處處坐實了有關「社會愈混亂，原始人性也愈發達」的看法，特別令她感到震驚的是當地的納妾現象，她深知這是中國的一個腐敗制度，決不是四川所獨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卻另不同。在別的地方，妾的來源不外三處，那便是：丫頭，娼妓，和貧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許多闊人的所謂『太太』卻是女學生，而有些女學生也絕對不以做妾為恥。（關於有些女學生的『寧為將軍妾，不作平人妻』的奢望，我得到的報告太多了，可以說是一件諱無可諱的事實。我希望四川女學生中之優秀的，能想個法子來洗一洗這個恥辱。）這是四川的問題與別處不同的又一個例子。」
她還不無吃驚地發現，在那裏，人們並不以吸食鴉片為恥。「吸鴉片的中國人當然不以四川為限，但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吸鴉片的一件事，不論是在吸者自己或他的親友的眼中，總還是一件諱莫如深的醜事。在四川卻不然，你到一個人家裏去吃飯，除非那是一個開明的家庭，像我們的四川朋友的家庭一樣，主人是要請你上坑吸個一口兩口的，你笑着說不吃，他便要說，『那有什麼關係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氣吧。』有幾個外國人告我，他們也曾同樣的得到過這個經驗。」
她分析說，「四川的病源，近一點的看來，粗枝大葉的說來，可以說有兩個，其一是軍閥，其二是鴉片」。在軍閥治下，她如此大膽直言，當然不會受歡迎了。文章發表幾個月後，成都的報紙對她進行大肆攻擊，說她攻擊四川女學生都想做小老婆，四川七千萬人都是鴉片鬼等等。那些報紙惟恐這樣的攻擊不夠，還利用作者是一個女子，「捏造許多不相干的事實，用極穢惡的言辭來加詆毀。」
在國難當頭之際，陳衡哲所關心的不光是一些具體而迫切的社會問題，而且在思考更深入、關乎民族長遠命運的大問題，1935年6月，她寫過一篇《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指出橫在我們面前的道路有四條，第一條是渾渾噩噩、行屍走肉的路，第二條是在「刀頭上舔血吃」的廉恥掃地的路，這兩條都是辱身亡國的死路。第三條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路，第四條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這兩條是自救的活路。在第一條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讓人感到無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條路的人，或借國難營私自肥，或做漢奸，或將種種手段聚斂的財產轉移到國外，隨時準備開溜。對於第三條反抗之路，或者說自毀之路，她的評價是「即使有時抗拒的結果仍挽不回一個國家的危運，但它的榮譽與人格卻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氣也就不會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終至於無可救藥了。」她最贊成的是第四條路，那是和無恥的偷生截然不同的，她更強調「內在的預備」，「即是在大難當前的時期中，每一個人都應該咬着牙齒，先把自己的身體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後再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專門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內，把能力與知識弄得充充實實的，聽候國家的徵求與使用。但最基本的預備卻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語說的，『真金不怕火燒』；故一個有氣節的民族是不但不會畏懼外來的侵凌，並且還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為一個身心交織的火洗禮，然後再從那灰燼之中，去淘出那愈燒愈堅的真金來。」
陳衡哲的這些文章大多數都沒有結集出版過，散處在發黃的舊刊中，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那就是「愈燒愈堅的真金」，是一個動盪歲月中，一個女性知識分子對自由、對人性、對民族、對未來堅定的信仰。這樣的人不該被歷史掩埋。
2008-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