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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激烈背後藏着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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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代之所以令人懷念,因為什麼話都可以說,哪怕激烈得有點過頭。魯迅主張不讀中國書,胡適斷言「中國百事不如人」,錢玄同更乾脆,提出廢除漢字。這些老師輩的激烈言論是我們早就熟悉的,學生輩的傅斯年、孫伏園他們的言論,也許我們就比較陌生了。當時,兩個世界級的知識分子杜威和羅素都曾造訪中國,擁有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諸多中國弟子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先生在中國停留了兩年之久,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中國雖然只住了幾個月,就因病回去了,但他們都曾在全國各地演講,他們的思想言論對「五四」一代青年產生了至今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深遠影響。北大學生孫伏園(就是推出了魯迅《阿Q正傳》的名編輯)在杜威起程回國的當天,在著名的北京《晨報》公開發表文章,其中有一句話,今天很多人看了恐怕還會不舒服,甚至會跳腳大罵,這個孫某人怎麼可以如此不「愛國」。他說:「我們抱着萬分痛心,感謝他們都尚不厭棄像我們這樣的野蠻民族」。

1919年10月,另一位北大學生、「五四」的風雲人物傅斯年,在老師輩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中國狗與中國人》一文,他有一次問一個北京警犬學校的人,訓練的狗都是外國狗還是有中國狗?對方回答,只有外國狗,中國狗雖然也很聰明,有時候嗅覺比外國狗還要靈敏,不過太不專心,你教它去做一件事,半路上碰到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爭食物,它每每把自己的使命丟開了。所以教不成材。傅斯年由此感慨,中國人和中國狗一樣,也不是不聰明,而是無責任心,「我以為中國人的無責任心,真要算達於極點了。單獨的行動,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卑鄙的。為什麼呢?卑鄙可以滿足他自身肉體的快樂——他只對這個負責任——至於卑鄙而發生的許多惡影響,反正他以為在別人身上,他是對於自己以外的不負責任的,所以不顧了。」在他看來,「中國人之所以到了這個地步,不能不說是受歷史的支配。專制之下,自然無責任可負;久而久之,自然成遺傳性。中國狗之所以如此,也是遺傳性。」

傅斯年由狗及人,對民族性、國民性作出如此洞察的那年只有23歲。將近90年以後,我們再讀這篇《中國狗與中國人》,還會感到驚心動魄。他的判斷,以及孫伏園稱本民族為「野蠻民族」,是不是失之偏激,有點武斷,誠然還可以討論,但是他們的善意,他們的誠意,他們熱切期盼自己的民族走上文明正途,呼喚國人負起責任的用心則不需懷疑的。要說愛國,「五四」那一代已經用熱情的吶喊和踏實的探索證明了自己。

至於他們為什麼往往語出驚人?在傅斯年的同學、一起發起新潮社、創辦《新潮》、領導「五四」遊行的羅家倫那裡,我們可以找到答案。1920年4月,羅家倫在《新潮》發表的文章提出「三W主義」,他說中國的學術和社會兩千年來,一脈相傳,一點進步都沒有,根源在於我們中了思想專制和政治專制的毒,缺乏批評的精神,只會爭吵、口角,不會批評。要養成批評精神,必須從批評的「三W主義」出發,凡事要問個什麼(What)?為什麼(Why)?要怎樣(How)?正是這三個「W」的不在場,沒有大膽的懷疑,沒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我們這個民族才會長期以來原地踏步。

舒衡哲的《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有中文本,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在18年前就讀過,黃封皮,小開本,屬於一套「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著者譯名為薇拉·施瓦支。「舒衡哲」是她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因為她崇拜中國的一個女學者陳衡哲。此次重讀新星出版社的新譯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羅家倫提出的「三W主義」。那個時代,無論老師輩的魯迅、胡適、錢玄同,還是學生輩的傅斯年、孫伏園、羅家倫,當然還有其他許多人,在他們那些激烈言論的後面,其實都隱約有着三「W」的影子,激烈的背後是理性的追問。

2008-06-13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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