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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三句嘮叨

作者:

1986年,沈博愛戴陵魚夫婦在蹉跎坡舊宅前留影

人物簡介:作者的父親沈博愛先生是位退休的中學教師,曾被劃為右派並被判刑勞改,1980年代平反,復職從教。

我家五姐弟,都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出生。除大姐外,其他三個姐姐和哥哥,都在1980年代先後考上了大學。我忝居老五,1990年代初期考上大學,也是家族裡這一代最後一個大學生。在整個19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家在當地小有名氣,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我父親是一名中學教師,自我發矇起至整個中學讀書階段,他最喜歡念叨的一句話是,「只管攢勁讀書,考試絕對不要舞弊」。

父親說這話是有緣由的。我出生和長大的湖南瀏陽,城關鎮以外的地方,分東南西北四鄉,東鄉出夏布和煙花,南鄉出煤炭,西鄉出花木,唯獨我家鄉所在的北鄉,和其他三地相比,地貧物瘠。於是發憤讀書就成為了唯一出路,也成了北鄉貧家子弟的傳統。從絕對數量上來說,北鄉通過讀書考學跳出農門的人也遠超其他三鄉,也由此落下一個北鄉出人才的說法。

在1980年代乃至更早的1970年代,城鎮人家的孩子不用考大學,也可通過上技校、待業分配等門路獲得正經八百的工作,得以進入體制端上鐵飯碗。而農家子弟要跳出農門,唯有兩條出路:當兵和考學。小部分夫妻一方為城鎮戶口的半邊戶,還可有兒女頂替父輩就業這條出路,但僅限於工人和營業員等崗位,從沒聽說子女可以頂替父母去教書的。

當兵需要先天的身體條件,這不是通過自身努力就一定能達到。另外即便成功當上兵了,倘若不能入黨提干或者考軍校,通常也還是會在複員後重歸農門。劉震雲的早期小說《新兵連》里,對這種泯滅人性的殘酷競爭有過入木三分的描繪。

剩下來最靠譜的,也就是考學了。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會成功。那時還很少有讀不起書這個說法,更沒有擇校、學區房啊什麼的。最大的障礙就是農活太重,要佔用掉很多時間,特別是剛剛包產到戶搞責任制的時候。為了給弟弟妹妹們讀書讓路,我大姐初中畢業就輟學在家承擔了幾乎所有農活。

而我自小就成績異常優異的哥哥,同樣為了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也為了早日跳出農門,在初中畢業時就選擇考上了中專,年僅18歲即踏入社會。這種三年制小中專,那時囊括的恰恰都是一大批貧寒之家中最優秀的讀書種子。這種特定歷史時期里的學制,既急功近利又違背教育規律,現在早已銷聲匿跡,但它宿命般地消耗了1980年代里,一代最具天分的少年人的夢想,至今鮮見有教育專家們來提及。

無論如何,「只管攢勁讀書」成了父母日夜督促的主要內容。我小時候印象最深也最為羨慕的,是鄰里考上大學的大哥哥大姐姐們。每到假期,當他們騎着單車走親訪友,和我哥哥姐姐們討論起坐特快還是直快去學校,以及到哪裡轉車時,更是讓我羨慕得要命。那時,早日跳出農門成為天之驕子,早早坐上傳說中的火車去遠方,成了我人生中最偉大的理想。

在這種激勵下,讓我最鬱悶的事情,就是日常考試時別人往往能通過舞弊取得好成績。但每到此時,父親最喜歡念叨的這後半句話「絕對不要舞弊」,常常會起到巨大的安慰作用,他解釋道,這些打小抄、偷看等伎倆,到了高考時,都會統統無用武之地了。因為高考這種升學考試是天底下最嚴格的考試,沒有人敢搞舞弊,也沒有人能搞舞弊。

父親說這話時,高考制度恢復還沒幾年。我相信在他這個老右派眼裡,其(高考的)地位等同於八九十年前的科舉,乃是天下寒士唯一的盼頭。那時節,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既是鐵杆道理,也是社會公正的共識。不管你出身多麼低微,家庭多麼貧困,外貌多麼普通,只要你肯發憤讀書,總歸有殺出一條血路端上鐵飯碗的可能。

只要你考上了大學,你和你的家庭,會迅速贏得體制接納與社會承認。想起那時學子間流傳的一句話「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固然主要反映了輕文重理的思想,也從側面證明了那個時代,那個社會,還是承認真才實學的普遍性價值的。

我不知道現在已經年近八旬的他,耳聞這麼多年來層出不窮稀奇古怪的高考舞弊案,會有什麼感想。我想他更不會知道,現在真正牛叉的考生,是根本不用參加高考的,他們早已通過中學校長推薦、免試錄取等堂而皇之的門路進入寒門學子夢想中的名牌高校。這種辦法當然也能篩選到貨真價實的人才,但比如2002年上海交大招生黑幕這樣的事情,更會長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當然,作為一個老政治運動員,父親也不是完全的書獃子。到我上高中以後,老頭兒的話換成了「攢勁讀書,一定要考到前三名。」這是父親喜歡念叨的第二句話。

他的「前三名」理論是:如果錄取10個人,你只考到分數線以上,是第八、九名甚至第十名,很有可能會被有關係或者有錢的人擠掉。咱們沒關係託人,也沒錢送禮。要想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激烈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唯一靠得住的辦法,就是盡量考高分,把排名往前靠。如果能考進前三名,就十拿九穩不用擔心了。所以,說一千道一萬,「攢勁讀書」依然是前提。

到這時,他已經和嘮叨第一句話時的想法往後退了一步。他承認高考的社會公正性大體還在,但已經未必像以前想像中的那般牢不可破。他也承認開後門的「天然合理性」,承認「人人生而平等,但有錢人和有關係的人比我們更加平等」。我想他肯定和我一樣,也聽說了那時在社會上開始流傳出來的另一句話:「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

很慚愧,我似乎從小就不太會考試,加上一直偏科,所以考學之路一直是跌跌撞撞,高三畢業時名落孫山,經過補習後才考上大學。需要強調的是,復讀生的經歷,也是一種很特別的人生經驗,酸甜苦辣俱在其中。在另一部早期小說《塔鋪》里,劉震雲對此有過細緻入微的描繪。

現在復讀生這個說法,已經像前述「小中專」那樣快成為歷史名詞了,很遺憾,也同樣鮮見有人來分析時代賦予它的雙重性:既詮釋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公正意義,也折射了應試教育對人性的摧殘。

我上大學是鄧小平南巡那一年。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經寫到當我興高采烈的沿襲着兄姐們的路線去親戚家裡報喜時,給比我小12歲的表弟羅煉帶來的內心衝擊,正如鄰家上大學的哥哥姐姐們加諸在年幼的我身上的夢想一樣。

但這一年似乎是個分水嶺,外面的世界已經悄然開始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父親時時感嘆,我上大學花的錢,已經超過前面四個哥哥姐姐的總數。如果放到現在,以他這樣一個農村中學教師的薪資水準,要供養一個大學生到畢業,只怕得舉債了。要供養四五個孩子都上大學,那絕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等到我畢業2年後,大學開始擴招,天之驕子的夢想時代自此一去不復返。想方設法進入權力、財富與資源高度集中的政府部門,取代了當年的高考,成為現在的80後和90後們新一輪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殘酷競爭。而競爭背後,更多的卻是形形色色的暗度陳倉與潛規則交易。

想起我畢業後在長沙一所政法學校教書的經歷,一個小中專班80個學生,50個是帶委培指標的公檢法司單位子弟,30個是公費考入的平民子弟。但等到畢業時,前者無需吹灰之力即回到各自父母所在的系統,那裡有各自對口安排或者互為安排的崗位等着,如檢察院的子弟會安排到法院上班,法院的子弟會安排到公安局等。後者則多半得靠自己在求職市場上打拚。

兩個群體的資質也許並無多大差別,但後者顯然要比前者付出加倍的艱辛與汗水,這是與生俱來的等級,也是另一種階級成分。

不獨政法系統,金融、郵政、電力、鐵路等稍好一點的部門,基本都是這個狀態。1980年代的「頂替」制,以另一種更毫無公正可言的「世襲」制,在改頭換面地延續。

命運讓表弟羅煉這樣的後來者再難複製我們這些哥哥姐姐的人生路徑。他最終和村裡的眾多同齡人一樣,坐上硬座火車穿越五嶺,在珠三角上星羅棋布的血汗工廠里消耗着他的青春歲月。我想即便後來他有上大學的機會,畢業時也正好趕上擴招後畢業即失業的大潮,可能正在充當考公務員的炮灰。以他內向而敏感的個性,或許會有更大的落差。

在兩年前的中秋月圓之夜,表弟帶着他的夢想悄然遠去,至今音訊杳無。而父親現在最喜歡念叨的一句話是:幸虧你們生得早!要再晚幾年,我不知道怎麼才能混大你們這五個孩子了!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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