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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放水!長征竟是蔣介石的戰略部署

國軍放水,世紀之謎長征竟是蔣介石的戰略部署。(Guimard/wiki/CC BY-SA3.0)

貿易戰升級之際,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到共軍長征起點獻花藍,讓中國人學習中共過去克服困難、創造“難以置信的奇蹟”,然而,多數人不知道的是,這個所謂的“奇蹟”確實難以置信,它竟是蔣介石的戰略部署。

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先簡要敘述下長征過程。長征,發生在抗戰前,時間是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由於國軍第五次圍剿,共軍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從中央蘇區和南方蘇區開始逃亡,最終抵達、匯聚於陝甘蘇區。共軍到達陝甘蘇區後,1935年12月,毛澤東首次使用“長征”一詞,紅一方面軍行程二萬餘華里,所以又稱二萬五千里長征,國民政府稱其為“流竄”或“西竄”。

為什麼說“長征”是蔣介石的戰略部署呢?我們先從蔣緯國的敘述說起。

百思不解的疑惑原來是戰略放水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記載上說前四次失敗,最後一次成功,並歸功於父親親自指導。第五次江西剿共是發展所謂碉堡政策,部隊打下一個地方以後,立刻做成碉堡,並且把碉堡交給地方政府,部隊繼續作戰,農民住在碉堡裏面,晚上睡覺,白天耕地;同時政府成立五省農民銀行,讓農民貸款買農具,以復興農村來鞏固地方,以地方自衛來接替野戰部隊的收穫。記載上顯示此種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圍剿是成功的,又怎麼會被毛澤東領着大軍突圍呢?這豈不是前後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親幾分,甚至於我認為這是個失敗,國軍保衛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到了台灣後,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軍大隊長,他告訴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當年他當飛行員時,奉命勘查江西突圍時部隊所走的路線,但是他發現國軍並不是去追擊(尾追或超越追擊)。國軍再怎麼窮,當時動員幾百輛卡車,裝載一部分部隊,那怕只有一個師或一個團都能夠先追到前面將中共軍隊堵住再加以圍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於能打得過國軍,但是實際的情形卻是南北邊各有一支部隊,中共走多遠,我們的軍隊就走多遠,也沒有超越他們,這哪裡是追擊,簡直是護航。他很灰心地講了以上這些話之後,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說:“你真是給我上了一課,我們確實是壓迫他們進入四川,經過廣西、貴州、雲南,繞了一大圈,再折回來到四川。”

所以,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這一點從前大家都沒有體會到。我常說當時不體會可以原諒,後人不體會則不能原諒,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整體情況,假如不從整體來看,也沒有辦法體會我們為何放水。凡是研究歷史的人都懂得戰略,懂得戰略的人更能體會歷史,不看歷史的人永遠不會懂得戰略,因為戰略是全程的。

1933年蔣中正檢閱國軍第五次圍剿部隊。(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不戰而屈人之兵利用共軍收復西南代價極小的二次北伐

以當時的狀況而言,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實在是不容易。至於功與過,當時當地的作戰是一回事,而整體的戰略指導又是一回事。父親親自趕到雲貴川,是因為當地軍閥主動地反映共產黨部隊進入他們的地區。父親到達後對他們非常的恭敬與尊重,並對劉湘、龍雲等軍閥說:“國軍馬上就到,而且我們不想在你們這裡打,因為不論勝負,對地方來說總是騷擾,我們要逼他們到陝西後就範。”中央的力量在那個時候第一次正式進入到西南地區,而且父親還告訴他們一句話:“日本早晚會侵略我們,到那個時候,我們要建立大後方,要及時讓下江的工業往西南轉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榮。”這些話都是軍閥聽得進去的。後來父親在西康蓋了一百幢房子,預備在雲貴川受到戰鬥波及時,以西康作為大後方,這就是抗戰到底的決心。

對於西北的馬家部隊,我們也是以友善誠懇的態度,跟他們打成一片。父親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馬步青(馬麟之子);我們也到青海看馬步芳(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馬步芳(青海省主席)時,他的兒子馬繼援已經當中將軍長了,我那時是上尉,馬繼援不肯出來見我們,馬步芳說:“你是個軍長就要像個軍長的樣子,你已經是中將了,你還怕什麼?”馬繼援說:“人家年紀比我大,還只是個上尉,我因為是你的兒子,你給我當軍長我才能當軍長。”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歲。後來馬步芳叫他出來,他還是出來了,我們後來也成為朋友。我就跟他講:“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幫得上忙的,我一定幫你。”馬繼援也很謙虛,他說:“你需要我時,我願意隨時給你當參謀,我願意到你這裡來服務。”我們相處得不錯,到台灣以後,我們還保持聯絡。

河西走廊有哈薩克人作亂時,哥哥和我帶了二十多輛的卡車列隊,為他們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還用一半的車子裝滿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勞他們。我們經過蘭州時,甘肅省黨主席(戰區司令長官)朱少良要我們帶兩個營一起去,哥哥說我們是去招安,帶兩個營不但無濟於事,萬一出了事打起來更是沒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們兄弟兩人前往河西走廊,連一個兵都沒帶。不過朱少良還是命令軍隊在遠遠的幾十公里以外,看到我們前進了,就慢慢跟上一點,以防我們被裹脅。其實像這些哈薩克人,你只有動之以情,才能說得通,萬一搞毛了,他就是冒滅族的危險也會跟你拼。我們抵達河西走廊後,哈薩克人熱情地招待我們,那天非常熱鬧,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們一起鬧了一個通宵。哥哥能講,他們懂俄文,哥哥就跟他們講俄語,告訴他們不要搶劫過路的駱駝隊、車隊以及玉門油礦的人,以後他們需要的生活用品,我們可以陸續送來。那次的經驗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們的觀念裏面,打仗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夠化敵為友,不動干戈,何樂而不為呢?

父親對於戰爭指導有獨到之處。第一,在政治層面上化敵為友,不要再動干戈,這遠比孫子兵法里“不戰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運用方面則因勢利導,這也是我最欣賞的,沒有條件時要造勢,但是機會來時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進入新疆,盛世才進入新疆後,雖然手段狠毒了一點,可是還是蠻有效的,而且在那個時候也只能那樣處理。這也是因勢利導的一種運用。

壓迫共軍長征對中華民國意義深遠

通過上述蔣緯國先生的敘述和其他史料記載,可以看出,蔣介石利用共軍長征的兩年左右時間,以中央軍損失3萬人以下的微小代價,收編和半收編軍閥部隊至少超過90萬之眾,收復控制了由地方軍閥或者中共控制的江西、福建、廣東、湖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8省,基本控制或者半控制了廣西、雲南、西康、寧夏、青海5省,總體看,收復和半收復中國西南、西北共13個省份。可以說,這是一個代價極小的二次北伐,也特別體現了蔣中正和國民政府高層的高超軍事和政治手段。

這些省份的收復,對於中華民國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不談經濟、政治、文化意義,單從軍事上來說:

第一,如果沒有紅軍長征,中央軍單純通過軍事進攻收復這13個省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可以說,損失將遠遠超過3萬人的代價。因為,以日軍裝備如此精良的百萬大軍攻打以四川為首的西南諸省,血戰了六年,傷亡數十萬主力也無法成功。比較而言,以當時不過60多萬的中央軍來說,面對極為適合防守的西南幾省和軍閥高達80多萬的軍隊來說,勝算是很小的。

第二,中國之所以能夠獲得八年抗戰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這些共軍長征經過,國軍才得以收復的西南和西北省份,如果蔣介石在七七盧溝橋之前沒有收復這些省份,那麼日軍攻陷南京、武漢以後,國民政府就難以西遷迴旋了。

共軍陝北蘇區的絕境

蔣介石在中央蘇區放走共軍,利用湘江消耗共軍主要實力,在大渡河將共軍主力基本殲滅,最終收復四川的計劃幾乎全部實現了,蔣介石將共軍逼迫進入陝北蘇區以後,幾乎大大鬆了一口氣。

他明白陝北4萬平方公里,僅有40多萬人口的貧瘠荒涼的高原,周圍都是中央軍和地方軍閥部隊的地盤,共軍是絕對無法發展壯大的。共軍陷入此絕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長期也必遭殲滅。之後,共軍果然進行了三次奮力求生的軍事嘗試,試圖離開陝北蘇區這塊絕地。這三次軍事嘗試分別是:

向南:8萬多紅四方面軍南下進攻成都平原,結果損失了約4萬最精銳的主力,被迫回頭北上。

向西:2萬多人的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西征青海,試圖進入新疆,結果在中央軍和青海穆斯林馬家部隊的打擊下全軍覆沒,除李先念領導的400人化妝逃到新疆以外,2萬多人被全殲。

向東:共軍從陝北蘇區集中1萬多主力向東攻打閻錫山,雖然造成閻錫山幾千人的損失,但是並無法在晉綏軍和中央軍聯合壓迫下站住腳。東征軍很快草草返回陝北蘇區,東征宣告失敗。

可以看到,共軍向東南西三個方向的進展全部失敗,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向北。但是,向北就是綏遠廣闊無邊了無人煙的荒漠和草原,只有少量的蒙族牧民,共軍無法在此處獲得任何補給和兵員,也根本無法建立根據地,唯一的可能就是進入蘇聯控制外蒙古求生。但是,只要共軍進入蘇聯控制區域,從政治上來說就等於自我引爆了。所以說,蔣介石的整個長征戰略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沒有西安事變的爆發,那麼共軍必遭殲滅。

意外的西安事變

至於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敢於兵變,具有相當的偶然性。地方軍閥了解蔣公的為人,只要不是武裝叛亂,最終蔣介石總會留給他們一條生路,要麼像楊森、劉文輝一樣給個軍長職務,要麼就像王家烈、何健一樣,保存其家私,再給個中央掛名大員。但是,如果武裝叛亂,那麼最好的結果也是驅逐出國,慘的就是軟禁、監禁、甚至槍決。

當時的張、楊並沒有走到絕路,甚至可說前程光明,根本不需要也無可能冒險,如果沒有這個意外的事件,共軍會滅亡,那麼後來的歷史又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以當時的情況來說,蔣介石的這一政治戰略是非常成功的,國軍隨着共軍進入雲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中央軍作戰部隊也真是艱苦萬分,眼看克服萬難,包圍延安,到了最後決戰時卻發生了西安事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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