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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援六四 台灣從民族情懷轉向捍衛人權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萬名來自全台各地的民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中央社檔桉照片)

回首六四30年,台灣雖然站在聲援抗爭者的一方,視角卻與當年不復相同。30年來,標語從“血脈相連”變為“捍衛人權”,聲援六四已從擁抱“民族情懷”,轉為“普世價值”。

1989年6月3日深夜,共有上萬名來自全台各地的民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人們藉由衛星電話與在天安門聚集的學生連線,直到凌晨0時20分,電話那頭傳來“現在共軍開槍了…”隨後連線中斷,中正紀念堂廣場哭聲一片。

回想起這段過程,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說,六四事件爆發時,他還是大學生,對當時的氛圍格外有感。

1989年6月9日,超過5萬人在中正紀念堂參與“自由的怒吼”團結聲援大會。(中央社檔桉照片)

曾建元表示,當時台灣解嚴近兩年,報禁也解除一年半,社會追求言論自由與天安門學生訴求不謀而合,加上當時台灣社會的民族情感認同,仍以“中國人”為主,格外能產生共鳴,所以聲援人潮踴躍。

他也認為,受到六四事件的刺激,台灣知識分子意識到,雖然台灣自詡屬於民主陣營,卻仍有“萬年國民大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威權象徵,“與中共也沒差多少”;“既然大陸可以(上街頭),為什麽我們不行?”這種“輸人不輸陣”的情緒,間接催化出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

曾建元表示,中共鎮壓六四事件引發國際社會譴責,使得政府在面對“野百合學運”時決議避免武裝衝突、和平處理,甚至願意採納學生意見,陸續終止動員戡亂、廢除萬年國大代表。顯見“六四事件”某種程度對台灣的民主化具有一定影響。

不過,隨着民主轉型開始,台灣政壇的政治訴求也漸漸分為統、獨兩派。曾建元認為,這是台灣對六四產生不同聲援態度的轉捩點。

他表示,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本土意識抬頭,“大中國”國族認同感在台灣漸漸流失;但中共經濟實力也在這段時期崛起,過去聲援六四的統派人士漸漸朝北京當局靠攏,這一度使得“六四議題”在台灣乏人問津。

曾建元指出,直到2009年,六四學運領袖王丹來台任教,才漸漸凝聚香港、台灣學生重新拾起聲援六四的大旗;而訴求自然也從“民族情懷、拯救同胞”,轉變為“捍衛人權、擁抱普世價值”。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則表示,六四議題是台灣“統獨左中右”各陣營,在不同時間都曾關注過的議題。但30年以來,中共透過統戰手法,讓部分的台灣政治人物淡化對六四的關注,甚至延攬他們成為座上客,收編來為中共宣傳。

他直言,前總統馬英九、總統蔡英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乃至新黨黨主席郁慕明,都曾聲援過六四,現在六四30年,“還剩誰敢提這個議題?”

楊憲宏表示,中共至今不願為六四正名,且持續加強社會控制鎮壓異己,“六四並未結束,不是歷史,而是現在進行式”。這種狀態只會更加深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反感,“面對一個不能善待中國人的中共政權,憑什麽能相信,他們會對台灣好”。

他認為,對台灣而言,聲援六四最大的意義在於告訴更多人,六四不是歷史故事,而是真實且持續發生的問題,這也是台灣做為國際民主社會成員的一大責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中央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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