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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時代不能「妄議」的惡果

自最嚴黨規黨紀公布,又經熱烈的網議之後,我開始冷靜下來,回顧起並非久遠的毛時代。我突然意識到,黨內黨外不能“妄議”的源頭,其實起源於毛時代,且可追溯到毛延安整風時期,而非當今創新。果真如此嗎?不信,我們一齊來追溯:

從黨史國史中可知,毛時代的不能“妄議”,較集中的出現過四次:第一次出現在1941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第二次出現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運動;第三次出現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第四次出現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今天回過頭去看,毛時代這四次的不能“妄議”,都導致了共和國巨大的人道災難。

延安整風運動的不能“妄議”

1941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一場延安整風運動。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關於在全党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從此開始了全黨範圍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向“言必稱希臘”的留蘇國際派和有蘇俄祟拜情結的知識分子發起猛烈進攻。毛說:黨內留蘇派是教條主義,他們總是“裝出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他們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毛甚至還罵國際派“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比狗屎還不如的教條”。於是,毛動員黨外人士和青年知識分子,“幫助”這些“紅色教授”和“首長”們“脫褲子”。

據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記述:中央研究院的特別研究員、青年知識分子王實味,書生氣十足,他沒有領會毛髮動整風的意圖和指向,只憑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開始奮筆疾書,他憑自己對延安的感悟,揮筆在《穀雨》、《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的壁報上,用魯迅筆法,對延安所存在的等級制、官僚化、抗日後方的歌舞昇平等現象進行“冷嘲熱諷”。他批評延安等級制是“食分五等,衣着三色”,“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延安出現了一個“幹部服小廚房階層”。王還批評說:官僚化的大人物“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我們的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欲是神氣活現”。王還說,當他想到“抗日前線的將士在浴血奮戰,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汩中倒下”。而大後方,卻是“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在通宵達旦地舉行,‘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想到這些,他就“心臟震動”。

對毛愛說一句“天塌不下來”,王實味也不這麼看。王批評說:“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底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末想到”。針對延安已出現的“黑暗”,王又說:“我們就須要以戰鬥的布爾什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的產生,削減黑暗的滋長……”。王甚至還危言聳聽到:“毛的鼓動、號召,讓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們早己鬱結在心中的憤懣之情爆發出來。”

面對眼裡的延安,王實味感到失望,自己和千千萬萬熱血青年抱着對共產主義的憧憬,奔赴延安,然而作為“革命聖地”的延安,竟讓中國專制主義浸入到中國共產黨的肌體里,看上去頗有些“黑暗”。

王實味們的一番“妄議”,在隨後康生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中,因“書生氣”十足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李銳說:在十多天里,延安就有1400多人,被搶救成了“特務”,並於1947年春,延安保衛部門在轉移時,經康生批准,將搶救出來的王實味等“重刑犯”100多人,於黃河邊全部處決。

反右運動中的不能“妄議”

1956年,新中國沒有因為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生機盎然,在經歷了一系列“運動”狂飆之後,曾“被運動”的各個群體,農民、工人、學生、知識分子,沒有因為“春天”的來臨而忘了“急風暴雨”對他們從肉體到精神的傷害。急劇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還導致經濟、社會的徹底斷裂,致使新中國在6年後,出現了經濟的、社會的危機。

就在中共八大制定出雄心勃勃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時,社會主義中國卻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到處是民怨沸騰,風潮迭起;到處是鬧事不休、抗爭不斷。

在土改運動中得到土地,又在合作化運動中失去土地、失去糧食的農民,不滿合作化運動、統購統銷讓他們更加貧窮,開始組織起來鬧退社。

新中國的城市經濟建設,在毛澤東不斷要求超速實現工業化,反右傾保守中也出現了嚴峻形勢。工業、重工業的大上快上,導致國民經濟各領域不平衡,造成工業建設的緊張局面。工廠的工人開始罷工、請願,全國總工會反映:1956年一年中不完全統計,工人罷工事件29起,請願事件57起,共86起。其中,第一季度為6起,第二季度為19起,第三季度為20起,第四季度為41起。罷工請願的人數,每一起一般為十多人至數十人,多者一、二百人,甚至上千人。

對發生在城鄉的鬧社鬧事風潮,毛澤東稱為“生產力暴動”。

為此,毛澤東先後發表了《論十大關係》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感到要改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風。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一個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開始,說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這對一提不同意見,就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嫌而被壓抑下的廣大知識分子,如逢甘露,感到春天的來臨,喚起了對共產黨提意見和參政的熱情。著名翻譯家傅雷,給他兒子傅聰的信中就說:“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合貫通了的人。”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和毛主席懷着極大信任,他們都沒有想起脖子伸長了,是要掉腦袋的(傅雷夫婦後來雙雙自殺)。

5月4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明確指出,“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為貫徹執行這兩個指示,各地各系統舉行了許多座談會。

但很快,當毛澤東看到“好大喜功、急攻近利、鄙視既往、迷信未來”等等批評時,就感到不能忍受了。5月15日,毛澤東在寫給黨內高級幹部看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說要“硬着頭皮聽”,作好反右派的思想準備。

但是,那些身為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大知識分子,並不知情,還是懷着信任共產黨、信任毛主席的態度,說了一系列驚天動地的“右派言論”。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人們奇怪,原本是響應號召,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怎麼出爾反爾,忽然竟變成是“引蛇出洞”的陰謀呢?

毛澤東說,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整風受到攻擊的教條主義,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而“什麼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右派說來,都是假的,切不要相信。”對他們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於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場浩劫,也就這樣開始了。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所記載,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而這些“右派分子”中,大多是熱愛祖國,獻身祖國大業的知識分子,包括從大學教授、小學教師、到大學生,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帽子,頃刻之間,淪為社會賤民,受盡摧殘。還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許多人後來成為國家的棟樑,如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文化部長王蒙、法學權威江平等等,說明許多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都是社會的精英人才。

七千人大會上的不能“妄議”

1959年,因毛澤東所樹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嚴重違背國民經濟發展規律,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為此,黨中央在1962年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會上,國家主席劉少奇在總結報告中指出:“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顯然,劉少奇直面嚴重違背國民經濟發展規律,從而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上千萬人的實事,又“妄議”黨內長期存在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框框,令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毛澤東不快。

又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又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妄議”,豈不是抹黑我毛澤東,讓我毛澤東在歷史上留下污名!是可忍,孰不可忍!僅過四年,一場颶風席捲中國大地,“打倒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保衛毛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因“妄議”黨主席遭遇橫禍,還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而隨劉少奇的被打倒的,還有黨、政、軍內數萬萬敢“妄議”三年大饑荒的各級領導幹部,也統統被打倒。據錢文軍在《閑話袁庾華的演說》一文中說:“文革中僅‘被迫害致死’的幹部便有6萬餘人。”

曾有一網民悲嘆道:這是歷史的悲劇。千辛萬苦打下的江山,最後落得枯骨一堆。

文化大革命的不能“妄議”

10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億萬國人又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下,開始將但凡歷史上有“妄議”毛澤東思想、“妄議”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妄議”無產階級專政言論的,統統打倒,統統橫掃。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8次接見全國紅衛兵,號召他們《炮打司令部》,還要他們到全國各地去“煽文化革命之風,點文化革命之火。”隨後,整個中國被席捲進10年浩劫中,在紅衛兵運動、挖肅運動、清查內蒙古內人黨運動、清理階級隊伍、大批判運動、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等等紅色暴力運動中,將膽敢“妄議”毛澤東、“妄議中央”的“反革命”統統打倒、整死。

據曾是《光明日報》記者的陳禹山在《一份血寫的報告——張志新之死》一文中記述:

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張志新,1968年的一天,她給一個同事說了她對文革的疑慮,說:“我不能理解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好多問題……”,為什麼老幹部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什麼所有知識分子都成了“資產階級”,必須打倒和改造?毛主席難道就不會犯錯誤嗎?

在那個專制暴虐的年代,張志新的獨立思考,敢說真話,儘管沒有在公眾場合講出來,但也是大逆不道的事。她被那位同事告發了,很快,“張志新問題專案組”成立了,張志新從此被擺上專制主義的祭壇。

1969年9月18日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洶洶氣勢中,38歲的張志新在劫難逃,終於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入獄後,軍管會要求判死刑立即執行,陳錫聯說:留個活口,當反面教員,不殺為好,她被改判無期徒刑。

就在那個“無法無天”的歲月里,獄中的張志新,竟遭受了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非人折磨:她被背上18斤鐐銬,腳上還拖着沉重的腳銬;她常常被毒打,頭髮幾乎被拔光;她被放縱的男犯人多次強姦、輪姦,直至身心俱裂;她被關在一個僅能坐立的小牢籠里,與外界隔絕,終至精神崩潰。在7年的牢獄之災後,1975年2月,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毛遠新(毛澤東的侄子),在一次省委會上討論“現行反革命張志新的案情報告”時,一錘定音,說:“判了無期徒刑,還一直相當反動,看來她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間還那麼瘋狂,還犯罪,讓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殺了算了”。

1975年4月4日上午,張志新的大限到了,就在“殺了算了”前,張志新被秘密帶到監獄管理人員的一個辦公室,接着來了幾個人,把她按倒在地,在未麻醉的情況下,張志新被活生生割斷喉管,在痛苦至極中,她竟咬斷了自己的舌頭。隨後,張被推向瀋陽大窪刑場執行槍決,刑場執行記錄是:“彈中頭部,一槍擊斃。”張志新被槍決時年僅45歲。

在整個文革期間,有2000萬人付出了生命代價,其中,就有數萬人因與張志新一樣“妄議”而死於非命的。

2016年1月23坡月書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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