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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垃圾回收遇阻:與官員政績有關 不到一半的垃圾得到妥善處理

中國大陸每年產生巨量垃圾,其中有害垃圾大約有1億噸。而垃圾處理能力落後,只有不到一半的垃圾得到妥善處理。這是美國「環境法研究所」律師、中國項目主任劉卓識在3月27日的研討會上,公布的數字。他表示,這引發了其他問題,例如,上星期江蘇鹽城的化工廠因為固體危險廢物倉庫着火發生爆炸,迄今已造成數十人死亡。

美國華盛頓“環境法研究所”(ELI)3月27日就中國大陸的垃圾治理問題舉辦研討會。左一為美國環境法研究所(ELI)律師、中國項目主任劉卓識,中為華盛頓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中國環境論壇主任吳嵐(Jennifer L.Turner),右一為上海紐約大學環境學助理教授、紐約大學全球特聘助理教授李逸飛。

3月27日,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環境法研究所”(ELI)就中國大陸垃圾治理問題,舉辦研討會。與會專家指出,中國大陸垃圾回收遇到的障礙,與官員考慮自身政績有關。

中國大陸每年產生巨量垃圾,其中有害垃圾大約有1億噸。而垃圾處理能力落後,只有不到一半的垃圾得到妥善處理。這是美國“環境法研究所”律師、中國項目主任劉卓識在3月27日的研討會上,公布的數字。他表示,這引發了其他問題,例如,上星期江蘇鹽城的化工廠因為固體危險廢物倉庫着火發生爆炸,迄今已造成數十人死亡。

劉卓識指出,按照2015年開始實施的中國大陸新《環保法》,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只要滿足兩個條件,就可以向法院提起環保公益訴訟:在市級以上民政部門登記;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無違法記錄。不過,實際提起環保公益訴訟的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屈指可數:

“按字面看,中國大陸有700多個非政府組織有資格提起環保公益訴訟。但是迄今為止,大部分的公益訴訟是由不到5個非政府組織提起的。因為第一,它們沒錢;第二,它們沒有法律專長,並且也缺乏相關數據。”

劉卓識說,在中國大陸,很多地方政府確實力圖保護當地稅收來源,但是有趣的是,有時非政府組織收到的環境違法線索,卻恰恰來自地方政府。特別是在江蘇、浙江等中國大陸東部富裕省份,近年來發生了多起環保事件。不過,地方政府官員向非政府組織爆料當地企業的違法行為,並不是出於環保考慮,而是出於稅收考慮,想借“借刀殺人”、“騰籠換鳥”:

“1980年代初,這些省份還比較窮的時候,當地政府給化工企業和所有的工業投資者很多優惠政策。但是30多年後,這些公司效益變差,繳稅變少。地方政府想用能帶來更多稅收的新投資者,來替代這些舊的公司。所以,環保公益訴訟成了一些地方政府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他們利用非政府組織,把老‘住戶’趕走。”

華盛頓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的“中國環境論壇”主任吳嵐(Jennifer L.Turner)指出,儘管中國大陸很多人反對在當地建垃圾焚燒廠,但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大陸的垃圾焚燒廠會越來越多。

吳嵐認為,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大陸應優先考慮回收,而把焚燒作為垃圾處理的最後方式:“可以先從垃圾產生的來源着手,從處理垃圾的人員着手。焚燒,應是處理垃圾的最後方式之一。”

吳嵐認為,垃圾焚燒廠等基建項目開建前,有關部門除了要做環評報告還應該跟社區對話,傾聽公眾意見。

上海紐約大學環境學助理教授、紐約大學全球特聘助理教授李逸飛在星期三的研討會上指出,上海政府斥巨資推動垃圾分類,在很多辦公場所和住宅區外,安置不同色彩的垃圾箱,進行垃圾分類的宣傳教育,但並沒有起到什麼實際效果。因為垃圾車會把所有的垃圾一股腦收走,人們先前自覺對垃圾進行分類的努力付之東流。而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陸其他城市也廣泛存在。

李逸飛對此分析說,中國大陸城市生活垃圾主要歸住建部門管理,而工業固體廢物主要由環保部門監管。生活垃圾和工業垃圾的回收率肯定有所不同,這令官員們出於政績考慮,普遍抵制垃圾分類和回收:

“因為如果你真想引入垃圾回收,你就得引入相應的量化機制。而一旦量化機制被引入,有人就得為低回收率負責,這會影響到他們的仕途。”

垃圾回收在中國大陸遇到的另一障礙是,利用垃圾發電的焚燒廠,被視為綠色經濟的“支柱產業”。出於政績考慮,環保官員力圖擴大垃圾發電焚燒廠的規模和數目,並增加可焚燒垃圾的數量。而這,與垃圾回收是矛盾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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