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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壞人變老」的一代 我們當年是如何「變壞」的?

紅衛兵變老了(網絡圖片)

都說中國人素質差。其中壞老人出奇地多:自己摔倒了,誰扶就訛誰,跳廣場舞擾民,對抗議聲不理不睬,上車逼人讓座,不讓就罵還敢動手。如今兇悍的老人真不少,一反老爺爺老奶奶的慈祥形象。

有人問:老人怎麼變壞了?有人答: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壞人變老了”是在說整整一代人。早就有人這麼說過:“喝狼奶長大的”“紅衛兵一代”。

筆者就屬於這代人。此處不打算使勁辯白“我們沒那麼壞”。不管用,每個人都會從身邊的事實得出自己的結論。這裡只想說說我們這代人的一些共同經歷。光說壞,也不能“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吧?

人分成“代”,是依據與年齡相關連的經歷。有些經歷,時過境遷一去不返,後人再也得不到,這才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點。

如今,“壞人老了”的一代年紀高不過70餘(出生於“解放”前夕),低也要50大幾(出生不晚於1960年代)。再老的人屬於上一代,他們的記憶中還有“解放前”,而我們這代人卻“長在紅旗下”,從小“受黨的教育”。再年輕的呢,沒有文革的記憶。文革不光“觸及靈魂”,也塑造靈魂。沒有文革經歷,我們這代人不會是現在這樣子。

與其他人相比,我們的生活經歷“相似度”很高。比如,今日的中國孩子有吃不飽肚子的,但絕大部分足吃足喝,還有許多小胖子,真正的胖子,營養過剩造成的。可我們童年時,除了內分泌失調的“病態胖子”,真胖子極少,因為極少有營養過剩的,連足吃足喝的人家都不多。“三年大饑荒”許多人餓死了,活着的也都飢腸轆轆,包括“皇帝腳下”的北京人,包括絕大部分幹部家庭。用王朔的話說:“都是苦孩子出身”。當年我們男孩幾乎個個都能“數排骨”,就是一條條肋骨清清楚楚。估計女孩也一樣,只不過她們不光膀子,看不見而已。當年我們盼春節可比現在的孩子要強烈一百倍,而最大盼頭就是有好吃的。

儘管如此,我們當年毫無“吃苦倒霉”的感覺。如果周圍的人日子都過得差不多,你就感覺挺正常。雖然那時比現在窮多了,但是相當“平均”。更何況,我們還被告知是“長在蜜罐里”了,解放前才是苦日子。而且“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也曾經相信了。大人的話能不信么,我們那時還是孩子。

我們這一代受的啟蒙教育很一致。“一致”可不是說教學質量,論質量,城裡的學校和農村的學校能相差十萬八千里。這個一致是指課堂上教給我們的政治觀念。其實,課堂內外,書籍報刊,電影廣播,所有我們聽到的都是“一種故事”。從小聽着這種故事長大,我們對社會的理解很簡單:以1949年的“解放”為界,中國歷史劃分為舊社會和新社會。舊社會裡壞蛋掌權,欺壓剝削窮人,而新社會天翻地覆,共產黨領導好人打倒了壞蛋,最大的好人是大救星毛主席。文革之前,我們的政治觀念就這麼簡單,又非常一致。就連許多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孩子也一樣,他們怨恨自己的家庭出身,真的願意“劃清界限”。

應該說,這種新舊社會的觀念並非100%的欺騙,尤其在“新社會”的初期。比如老舍就曾衷心地謳歌新政府如何清理老北京的垃圾,改造龍鬚溝,肅清娼妓等等社會新氣象。那些都是真事。而我們的父輩也大多認為解放前國民黨實在太貪污腐敗了(今日台灣的國民黨已經浴火重生,大不一樣了)。本來么,完全與身邊事實相違的謊言是難以騙人的。

隨着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反右、社會主義改造、公社化、大躍進、階級鬥爭教育、四清,社教,我們的思想越來越“革命化”。接着,文革開始了。那是出人意料的大震撼:我們天天準備着革命,時時警惕着階級敵人,但做夢也沒想到,革命的對象、最大的敵人竟然在共產黨內!居然是二號領袖劉少奇!那時“劉主席”和“毛主席”兩張畫像都並排貼了,有人喊完毛主席萬歲順口都喊劉主席萬歲了。多麼出人意料!但震撼之後是極度的興奮:太有意思了!居然比小說電影都離奇。

文革初期,整個社會秩序大崩潰,造反了!誰能想到在“好人當家作主的新社會”也能造反?太好了!不用再聽老師校長的話,不再上課,不再擔心考試、升學。可以在學校幹革命,也可以不去學校在家玩,隨便。全中國的中小學整整停課一年多,空前絕後。那時的北京(估計全國的城市都差不多),大街小巷,大院小院,每天從早到晚到處是閑逛和玩耍的孩子群。

筆者記得有一天,一個老頭大聲訓斥我們幾個閑得無聊的孩子:你們呀!寶貴時光啊!就這麼浪費呀!當時覺得老頭神經病,現在卻感到老頭的話痛徹心腑。我們確實浪費了太多的時光(應該說“被浪費”吧?)。

我們中的69屆和70屆初中畢業生(那兩屆根本沒有高中)接受的文化教育比小學生高不了多少,因為從1968年進了中學就沒上幾節文化課。“天天讀雷打不動”,每天第一節課學毛着,然後還有政治課。動不動就上街遊行:慶祝毛的最新指示發表,黨的某屆會議召開,抗議美帝支援越南,抗議蘇修,夾道歡迎外賓。每年三夏下鄉支農收麥子,一干十天半月,備戰挖防空洞,五一、十一慶祝活動,提前小一個月就開始操練。真沒多少時間上課。而老三屆的呢(66、67、68屆初中高中生),更是自打1966年停課鬧革命就再沒有上一天文化課,到1968年底就全體畢業上山下鄉了。

上面是抱怨:我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我們更有不容迴避的另一面:許多人也是文革的加害者。我們中的許多曾是紅衛兵,曾經批鬥打罵老師校長,還曾“殺向社會”:破四舊又燒又砸,毀壞不少文物財產,還抄家暴打“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牛鬼蛇神,資本家等等)。我們曾真以為他們是死有餘辜的壞蛋,毫無憐憫地痛打。光是在北京,1966年的“紅八月”就有數千個黑五類被活活打死。看到本應天真善良的十幾歲孩子竟然如此兇狠瘋狂,那些仍然頭腦正常的善良人該是多麼恐懼又絕望。不少人就被這絕望逼上了死路。直接逼死老舍的就是一群十幾歲的紅衛兵。

紅衛兵為什麼那樣殘忍?他們放縱自己的人性惡罪責難逃。但十幾歲的孩子怎麼能犯下如此重罪?少不了教唆犯吧?至少也要挖一挖“思想根源”吧?當年寫檢查可都這麼干。

那時紅衛兵抄家有不少街道積極分子(後來的“小腳偵緝隊”)甚至派出所警察引路指門。因為當時上面有指示,要他們協助和保護紅衛兵小將橫掃牛鬼蛇神和舊社會的殘渣餘孽。

而紅衛兵的兇殘也不光來源於先天的人性惡,更有後天的教育:殘忍教育。我們當年從小學就開始常聽“憶苦報告”、“革命故事”、“階級教育”,其中一部分內容就是壞蛋如何對好人施以酷刑,什麼老虎凳、釘竹籤子、關水牢、“披麻戴孝”、“點天燈”,多了。聽得我們這些孩子毛骨悚然。記得當年北京民族宮有個關於西藏的展覽,其中有用農奴的頭蓋骨做的碗,用人皮做的燈罩,筆者看完不止一次做惡夢。也許這些並非都是編造,但如此殘忍的內容是不是也該考慮“少兒不宜”?特別是:我們的頭腦中已經被灌滿“階級社會”“階級鬥爭”,再加上這種殘忍教育還能是什麼結果?我們在驚嚇之後就有了一種潛意識:向所有“壞蛋”報復,並且同樣殘忍。

當然,說到紅衛兵作惡,也決不該籠統地用“我們”。因為我們這一代中有許多人根本沒有參加過紅衛兵,當年紅八月里打人的也只是全體紅衛兵里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最早由幹部子弟成立的“老紅衛兵”。而且,老紅衛兵里也有一些沒打人、反對打人的。打了人的老紅衛兵還會說,紅八月之後的那些“造反派紅衛兵”搞武鬥打死的人更多。

確實,紅衛兵根本就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全中國隨便哪個學校隨便幾個人就能成立一個紅衛兵。成千上萬互不隸屬的紅衛兵組織千差萬別:激進的,保守的,暴力的,溫和的,造反的,保皇的。可現在,紅衛兵卻有了“固定形象”:黃軍裝,紅袖章,大皮帶,街頭破四舊又砸又燒,炒家暴打黑五類,天安門跳着腳喊“毛主席萬歲”如傻如醉。把這樣一個“標籤”貼到所有紅衛兵身上是個極大錯誤。比如說1969年之後,北京各中學的紅衛兵曾一度成了共青團的“准替代組織”,受學校老師領導了,都是些聽話守紀律根本不造反的好學生才能加入。把我們這代人都說成紅衛兵是更大的錯誤,我們之中不僅有許多從沒參加過紅衛兵的,還有許多甚至是紅衛兵的加害對象,比如出身不好的,當年被稱作“狗崽子”。

當然,我們畢竟有共同之處。我們都經歷了那段“無法無天”的日子,並深受影響。文革中,什麼遵紀守法、公共秩序,都被一掃而光。那時,“徹底砸爛公檢法”,連殺人(打死黑五類)、搶奪毀壞財物(破四舊抄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干,還有什麼法律法規可言?儘管後來又努力恢復法律法規,但也很難再得到我們真正的尊重。

我們許多人留下了無視法紀的後遺症。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哪些規矩要遵守,主要的判斷是“有人管嗎?”。凡有人管,你一干就會受到“提醒”、喝斥、甚至懲罰的事就不能幹,或小心地干,別讓人看見。至於這事是合法還是非法卻很少考慮。在法規淪為廢紙的文革中這麼做簡直是當然的。但我們許多人把這習慣延續下來了。當有權力管的人(比如警察、穿某種制服的、戴紅箍的)不在場,自然就會鑽個空子,把個人利益擴展到最大範圍。比如,在貼着“禁止吸煙”的場所,如果吸煙並無人管,那就隨便吸。

文革中,“有便宜不佔王八蛋”成了許多人的生活習慣,包括我們中的佼佼者。看看《七十年代》那本書中北島的文章,他們一伙人當年曾長期使用自己畫的月票,還從工廠“順”(就是偷)東西,而且文章中毫無“做過錯事”的意思。那時做這種事也確實不算什麼。在工廠里干點私活(做魚缸、打刀子、甚至做傢具),順走點東西,太普遍了。問題在於,文革之後仍然有太多的人習慣不改,依舊最大限度地追求個人利益,不在意法規和道德,只在意“有人管嗎?”。

如今有人說,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低下是因為沒有宗教信仰,所以無所畏懼,在“沒人管”的場合就只顧自己方便不管別人和法規。這話有道理,我們確實缺少督促我們行為高尚的信仰。但是應該說,我們這代人也曾經有過“宗教信仰”:毛主席就是太陽般的“神”,共產主義和關於新舊社會的革命世界觀就是神聖教義,就是我們的信仰。那種不惜獻身的虔誠,失卻理智的盲從,完全可以和宗教信徒相比。但是,這個宗教講階級鬥爭,不講行為高尚。

我們的“宗教信仰”在文革中登峰造極,然後是崩潰,一瀉千里。毛神用完了紅衛兵的“引火柴”價值,一下就把“革命小將”變成了需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發送農村。而農村的極度貧困大大的動搖了有關新舊社會的革命世界觀。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我們又開始從“門縫”看到了一些外面的世界,那個“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神話也破滅了。而林彪的叛逃則是對我們“宗教信仰”的致命一擊。林副統帥一夜之間從九天之上跌落,我們大多數在震驚之後則喪失了心中對毛神的虔誠崇拜。當然,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還在崇拜毛,但我們大多數人從上山下鄉開始,到林彪事件之後就基本喪失了“宗教信仰”。

糟糕的是,沒有什麼崇高的信仰來接替,我們的精神沒有在“驚醒”後升華,只是變得很實際,很物質。也有道理,當時不少插隊知青連肚子都吃不飽。當然,我們中的佼佼者從不甘心精神淪喪。他們很早就開始了地下讀書活動,從事政治理論鑽研、文學藝術創作。他們努力攀登,力圖站得高一些,能看穿周圍的混沌,能看到遠方的希望。

但佼佼者畢竟是少數,多數人的精神就停留在了低處,關注的就是活着,活得更好一點。本來,這也是人之本性,無可厚非。但是,文革的瘋癲不僅打破了許多政治和社會的常規,也打破了許多日常生活中基本的做人底線。“高尚的行為”失卻了存在的基礎。

今日的腐敗在文革後半期就已廣泛孕育。辦事找熟人走後門,行賄受賄已經非常普遍。只不過人們都很窮,行賄只是用煙酒土特產之類。那時一個售貨員一個司機都可以用手裡那一丁點權力撈取好處。儘管好處不大,權力微卑,但“性質”仍屬以權謀私,或者說:腐敗。可怕之處在於:這種細微的腐敗太普遍,以致可稱“全民腐敗”。如今的腐敗難以禁絕,蒼蠅老虎前赴後繼,就是因為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當然,腐敗問題很複雜,不可都歸因於文革。但有人竟說根治腐敗需要再來一場文革,這實在是天大的笑話。

文革經歷還使我們喪失了誠信。說大話假話,人前人後說兩種話擺兩副嘴臉太普遍了。當年在許多場合這樣做簡直就是生存的必需。別管真相如何,別管你心裏怎麼想,當眾只能說一種話,表一種態,不如此馬上就是“現行反革命”。政治層面如此,生活層面又能好到哪裡?弄虛作假成了生活習慣,為歇兩天設法弄張病假條,說爹媽病重請個探親假,為了病退返城,體檢時作手腳查出個重病,撿廢車票報個假賬,畫個月票、糧票、油票。事情都不大,但是太普遍。太多的人喪失了做人的是非觀,只想盡量多得一點私利。就這樣,不講誠信的政治也毀掉了生活中的誠信。

我們還使用過文革語言,至少在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的政治學習中模仿過。這種語言就是對敵人的戰鬥語言,氣勢洶洶,不講道理,不講邏輯,更不容分辨,因為對方罪該萬死,只需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文革語言的基礎是“唯我正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蠻橫思維。有人乾脆描述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我們文革中的孩子還曾滿嘴髒話,什麼“他媽的”、“我操”、“你丫的”,隨口出來無數,說者聽者都習以為常,並無罵人或被罵的感覺。當然,我們大多數早已擯棄了文革語言和髒話。可惜,也有些人“中毒太深”,如今一急眼,那些曾經順口的詞語又會噴涌而出。

不光語言曾經富有戰鬥性,我們中的不少人還有過“戰鬥經驗”:在文革的武鬥中,還有那時城裡的孩子打群架。時至今日,這種戰鬥經驗仍然會讓一些人在日常糾紛中咄咄逼人。

文革對我們的塑造還有不少,不再贅述。

當然,上面只提到“不好的”那面,肯定還有“好的一面”。比如,我們吃過苦,沉到過“社會底層”,生活節儉,做事實在,不怕吃苦受累。我們中的佼佼者還作出了驕人的成就。不過這裡不想擺好兒,老王賣瓜容易惹人反感。

還要再次強調,任何一代人都有千差萬別,本不應該放在同一個標籤下。但我們這代人經歷了一個很特別很畸形的年代,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那個年代特有的印記。

因為我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太特別,難以讓後人理喻,更容易被誤解。連我們自己回想起來都常常理不清楚,爭論不休。我們不少人寫了書和文章記述當年,這很好。如果留待後人自己去“挖掘真相”,恐怕距離真相更遠。

寫清當年的事,也許並不能得到後人的諒解,但至少可以幫助他們了解,減少他們誤解。我們許多人都有這願望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華夏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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