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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華人有「虎媽」 美國孩子累慘了

蔡思聰在哈佛大學上大二時,猛然發現,自己竟然成了某位兒童心理學課程的主角。她跑到課堂上和這位教授對質——“你根本不認識我,怎麼能從我的經歷中妄做判斷呢?”

和很多人一樣,這位大學教授是從一本書里熟悉蔡思聰(英文名LouisaChua-Rubenfeld)的。2011年,華人母親蔡美兒的《虎媽戰歌》出版,其兇殘的教育方式一度成為中美兩國持續關注的熱門話題——彈不好琴就燒了毛絨玩具;不允許任何一門功課學習成績低於“A”;不許看電視;學校體育課時把孩子接回家好練一小時琴。

蔡美兒以“虎媽”的名字為人所知。蔡思聰,就是她的小女兒。

“虎媽戰歌”吹響後,人們對這種教育模式的批評擴散到整個亞裔群體,直至今日,亞裔學生都因此被打上“只會讀死書”的烙印;亞裔家長更不在話下,成為很多人眼中罔顧孩子心理和尊嚴的惡魔。

但是,這不是事實的全部。畢竟蔡美兒的丈夫不是亞裔,他顯然也支持妻子的教育觀念。他們的大女兒蔡思慧就曾回憶說,有一次,她在考試中取得了一個極高的成績,母親蔡美兒高興地向她祝賀。這時候,父親卻質問她:“你為什麼還錯了兩題?”之後揚長而去。

來到美國後,我才意識到,這種“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庭,在這裡也並不少見,“虎媽”並不只是華人家庭才會出現的“物種”。

1990年5月31日,美國一家培訓機構里,老師正在輔導學生數學功課(視覺中國圖)

穿着紙尿褲上培訓班

較多白人家庭將孩子的成績與家庭教育聯繫起來,認為孩子能考上資優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

外界一度認為,“虎媽”式教育一定會給孩子造成嚴重心靈傷害,現在看來卻並非如此:“虎媽”大女兒蔡思慧2015年從哈佛畢業,獲得哲學和梵文雙學位,2018年從耶魯法學院畢業,現在在大法官辦公室工作,並計劃成為陸軍檢察官;小女兒蔡思聰現年23歲,2018年從哈佛畢業,獲得藝術史學位,目前在紐約某公司任分析師。

更重要的是,兩個孩子始終堅持捍衛父母的教育風格,蔡思慧曾在一段視頻中說:“我媽媽讓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人。我的父母對我寄予了厚望,並相信我有能力完成,這讓我更為自信。”

蔡思聰也說,自己讀中學時確實常常和媽媽吵架,畢竟一個15歲的孩子肯定寧願和朋友們出去玩,而不是呆在家裡學習或者練琴。進入大學後,她漸漸體會到母親的不易:“雖然她和我爸爸同樣都是耶魯法學院教授,工作量一點都不少,但作為女性,她在工作的同時還要照顧兩個孩子……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她是我媽媽,所以她要負責做晚飯,而且每周末她還要開三小時車送我去紐約上小提琴課。”

可不要以為,把孩子上哈佛、耶魯視為成功是亞裔人的思維,美國其他族群同樣如此。蔡思聰小時候每周去紐約參加小提琴輔導班時,紐約其他家庭的孩子也在做着類似的事情。

在紐約,為了讓自己三歲的孩子擠入該市的“資優”項目(GiftedandTalented),許多家長會讓還沒摘紙尿褲的娃上動輒幾千美元的訓練營。

“資優”項目俗稱天才班,被選中的孩子可以優先進入紐約專門為這類學生服務的學校或班級,教學進度也比常規班快。有問卷調查發現,較多白人家庭將孩子的成績與家庭教育聯繫起來,認為孩子能考上資優班,代表着自己的教育成就。

對於幾歲大的娃娃尚且如此,更不用提面臨升學的初高中生家長了。我認識一個在休斯敦某著名初中任輔導員的華裔老師,她說曾接到家長投訴,對方認為自己孩子所在的數學小組有兩名成員成績不理想,“無法促進孩子的學習積極性”,要求數學老師重新安排。當然,這個理由遭到了拒絕。

美國作家茱莉·里斯科特-海姆斯(JulieLythcott-Haims)也曾回憶,從2006年到2008年,她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健康特別小組工作,遇到了很多聰明、成功但無所適從的學生。這些學生認為自己必須學習科學或者醫學、工程學,就像他們必須彈鋼琴、必須為非洲做社區服務一樣——這都是為了滿足父母對他們的人生規劃。有些學生對自己所學專業根本不感興趣,但他們相信:“我的父母知道什麼對我最好”。

海姆斯遇到過一個特別奇葩的案例。一個孩子的父親威脅說,如果女兒不主修經濟學,就和她的母親離婚。這個學生花了7年時間才完成學業。在這期間,父親事無巨細地管理着女兒的一舉一動,包括要求她每個周末去校外的叔叔家學習。在父親堅持下,女兒去見了一位經濟學教授。她忘了給父親打電話彙報事情進展,結果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時,她發現叔叔坐在宿舍大廳里,看起來很不自在,因為他得親自督促她打電話給父親。

如果亞裔母親像這樣極度關注孩子的學業表現,嚴格管理其私人生活,大概免不了要被稱作“虎媽”,其他族裔的家長則有另外一個稱呼,叫“直升機父母”,因為他們像直升機一樣,似乎無時無刻不逡巡在孩子左右。

逐步告別“散養時代”

一三五爸爸負責送男孩去踢足球,媽媽負責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還有數學、編程、芭蕾、國際象棋、童子軍等各種活動。

和對“虎媽”的看法一樣,教育學家一般認為“直升機父母”也會創造出一代不夠獨立、缺乏主見的孩子。父母採取這種貼身緊逼式的教育方式,自己的情緒也時常在內疚、恐慌和憤怒之間交替,恐怕也體會不到多少快樂。

但是,新的研究表明,在社會經濟日益不平等的時代,這種教育方式或許才符合大勢所趨。它不僅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富裕國家。

20世紀70年代,無論是否有大學學位,人們的收入差距都不大。因此這是“寬容養育”的黃金時代,也有人稱之為“散養時代”。孩子們可以得到很大自由,家長也覺得花18年時間一直嘮叨孩子學習在經濟上效益不大。

據調查數據,1980年,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比高中畢業生高出約30%左右。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不平等現象加劇,大學生與高中生的收入差距擴大到70%。

相比之下,獲得大學文憑的難度並沒有降低,1980年至2005年間,大學畢業生的相對供給量平均每年僅增長2%。這就意味着把孩子送進大學,是一件雖然艱難但值得的投資。

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美國父母每周陪伴孩子的時間增加了約12小時。荷蘭、西班牙、加拿大和英國的家長也出現了類似趨勢。多子女家庭里,光是處理孩子上這個班那個班的接送,就成了一項需要精細化管理的作業:一三五爸爸負責送男孩去踢足球,媽媽負責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還有數學、編程、芭蕾、國際象棋、童子軍等各種活動。

用社會學家安妮特·拉羅(AnnetteLareau)的話說,美國不同社會經濟階層的父母,育兒方式存在明顯差異。

在她研究的貧困和工薪階層家庭中,“父母認為兒童的發展是自發展開的,只要他們有吃的、有住所、有其他基本支持就可以”。

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則扮演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角色,拉羅稱之為“協同修煉”。“在這些家庭,父母積極培養和評估孩子的才能、觀點和技能,”拉羅在其論文《時間、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寫道,“他們進行了刻意和持續的努力,以刺激兒童發展,並培養他們的認知和社交技能。”

兩者的差異,既跟育兒理念、成長環境有關,也跟經濟能力有關——畢竟參加各種班都是要花錢花時間的。

受過良好教育、對子女教育極為抓緊的“專制”式家長似乎確實看到了成果:美國一項對數千名青少年進行隨訪的國家研究數據發現,“直升機父母”的後代更有可能從大學和研究生院畢業。

這個結果甚至在全球也適用。2012年,全球各地針對15歲國際學生進行的評估計劃測試(PISA)顯示,“直升機父母”的子女分數更高。

強者利用教育的力量,令子女(至少在學業上)更強,這是當下不平等的時代的冷酷現實,這在任何國家都很常見。

美國高中生並不輕鬆

輔導班教師,時薪超越投行

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雖然美國其他行業在苦苦掙扎,但補習輔導行業卻增長了50%以上。

我們生活在休斯敦的衛星城糖城,這座城市因為美國主要糖廠“帝國糖廠”(ImperialSugar)總部設在此地而得名。除此之外,它還有另外一個廣為人知的特點——高聳雲天的SAT平均分和優異的數學奧賽成績。

SAT是美國大學委員會主辦的一場考試,和另一場考試ACT都被稱為“美國高考”。也就是說,糖城的教育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衡水、黃岡等地。

本地有一位華裔老父親,因為嫌學校數學進度不行,對補習班也是各種嫌棄,於是自編數學題,一直把孩子推進哈佛。這位爸爸後來和幾個家長一合計,把現成題庫放到網上,做了個學習網站,叫Beestar,現在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數學尖子生做題打擂的陣地。我也曾探訪過一個奧數班,這個開在商鋪二層、看起來很小的培訓學校,居然有國際奧賽金牌得主和幾位博士。

這可能是令很多人吃驚的一面——美國,其實是一個補課大國。

根據美國統計局2011年對美國學齡兒童和青少年做的統計,學生們在課外主要從事三項活動:運動、俱樂部和補習班。6-11歲的小學生,最普遍的課外活動是上各類課程(包括學術類和才藝類),30%的孩子都上至少一門,其中亞裔孩子比例最高,達44.5%,西班牙裔最低,為21.4%;12-17歲的中學生里,最主要的活動是從事運動,高達40.1%,但亞裔學生中仍有35.1%在上各類課程。

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雖然美國其他行業在苦苦掙扎,但補習輔導行業卻增長了50%以上。如今,美國補習服務市場已經高達70億美元規模,出現了近50家特許連鎖輔導公司,最大一家是源自日本的公文(Kumon)數學和閱讀輔導中心,旗下擁有約1400家連鎖機構。

2019年1月,錫安市場研究(ZionMarketResearch)發佈研報,2017年,北美私人補習市場佔全球最大份額,達32%。錫安分析認為,主要原因是完善的高等教育體系吸引了大量移民學生,使得競爭日益激烈。同時也與公共教育質量下降,北美地區對課外輔導的需求增加有關。而北美市場的主導者是美國。

美國家長和孩子們對常春藤盟校等精英學校的追求,導致補習風愈演愈烈。簡言之,收入前20%的家長都夢想把子女推進排名前50的名校——至少學校排名不能遜於自己當年。

2017年,這些學校新生平均SAT成績為1484分,ACT成績為33分(滿分36分)。SAT和ACT這類標準化測試本應衡量學生能力,現在越來越與父母收入緊密聯繫起來,更催生了每小時收費最高可達1000美元的備考私教產業。

一些名校畢業生髮現,做補習教師的時薪甚至高出知名跨國投行、律所的起薪。比如,在高盛,初級金融分析師的起薪約為每年8.5萬美元,時薪合50美元,而在紐約Inspirica這類補習公司,導師入行起薪為50-70美元,而且很快有望升至225-500美元。

SAT並不是入學的唯一指標,想要進好大學,學生們還需要有過硬的平時成績,據《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數據顯示,常春藤盟校中大約93%的新生都是高中全年級的前10%。越是位於大都會地區的好學校(紐約、華盛頓特區、達拉斯、西雅圖、洛杉磯、硅谷),學生的壓力就越大。

史岱文森高中是紐約一所精英高中,該校畢業生邁克·劉曾發表博文,講述四年高中生活:“這四年是一輪接一輪的分數、論文、答卷和考試。史岱文森培養了一種對成就的崇拜,那些適應不了的人要麼不再關心分數,要麼乾脆放棄……分數計算到小數點後第二位,家庭作業時間遠遠超出了可控的範圍,而常春藤聯盟的錄取名額讓人覺得,考試但凡有一點點閃失,就會讓希望破滅。學生們被滑稽的大書包壓着,拖着腳步在大廳里走來走去,似乎眼看着就要被壓垮了。”

在硅谷的兩所精英高中——甘恩高中和帕洛奧圖高中,甚至一度出現了學生自殺潮,這兩所公立高中10年來的自殺率是全美平均水平的4-5倍。在這裡,每個學生幾乎都要參加體育或交響樂團訓練,組織社團活動,為每門功課溫習至少半小時。這些孩子給人的感覺是,他們似乎永遠不用睡覺:午夜1點做完作業刷社交媒體放鬆時,他們的好友們都仍然在線。高強度學習的代價是嚴重缺覺,濫用咖啡因片提神,甚至濫用毒品。

上世紀90年代末,耶魯大學精神病學系副教授桑妮婭·盧薩(SuniyaLuthar)開始專門研究“富庶階層”學生的壓力和精神問題。她的數據來自家庭年收入中位數超過20萬美元的公立學校,以及學費近3萬美元一年的私立學校。最終研究顯示,中上產階層青少年群體酗酒和吸毒的比例高於貧窮子弟,並遠高於美國全國水平;他們被確診患有抑鬱症或焦慮症、出現不當行為的幾率是美國平均值的2-3倍。他們的壓力源主要來自兩方面:凡事均要得優的壓力;父母與其情感聯繫淡漠,似乎只會在子女表現優異時才表現出溫情的一面。

現在,高中的壓力開始向初中甚至小學下行,其中以紐約最為突出,包括史岱文森、布朗克斯技術高中在內的8所高中,每年舉行相當嚴苛的招生考試,錄取比例低至100:1。雖然考試是在八年級(初三)進行,但許多考生從六年級就開始針對其考試接受輔導。

這還沒完。面對越來越多的申請,一些紐約優秀高中為了加強考核難度,加設了一個條件:要在五年級的標準化考試中獲得高分。此外,曼哈頓一些初中,如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附屬中學也對四年級的成績提出很高要求,結果就是,孩子們在讀三年級時,已經開始為應試做準備。值得慶幸的是,美國小升初、初升高需要考試的只有紐約一市,其他地區通常採取就近入學原則。

“不讓一個學生掉隊”

每個年級的老師會抽出固定時間段,對在本單元作業和測驗中表現不理想的孩子進行集中輔導。

每天,美國公立學校的老師都可能會面臨這些問題:優秀學生的家長嫌教學進度太慢、其他學生太遜,要求專門安排快班;有些家長對孩子基本上持不聞不問的態度,甚至讀中學的孩子懷孕,家長都是最後一個知道。

好在美國公立教育系統的一大特色是,照顧後進生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不讓一個學生掉隊”。從教學層面儘可能保障各類弱勢學生的利益,支起一張防護網,以免學生越墜越深。哪怕學生懷孕,學校也會有社工幫忙解決一系列後續難題。

比如說對於一切英語非母語的學生,不管是否擁有合法移民身份,學區都有義務提供免費的ESL(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直至學生英文達標才會從該項目中退出。據美國教育部統計,截至2015年,美國公立中小學中有480萬名學生需要接受ESL教育,佔美國公立學校總人數的9.5%,為此財政提供了598億美元撥款。

再比如,多數學校都提供了補課制度,每個年級的老師會抽出固定時間段,對在本單元作業和測驗中表現不理想的孩子進行集中輔導。

對於像自閉症和其他身心殘障學生,學區和學校也投入了大量經費和人力物力。1975年,美國制定《殘疾人教育法》,致力於服務3-21歲殘疾兒童和青少年。大量患有學習障礙、言語障礙、自閉症、智力發育障礙和其他慢性疾病的特殊需要學生得以進入普通學校,在一個更為多元化的環境中學習成長。據統計,公立學校系統里殘障學生佔總入學人數的13%左右。

美國通常從1歲到5歲的託兒所、幼兒園均為自費,在硅谷和紐約這類大城市又貴又不好進,但我們所處的學區,3歲以上的智力發育障礙、自閉症和自閉症譜系兒童可進入免費的培訓項目,而且每年這個項目開設的時間比公立學校還要長,為的就是及早為他們開展康復培訓,為今後自理和融入社會爭取一些機會。

為了幫助這些孩子,美國所有校車都有專門的輪椅升降裝置,學校遊樂場有可以通過安全帶固定的鞦韆,午休時間小朋友們去玩耍時,都已經習慣了輪流幫身體不方便的孩子推鞦韆,不少孩子還有“影子老師”,一對一提供幫助和輔導。

當然,如同在其他國家一樣,這類公立教育所保障的,只是孩子們最基本的教育需求。對那些期待孩子階層永遠向上流動、只熟悉學歷和名校這一條上升路徑的家庭來說,就只能將壓力傳遞到下一代。這或許就是美國、英國或任何國家中產階層的宿命。在這些家庭,孩子健康、正常、快樂,已是奢望。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冬琪 來源:Vista看天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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