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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反思文革、反思共運的新課題

剛剛過了5月7日。我注意到,幾乎沒有人對這個日子給予特別的關注。

5月7日是什麼日子?5月7日這一天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估計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都不知道這個日子有什麼特別之處。不過上年紀的人,我是說,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許會想起《五七指示》——對,《五七指示》,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我說的就是這件事。

1966年5月6日,林彪給毛澤東送去中央軍委總後勤部的《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借題發揮,在5月7日給林彪寫了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做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創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以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發表文章《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章寫到,1966年5月13日,毛澤東在上海召見陳伯達、楊成武和戚本禹,徵求他們對五七指示的意見(在座的還有江青)。

根據戚本禹的回憶,毛澤東說,從遠古以來,人類一直沒有什麼社會發展的長遠計劃,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有個遠景計劃,這才是人類文明。我們講的人類文明,是共產主義。它是馬克思根據現代生產力發展情況設想的,馬克思在批評哥達綱領等書中講了一些關於共產主義的具體的設想。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才是文明社會。我以前談過張魯,張魯是東漢末年的農民領袖,與黃巾一黨,他也有些共產主義想法,這些想法大概來源於古書上講的大同世界,只是古書上那個大同世界講得很模糊,因為那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對將來的大同世界無法具體化。張魯的時代社會進步了點,所以張魯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體化。在張魯那裡治病不要錢,吃飯也不要錢,但不能亂吃,吃飽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貴族豪富,吃那麼多,浪費那麼大,總不好!主席說,我們現在找到比張魯更好的辦法了,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每個人分工不是那麼刻板,一業為主,全面發展。解放軍戰士除了軍事,可以做工,務農,又能學習文化知識,發展藝術才能。勞動者的勞動不要那麼緊張,不要一天到晚幹活,要勞動與學習相結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領導的也要勞動,定期勞動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許有點差別,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為一個特殊階層。

接下來,陳伯達、楊成武和戚本禹都對《五七指示》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隨後,經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七指示》作為重要文件正式下發。文件稱《五七指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

戚本禹說,但因為《五一六通知》發出以後,北京又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轉到其他事情上去了。1966年7月,陳伯達向戚本禹提出,寫一篇關於《五七指示》的社論,以引起全黨和廣大群眾的重視。在起草社論綱要時,陳伯達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產主義藍圖”這個概念。陳伯達說,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都沒有具體的規劃,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則是一個具體規劃,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宏偉藍圖。

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社論寫道:

“毛澤東同志這個光輝的思想,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意識,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就可以促進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就可以培養出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億萬共產主義新人。……就可以實現全民皆兵,……按照毛澤東同志說的去做,我國七億人民就都會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他們拿起鎚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就能種田,拿起槍杆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杆子就能寫文章。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人民日報》這篇社論有“共產主義大學校”的提法,但沒有“共產主義藍圖”的提法。不過戚本禹說,他多次回想,仍清晰記得當時陳伯達確實向他說過“共產主義藍圖”這句話。戚本禹還寫到,他當初對《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還很不夠,沒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關係;“後來才認識到,主席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了文革後要構建一個怎樣的社會,他給我們講《五七指示》,講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文革的前景”。

應該說,在整個毛澤東思想體系中,《五七指示》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破”的綱領,那麼,《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綱領。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號召人民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可是,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馬恩列斯都大而化之,語焉不詳。他們只是給出了幾條抽象的原則,如“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如“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人的聯合體”,或者是“共產主義等於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等等。按照當時的說法,唯有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一次對人類的理想社會做出了具體的規劃;毛澤東親手描繪出共產主義宏偉藍圖,向我們展現了無比美好的人間天堂。

請讀者們認真地讀一讀《五七指示》,你是不是認為它無比崇高、無比美好?是不是感到特別激動、特別振奮?是不是滿懷激情、衷心神往?

我敢說,絕大部分讀者都不會產生那種強烈的認識和感受。我還要說的是,其實,當年人們的認識和感受多半也沒那麼強烈。

關於在毛時代,尤其是文革中,國人--特別是青少年--對毛的狂熱崇拜與信仰,那種激情澎湃,熱血沸騰,那種對理想的強烈追求和熱烈想像,我們已經講得夠多、寫得夠多了,還有許許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對《五七指示》這個偉大領袖親手描繪的共產主義藍圖,人們給予的關注和熱情,卻少得很不相稱。

如前所說,《五七指示》首次公諸於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當時只是公布了它的內容,還沒有稱之為《五七指示》。在那時,文革正處在“破四舊”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沒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號召大中學生“複課鬧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時學生們正在熱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當權派,基本上連“課”都沒有“復”,注意力依然沒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龍江省革委會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為機關幹部勞動鍛煉的農場,取名五七幹校。同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長篇報道,稱“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經驗”,並引用毛澤東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於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做。”此後全國各地都紛紛辦起了五七幹校。五七幹校雖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實際上不過是給當時大多數靠邊站、即不在領導職位上或原來工作崗位上的幹部們下放勞動、改造思想的農場,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樣,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這麼多年來各色人等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記述和回憶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間影響較大的文章和大字報,看一看當年革命小將們寫的日記,我們可以發現,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數對《五七指示》提都沒提。當時有口號“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但那只是口號而已。

文革後,《五七指示》也受到批判;毛澤東親手描繪的這一共產主義宏偉藍圖早已被當局放棄。我這裡要說的是,就是在最狂熱的年代,就是在它發佈的當時,《五七指示》其實也沒有顯示出多麼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

現在,人們在反思共產主義運動時常常說: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帶來那麼多暴行和罪惡,就是因為它許諾了一個無比美好的理想社會;正因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於人們認為可以為之不擇手段;為了建立人間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實際上,那個由偉大領袖親手描繪的共產主義宏偉藍圖,當它以具體的規劃形態呈現在我們面前時,卻並不曾激起過我們的無限的嚮往和狂熱。這就為我們反思文革、反思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新課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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