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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少生孩子 是經濟和精神「雙負擔」所致

襁褓階段,父母擔心孩子吃了「假奶粉」,打了「假疫苗」,不時在擔心中度過;上了幼兒園,擔心老師虐待,得設法巴結老師;上了小學甚至中學,因為擔心安全,還得每天接送;每到「教師節」、「春節」等,得糾結是送還是不送。

2011-2018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變化情況千分比(網絡圖片)

3月10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舉行大會發言。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表示,目前育幼領域仍存在沒有明確責任部門、無法定支出預算、缺乏優惠政策支持、標準體系不健全、服務監管不規範等問題。她建議,面對育兒社會焦慮,不僅要補托育服務短板,更應將其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從制度建設去謀劃。

高小玫得出“育兒負擔重是少生重要原因”這個結論比較靠譜。但筆者以為,“育兒負擔重”不僅僅表現在經濟負擔方面,還應該包括精神負擔上。

在經濟負擔方面,如今生孩子已不像“改開”前能吃飽穿暖,維持基本的生存條件就可以了。那時候一對夫妻生五、六個孩子非常正常,而孩子基本上處於“散養”狀態,遠沒有如今孩子那麼嬌貴。但隨着計劃生育的推進,“優生優育”已經深入人心,而很多人內心的“優育”則被片面理解為“優孩”,導致在孩子身上的花費,占普通居民家庭生活開支的絕大部分。

比如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從幼兒園開始,就會不惜代價讓孩子上高價幼兒園,甚至上貴族學校,普通職工家庭也會花錢給孩子上各種補習班、特長班。尤其是中考、高考前,家長普遍患有憂鬱症,特別是在部分師德較差的老師“上課不交,下課交”,逼着孩子補習這個補習那個,經濟負擔那就非常重了。不久前,濟南一位家長就稱“供讀三年花掉一套首付錢”。我的一位朋友也告訴我,孩子復讀轉入民營學校後,經濟負擔反而下降了很多。

此外,在國內食品安全堪憂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發生後,孩子家長拚命購買進口的高價食品,甚至通過“代購”獲得奶粉,弄得香港市民買不到奶粉,逼得香港政府通過立法“限購”,一些大陸人還因為在香港“超限”購買奶粉而遭受罰款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說實在話,每次看到這個信息,我總會情不自禁地對那些在屏幕上高調“中國食品安全”的官員增加了幾份鄙視。當然,也有一些家長無知,花高價給孩子吃不該吃的高檔食材甚至補品,近期還聽說有糊塗家長給孩子吃“聰明葯”並導致孩子上癮的。此外,還有一些家長習慣於攀比,和家庭經濟能力不一定相稱的吃、穿、玩,也會盡量滿足孩子,生怕委屈了孩子。

當然,中國的“高房價”,更是讓年輕父母對生“二胎”望而卻步。你多生一個孩子,就得準備給他買一套房子,如果現在沒錢買,房價還這麼不斷地漲,僅憑工資收入那是越來越買不起了。

再說說精神方面的負擔。襁褓階段,父母擔心孩子吃了“假奶粉”,打了“假疫苗”,不時在擔心中度過;上了幼兒園,擔心老師虐待,得設法巴結老師;上了小學甚至中學,因為擔心安全,還得每天接送;每到“教師節”、“春節”等,得糾結是送還是不送。

此外,中國環境污染,有些地區連呼吸新鮮空氣都成為奢侈品;法制環境多年沒有明顯的優化,尤其是刑訊逼供導致的冤假錯案頻發;社會瀰漫著暴戾傾向,為了一件芝麻粒大的事就發生肢體衝突,“大塊頭”多數佔據上風,弱小者有理沒有地方訴;去哪辦事都得找人,付出不該有的交際成本;醫療腐敗嚴重,“大處方”你也得糊裡糊塗地吃,“百倍價”的藥品你也得帶着屈辱去服……

和一些經濟條件還不錯的年輕人聊天,問他們為什麼不生“二胎”,也問過一些經濟條件很好的朋友,為什麼非要做“丁克家庭”,部分人的回答令我吃驚,他們竟然說不希望孩子再像自己這麼受累。目前生育意願高的,絕大多數是經濟落後地區家庭條件差、文化水平低的農民。

十多年前,我在《人口老齡化,未來社會無法承受之重》一文中曾提出計劃生育政策給中國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一是計劃生育導致的人口性別比例失調,最終會帶來社會的穩定問題;二是城市少生而農村多生會進一步拉大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三是高文憑、高收入群體的少生或不生而低文憑、低收入群體的多生,最終會導致人口總體素質的下降。

不難看出,撫養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隱形成本都非常高。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靠多給幾天假,給幾千元補貼鼓勵生育,恐怕無濟於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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