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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失敗者也能寫歷史

有人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其實未必,因為失敗者也能寫歷史。但歷史肯定是活人寫的,死人不可能寫歷史。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歷史悲劇往往只留下很少歷史記載的原因:因為那些最有資格的見證者們都默默地長眠於九泉之下了。

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證。一場土改,逾200萬地主死於非命。在此後的20多年間,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幾。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說:“我們這些仗着許多機運或奇蹟——隨你怎麼稱呼——而活過來的人,都知道我們當中真正的精英都沒有回來。”是的,你可以說,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紳。但那又怎麼樣呢?誰能說納粹集中營里整死的猶太人中就沒有真正的奸徒惡棍呢?無可爭辯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絕大部分是好人,是無罪的人。可以想見,在幾近30年的對地主的毀滅性打擊下,那些最有聲望的、最剛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義的人,都最難活下來——如果還有這樣的人僥倖活下來的話。死者無言。一段最血腥的歷史,就這樣永遠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發聲,為什麼倖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無語?通常,一場災難下來,總還會有一些倖存者。這些倖存者總還會有一些成為那段歷史的見證人。我把這種人稱為“倖存者見證人”。所謂“倖存者見證人”是指這樣一種人:他們不只是籠統的親歷者,他們是受害者,不是旁觀者,不是施害者;他們不但是見證,而且作見證,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承受了災難,而且向公眾講述出他們身受的災難。例如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威塞爾,古拉格群島的倖存者索爾仁尼琴。中國也不乏這樣的倖存者見證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饑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鎮壓法輪功,我都能想起一連串倖存者見證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這場最血腥的政治迫害運動,提到地主這個最受打擊的群體,即便是長期對這種事情密切關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個倖存者見證人的名字和作品。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記得當年“傷痕文學”問世沒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們揭露共產黨暴行(他們叫“錯誤”)的文章已經太多啦!不,不多,還太不夠。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難還沒有講出來。我擔心,它們已經講不出來了。

小說《如焉》里有位人物衛老師,是個老革命,也是個文化人,49年後曾出任黨的高級文化官員,55年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份子,備嘗艱辛,25年後才獲平反。大徹大悟的衛老師復出後發表了不少作品,又被當局視為自由化份子。衛老師對朋友們說:“(我)晚年寫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卻沒有寫過自己的經歷和個人生活。不敢。想過的,真要動起筆來,受不了,那等於是將那些日子再過一遍啊。我就知道了,中國多少刻骨銘心的故事,都被它們的主人帶到墳墓里去了。而那些寫着的人,多數是隔着很遠的。”“中國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惡者不說,因為心裏有鬼,受難者不講,是因為傷痛太深,或作惡者不讓講。年深月久,歷史就給掩蓋起來。”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況比他們遭遇更悲慘得多的倖存的地主們。不僅有永遠抹不掉的傷痛,還有永遠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頭暈目眩的萬丈深淵,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會一頭栽下去。

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是極端殘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國只有12年的壽命。倖存者還可以從休克中蘇醒,所以他們還可能講出他們的苦難,成為歷史的見證。中國地主的厄運太長了,太長了。想一想他們這幾十年是怎麼活過來的吧。起初,是極度的震駭、極度的憤怒、極度的悲傷和極度的恐懼,其後則是無邊的忍耐,無望的屈服和無奈的認命,並伴隨着永遠的戰戰兢兢。痛苦的極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為他們生命的保護神。他們一定有過強烈的訴說苦難的衝動。天大的苦難,只要講出來了,或者記錄下來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這個道理不需要哲人講出來才恍然大悟,只要你身臨其境就無師自通。然而對於中國的地主們,就連這樣一種最後的願望也是無處寄託的。因為“老大哥”無處不在,因為他們看不到一絲希望,也因為他們的周遭一片冰冷,就連他們的子女都沒有傾聽的願望,不和你劃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無比的哀愁悲憤在半個多世紀的壓抑下終至萎縮於無形。當苦難的持續超過一定時間,人心就變得遲鈍,麻木,而且開始遺忘。包括那股敘說與寫作的衝動,你一次又一次地壓抑,最後一看,它已經窒息而死了。

感謝廖亦武,從2005年年底起,斷斷續續用了兩年時間,完成了這部土改倖存者採訪錄《最後的地主》。50多年來,有關土改的文章、文件、學術論着和小說影劇並不缺少,撇開各自不同的真實程度和價值取向不談,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難者自己的聲音。廖亦武這本書讓我們聽到了受難者自己的聲音。這是來自墳墓邊的聲音。正如作者所說:“的確,根據被訪人肉體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計再過4、5或5、6年,作為親歷者口述的土改歷史將徹底無跡可尋。”

在採訪和寫作的過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作為地主的後代,他本來是很容易從他的爺爺和父親那裡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為什麼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卻沒有想起這麼做呢?那時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滿懷文學理想,周遭經歷過土改的人不少還在世,為什麼在當時自己卻沒有了解他們和記錄下來的衝動呢?廖亦武寫道:“而應該成為本書緣起的我的父親,另一鄉村地主家族的長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歲。我曾在他的病床邊廝守近一年,卻懵懵懂懂,沒產生一丁點懷舊交談的動機。如今徒勞後悔,惟願他的在天之靈饒恕!雖然造物主讓我們具有父子血緣,但彼此卻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實,象廖亦武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後代對他們長輩的遭際都很少了解。這就是說,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內部,人們也很少觸及,乃至於常常刻意地迴避這個話題。

在毛時代,地主的後代因為家庭出身問題飽受欺凌壓抑。他們未必都相信他們的長輩是壞蛋是罪有應得,但多少也認為他們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對之寧可迴避。有些人則下意識地感到,徹底了解真相是會有麻煩的,是會使自己陷入尷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們也不會去追問。

毛死後,中共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一大批昔日的賤民恢復了名譽,社會對他們的評價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例如不少57年的右派,一時間被視為敢講真話的英雄。在這種政治氣候下,右派們自然不再忌諱向子女、向公眾述說其所受的苦難,許多右派子女自然也願意了解其父輩的遭際。地主的情況則不同。地主只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滿釋放。地主並沒有平反,他們過去那段歷史仍然是一片不準觸動的禁區。因此,倖存的地主不得不繼續沉默,而他們的後代則習慣性地繼續迴避。

再到後來,私有產權的概念重新獲得合法地位,照說這就已經為理論上否定土改掃清了最主要的障礙。然而,今日中國之荒誕正在於,很多事情其實只隔着一層紙,無需費多大氣力就能看穿的,但只要當局還在那裡一如既往地捂着蓋着,多數人也就習以為常,不去探究那層紙背後的東西。儘管在今天,當局已經不可能操控人們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開表達,它還有很大的操控話題的能力。其結果便是,有些被當局一貫封殺的話題,哪怕它們和我們的關係很密切,時間久了,就連我們自己也常常想不起來了。等到我們終於想起這些問題時,它們已經離我們而遠去。

地主並不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中,地主就生活在我們的四周,就生活在我們的家庭里。可是,我們對他們是那樣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經不可挽回。我甚至懷疑,今天,有誰能用第一人稱寫出一部以地主為主人公的小說嗎?那是否已經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像力。

談到土改,談到地主,我們還必須提及一種人:那些出身於地主家庭的參加過土改的老革命。

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於地主家庭。他們成長於“舊社會”,對地主,起碼是對自己地主家庭的情況相當了解。他們參加了共產黨,直接參加了土改乃至領導過土改運動。因為他們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們本來應該是這段歷史的有力見證者。

譬如《地主之殤》作者野夫的父親就是這樣一個老革命。野夫的父親出身地主家庭又參加共產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別地參加土改和鎮壓當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時,在他的家鄉,他的地主家族也遭到滅頂之災。此後,他在子女面前絕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從不還鄉;直到1994年病故,被一面血紅的黨旗覆蓋,“帶着他隱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後的火焰——他幾乎已決意要將一切胸中塊壘都化為灰燼——他唯一的遺囑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讓流水帶他回到老家。”

這又是一個無可言喻因之也無言而逝的悲劇人生。怎麼能不是呢?他們為著一個據說是無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殺人,去殺那些你明知是無辜的人,而你自己的親人也在這場革命中被殺死。但凡還有人性者,怎麼能不被這樣的革命所撕裂?作為這樣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兒女講述自己家族的歷史?如何能面對家鄉的父老鄉親?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或許還用這樣的話來麻痹自己:要革命就會有犧牲,難免也會有一大批好人成了無辜的受害者。歷史就是在這樣的血污中進步的。可是到了後來他們不能不認識到,那個無比美好的理想實際上是虛幻的,那場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錯誤的。縱然你絞盡腦汁,力圖給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義,可是它絕對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惡。連老農民都知道:“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解放前我們村原來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是啊,何必當初?被革命殺死的千千萬萬的人何苦被殺死?為革命犧牲的千千萬萬的人又何苦犧牲?

主義的布景一旦崩坍,鮮血淋漓的苦難——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難——便還原為苦難而兀立眼前,老革命們情何以堪?當俄狄浦斯最終發現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親,殺死的是自己的父親,他感到他無法再正視這個世界,於是刺瞎了自己的雙目。我們的老革命們則發現他們說不清自己心中的種種不堪,剪不斷,理還亂,於是只好不想,不說。是的,很多老革命寫了回憶錄,有的回憶錄還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蓋的真相,但是他們沒有寫出他們內心的感受。人類的歷史應該是心靈的歷史。在應該有心的地方,他們留下的是空白。隨着這一代老革命的凋零,這段空白已無從填補。

我嘗言:“對於中國人,歷史是我們的宗教。”“我們中國人一旦對歷史產生了懷疑,懷疑歷史能否沉澱出真實,懷疑歷史能否對人物和事件達到公認的道德定論,懷疑歷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換言之,我們中國人一旦失去了對歷史的天真信仰,我們傳統的道德秩序就整體動搖了(這正是現代中國人所面臨的問題)。”誠然,歷史不是歷史書,但是,我們是通過歷史書去了解歷史的。平時我們說“歷史不容篡改”,“歷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說不應該,不是說不可能。暴政的罪惡不僅在於它製造罪惡,而且還在於它毀屍滅跡,營造假像,抹殺罪惡的存在,並無恥地把罪惡改成光榮。如果我們由於一時未能戰勝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惡的發生,那固然是我們的失敗。如果我們由於恐懼,由於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惡忠實地記錄下來,並努力讓它們流傳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敗。人類反抗暴政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無比遺憾的是,在這場鬥爭中,難免會有一些十分珍貴的記憶不幸淪為犧牲品而湮滅無聞。我們讀到的歷史幾乎都是殘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歷史很可能就越是殘缺不全。縱然有一天我們戰勝了暴政,贏得了自由,我們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復記憶。畢竟,我們只能根據有幸留存下的記載重建過去,那些未被記載或被銷毀了的事實,勢必就永遠地消失了。

土改的歷史,尤其是作為受難者的土改史和作為心靈史的土改史,已經大塊大塊地沉沒,我們現在只能打撈出一些碎片。亡羊補牢,我們當儘力而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筆來。我們已經動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為了紀念反法西斯鬥爭的死難者,很多國家修建了無名英雄或無名戰士的紀念碑。這裡的“無名”當然和我們平常所說的甘當無名英雄一說有本質上的區別,這是一種被迫的“無名”、無奈的“無名”——不是我們不願意記住他們的名字和記住他們的事迹,而是我們無法知道這些名字和事迹。同樣地,我們在書寫土改和地主受難的慘痛歷史時,我們也需要留出一頁空白,以此表明人類記憶的中斷或遺忘,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這種遺忘,讓大家知道那誰也無法知道的事情,並努力傾聽、追思和領悟,懷着深厚的同情。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市中心地帶,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其形式取材於中國八九民運期間一度聳立在天安門廣場,而後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在討論紀念碑的藍圖設計時,曾經提出三個草案,一個是柏林墻,一個是布蘭登堡城門,一個是天安門民主女神像。所有東歐國家的代表,包括受蘇共蹂躪最烈的波羅的海三小國,都毫無異議地投票給天安門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鐫刻:“獻給一億多共產主義受難者和熱愛自由的人們”。背面是:“獻給所有受奴役的國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獨立”。

在超過一億名共產主義的受難者中,中國人就佔一半以上。我希望,未來,我們將在天安門廣場樹立一座中國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獻給所有中國共產主義的受難者,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誌不忘。

(選自廖亦武著《最後的地主——土改倖存者採訪錄》)

2008年3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最後的地主》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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