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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嘆的托派奇人

這曾經是一群被塵封、冷凍了幾十年的人物,他們有的是早期中共黨員,有的還曾在黨內身居要職,例如其中之一的鄭超麟。對鄭超麟這個人,連鄧小平都誤以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鄧小平的女兒毛毛為了寫《我的父親鄧小平》,於1989年來到上海,採訪了這位托派人物——鄭超麟,請他回憶當年與鄧小平一起在法國留學的情景。鄧小平這才知道曾經的這位“同學戰友”還活在人世。後來,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多次提及了鄭超麟,並屢屢出現在大型文獻電視紀錄片《鄧小平》中,他操着帶有濃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話,回憶着鄧小平。於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解凍了的鄭超麟以及其他一些托派人物成為黨史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其實,研究民國史,這部分人同樣是繞不過去的人物。

不熟悉中共黨史的人,對大名鼎鼎的鄭超麟等托派可能不甚了了。了解一點鄭超麟等托派,對接近中共歷史真相、加深對民國史的了解是大有裨益的。

我說鄭超麟是奇人,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一生坎坷,苦頭吃盡,卻得享高壽,活了98歲。他曾概括自己的苦難說:“在國民黨的眼裡,我是共產黨,所以我坐了七年國民黨的監獄;在共產黨的眼裡,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產黨的監獄。”鄧小平逝世後,採訪者問他,你比鄧小平還大3歲,吃了這麼多苦頭,為何比鄧還長壽?他笑呵呵地回答說:“我是閑人一個!”這個回答實在是有“水平”!

不過,像他這樣長壽的托派遠不是他一人,比如濮清泉、劉平梅。他們一生大半時間不是在國民黨監獄裏,就是在共產黨監獄中,而在共產黨監獄中的時間遠超過在國民黨監獄裏的時間;更令人叫絕的是他們都活到了耄耋之年,親歷共產黨糾正“左”傾錯誤,見證了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

二是他坐了共產黨二十七年的牢,共產黨仍舊沒有把他改造過來,並且至死不改講實話、直話的秉性。像滿清最後一個皇帝溥儀,是毛澤東將敵人改造成功的“樣板”。毛澤東曾“不無得意”地、而且不止一次地對黨內高層和國際友人介紹過這位被共產黨改造成擁戴共產黨的前皇帝。可這一招在鄭超麟身上卻失靈了——鄭超麟說:“我沒有改造好。經過二十年獄內改造和七年獄外改造,我至今沒有改造好我的思想。”像鄭超麟這樣堅持托派立場的也遠非個別,另一著名托派人物劉平梅也是一例。劉平梅,因加入托派組織解放後被判無期徒刑。1979年,他在監獄裏接到一份“寬大釋放”的裁定書,他很平靜,看着“寬大釋放”裁定書,說了一番讓管理人員很震驚的話:“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沒有認罪,沒有悔改。你們可要想好,如果一定要認罪才放我,我寧願回到監獄。”他們可不糟蹋自己。

三是他的記憶力出奇的好。幾十年前的事能清楚記得發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隨口而談,不用查閱資料,例如他清楚記得60多年前在巴黎組建“少年共產黨”時周恩來穿的是黃色的大衣。八、九十歲的人除了行動不便外,一如年輕大學生似的思維敏捷,談鋒甚健,一口氣能與來訪者談四、五個小時也毫無倦意。令人驚訝的是另一托派老人濮清泉也是如此,1991年,濮清泉88歲,有學者訪問他,也驚嘆其頭腦的清醒,思維的敏捷。

民國時期從事共產革命的這些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對舊制度舊社會的不滿,旨在追求社會公平,試圖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在摸索中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後,有了方向的信仰,從而走上了共產革命之路,陳獨秀、李大釗、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就是這樣的一批人,還包括像鄭超麟、濮清泉、劉平梅這樣一批後來成為托派的人物。即使如張國燾等也是屬於這種類型的。

另一類是民族革命戰爭時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熱血沸騰的青年在愛國情懷的支配下走上民族革命,大部分投身“國軍”,還有一部分就進入了中共的八路軍、新四軍。在共產黨的教育下,走上共產革命的道路。

再一類是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勞動人民,雖說他們天性憨厚老實,只要有幾畝地、有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是不會去造反的,何況是提着腦袋乾的暴力行動,但是,他們都有改變自己與家庭的命運的強烈願望,過上比現在好的日子,特別是又識得幾個字的一類人,這樣的願望尤其強烈,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啟發、鼓動中很容易走上共產革命的道路。

因為信仰走上共產革命的第一類人,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這部分人,對列寧領導成功的蘇俄革命非常敬佩,認為中國必須走同樣的路,可當斯大林文過飾非,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到陳獨秀頭上時,這部分人中有人不滿又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見證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分歧、托洛茨基對斯大林文過飾非的批評之後,尤其是在了解到斯大林的專制獨裁,濫殺無辜後,“這難道是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產生如是疑問絲毫也不奇怪。如陳獨秀出黨後,思想大變,承認“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他說,那種把“民主主義看做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是一種“最淺薄的見解”。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一文中,陳獨秀批評道:許多淺薄的老布爾什維克黨人總是“拿無產階級獨裁來和民主主義對抗”,“斯大林不懂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在《給西流(濮清泉)的信》中陳獨秀批評斯大林“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的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在國有大工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反革命,用不着拿獨裁代替民主。獨裁製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批評蘇聯是官僚國家。陳晚年對民主的認識與胡適無有大區別,其對蘇聯非民主經驗的認識更是非常深刻的。陳說:“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

所有這些正是他們義無反顧地成為托洛茨基的追隨者,走上托派之路的根本原因。現在回顧起來,似乎沒有什麼不正常。正因為他們是思想上的“真”認知,因“真”認知形成信仰的人怎會輕易改變自己的信仰呢?20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缺乏真誠信仰的人是最易改變初衷的。我想這也許就是他們為什麼至死堅守托派立場的根本所在。他們相信自己的追求是正確的,無欲則剛,任憑風吹雨打,心態平靜如水,所以也能長壽。(參考文獻:《鄭超麟回憶錄》)

2011-04-24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民國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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