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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爭老大心態——中國的罩門

不稱雄、不設假想敵、不找補歷史積怨,中國就不能穩定,不能發展了嗎?其實,中國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經濟發展,並未造成外部衝突或摩擦,這說明,和平發展本來是完全可能的。而過去幾年來對美關係的惡化,並不單純是正常競爭導致的經貿利益摩擦,而是因為稱雄意識引導着思維,把中美摩擦視為美國阻止中國稱雄的外部挑戰,反過來又自我強化稱雄意識。

兩年來中美關係的急劇轉變令世界驚訝。這次中美經貿衝突的教訓是,稱雄意識妨礙了和平發展。由於一定要當老大,要說了算,而為了稱雄,便不擇手段,最後反而導致摩擦衝突。要和平發展,其關鍵是與各國平和相處,不以挖對方牆角、損人利己為謀略。如此來看,稱雄意識其實是和平發展之敵。

中美關係為什麼未能和諧相處?

中美關係變壞了,連中國的媒體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中美經貿談判和美國追究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舉措都表明,美國不再信任中國了。為什麼會如此?最簡單的說法是,川普太壞了,他故意破壞了中美關係。可川普並非威權國家的總統,沒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和權力,他不但受到反對黨的抵制,也遇到共和黨內的約束,更別說整天與他作對的眾多媒體了。然而,在美國國內對川普政策的頻頻質疑中,唯有川普的中國政策不僅在美國國會內部,而且在美國的主流媒體圈和中國研究圈裡,並未遇到強烈的反彈和批判;相反,贊同的聲音倒紛紛出現,各種反思美中關係的觀點也不斷發表。可以說,美國政界和知識界對中國的看法,實際上出現了集體轉向。

中國官媒提出一種解釋說,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太成功,所以美國要堵中國的路;說得直白點就是,美國妒忌中國,所以製造了摩擦。假如這種說法成立,那麼,2014年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美元的頂峰時刻,那時美國的“妒忌”為什麼沒“發作”,難道奧巴馬一個人可以“力挽狂瀾”、頂住美國國內“普遍的妒忌”?2018年之初中國經濟就進入了下行階段,再也不會出現過去的那種超常繁榮了,難道一個經濟上相對變弱的中國,反而激發出美國更強烈的“妒忌”?顯然,中國官媒的“妒忌說”並不靠譜。

其實,過去兩年來,美國對中國看法的改變,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快慢並沒有多少直接關係,而是一種對中國在國際經濟活動和對外姿態方面咄咄逼人的動作之本能反應;而美國改變對中國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我防衛型舉措。所謂的咄咄逼人,包括通過“千人學者計劃”引誘華裔學者把他們服務的美國學術和研究機構的科研機密帶到中國去,安排技術間諜竊取大量美國企業的技術機密,使用網絡攻擊手法入侵美國的政府和企業網站以盜取機密,在美國設立風險投資公司來收購美國的高科技創業公司、以便把它們的知識產權用於中國等等。在這些灰色地帶或完全非法的活動背後,展現出中國政府和企業的雄心勃勃。如此便讓美國政府和企業、知識界意識到,中國似乎一直在利用中美之間以往的友好關係,挖美國的牆角,多年積累的信任就這樣崩塌了。誰都明白,這類活動絕非處友之道。如果甲有個朋友乙,後者老偷他的錢財,甲越善待乙,乙越得瑟,這兩人還能友好相處下去嗎,恐怕只好分道揚鑣、斷絕往來了。

中國政府一再表示,不願意讓中美關係對立起來,此言似乎不是虛飾之詞。但為什麼非得遊走在違法的邊緣,做出一系列令美國越來越警惕的動作呢?我認為,關鍵是中國對世界的看法(即中國的世界觀)當中,存在着稱雄意識,為了稱雄便不擇手段;同時,對這種意識的負面後果缺乏認知,於是稱雄的努力反而產生了適得其反的結果。

中國的三個意識:稱雄意識、假想敵意識、積怨意識

一個人可能追求權力或財富,這反映出他的個人價值觀;而中國人的價值觀里還有一種比較獨特的內容,就是在世界上稱雄,儘管這種意識其實與提升個人經濟社會地位毫無關係。所謂的稱雄意識就是,一定要當老大,要由我說了算,而不是與競爭對手平和相處。與稱雄意識密切相關、互相支撐的是另外兩種意識:一種是假想敵意識,即美國“亡我之心不死”,因為敵視民主制度和普世價值,必定把美國作為遏制中國的最大威脅;另一種是積怨意識,就是從中學生開始就非常熟悉的“落後就要挨打”,它的潛台詞是,強大了才能“橫着走”。三者可以合稱為“中國的世界觀”,它們都是對外部世界的價值取向,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要當老大,唯有說一不二、耀武揚威,心裏才爽。

這三個意識不僅僅是高層決策時才有,它還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這三個意識深入民心之後,就成了維護政權形象的重要檢驗標準。與這三個意識相對應,“不稱雄不足以證明成功”、“堅持制度現狀才能頂住西方的威脅”、“能支配國際規則才算站起來了”,這樣的觀念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之所以把這三種意識稱為中國的世界觀,是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民眾其實沒有這樣的意識,也不覺得,稱雄有什麼特別令人滿足之處,美國民眾多數也是如此。稱雄意識希望自己的國家在國際舞台上一呼百應、說一不二,而美國民眾事實上卻越來越不喜歡這樣的角色。早在2013年美國有過一次民調,旨在了解美國人對“美國在世界上的位置(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2013)”的看法,結果發現,有53%的應答者承認,美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強大作用比十年前下降;與此同時,不希望美國重新在國際社會扮演強大角色的美國人卻佔83%。2014年《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一項民調也顯示,受訪者中47%的人希望美國降低在國際事務中的活躍度,比2001、1997和1995年的類似民調所獲比例都大。當美國人拒絕稱雄的時候,受稱雄意識支配的中國卻發現,稱雄的機會來了。

這三個意識從何而來?

稱雄意識的產生,當然與集權體制下的洗腦教育制度有關。官方長期以來一直在灌輸這些意識,而這三個意識也都是對內宣傳的精神支柱。這三個意識的相互關係是:稱雄意識定義了國家成功的唯一標誌;假想敵意識確立了挑戰對象和軍事上的備戰目標;而積怨意識則挖掘民族主義情緒、充當社會動員的工具。

許多人把灌輸這些意識看成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必然組成部分。但換個角度去看,這三個意識或許也是中國歷史文化沉澱的現代包裝。中國的古代史當中,戰國、三國時期都有關於稱雄的印記,這些觀念通過古代史教育和歷史劇,不斷地在一代又一代的民眾心中留下了稱雄意識的現代版文化記憶;古典文學裏的《水滸》講的也是排座次、誰當老大,中國社會的江湖文化一向尊崇老大意識;而大清歷史上不斷擴張版圖之舉,在當代的歷史教育中同樣培育着稱雄意識,過去二十多年裡二月河則在文學領域裏為此做了不少貢獻。

與此對應的是,在中國現代史和世界現代史的教育當中,稱雄的歷史教訓卻鮮有提及。僅舉兩例。中國的現代史當中,抗日戰爭部分的重點是抵抗日本侵略,而對大日本帝國曾經試圖稱雄亞洲乃至世界(稱雄意識)、把英美確定為假想敵(假想敵意識)和黑船記憶(積怨意識),卻很少有深刻的批判。上世紀前30年日本與英國的關係與今天的中美關係頗有相似之處。當時日本和英國是盟國,日本海軍學校的教育養成和聯合艦隊的作戰訓練,幾乎都是英國人手把手教出來的;但日本為了稱雄,不惜翻臉,英國和日本從師徒變成了仇敵,最後日本的海軍航空兵一舉殲滅了英國遠東艦隊兩艘最新的戰列艦,日本陸軍又攻佔了新加坡的英軍基地,把英國從太平洋上徹底趕走了。日本在二戰中的最終失敗,其實植根於它昔年的稱雄意識。

上世紀60到70年代的中蘇對抗史,則是中國稱雄意識的一次大爆發,幾乎因此把中國拖進了核戰爭的毀滅深淵(可參見我去年10月的文章,《中美蜜月:始自冷戰,終於冷戰?》)。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熱衷於當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頭”(“頭”這個字是毛本人在莫斯科開國際共運大會發言時的用詞),為此發動了“大躍進”運動,提出了經濟上“趕英超美”的口號,試圖證明毛式道路比蘇式道路更成功,結果,不僅釀成了全國性大饑荒及餓死幾千萬農民的慘劇,而且與蘇聯從親密無間變成翻臉不認,從以蘇為師發展到武裝衝突。最後還是美國制止了蘇聯對中國發動核打擊的意圖,拯救了毛及其治下的中國。

一個國家,不稱雄就不算成功?上述兩例說明,不擇手段地為了稱雄而狂奔,其實才造就了失敗的溫床。

韜光養晦,還是和平發展?

最近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圈裡重新出現了要韜光養晦的聲音,似乎只要在對外關係上注意韜光養晦,就能緩解中美關係。韜光養晦是鄧小平在90年代初提出的對外關係戰略,一直被認為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韜光養晦其實屬於謀略,其背後的潛台詞則是“有朝一日……”。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之策,背後也同樣有上述三個意識的背景:“力量不夠的時候不要張揚”,“對美國警惕但別說出來(辦好自己的事)”,“等強大起來以後再說”。換言之,韜光養晦只是階段性地推遲稱雄意識的手段,而不是消除稱雄意識。如果按照韜光養晦的思路,無非是,此次中美交鋒,一戰不果,養精蓄銳,徐圖再戰,其結果自然還是再度衝突。

這三個意識不僅僅服務於對內宣傳,它們反過來也會綁架國家戰略,因為在三個意識的支配下,國家戰略和對外政策若不能迎合這三個意識,就可能被視為“軟弱”、“投降”。而被這三個意識綁架的對外戰略必然帶有攻擊性色彩,既然稱雄意識要求儘快取得成功,就必然會為達到目的而採取不擇手段的各種方法,由此便產生對其他國家的威脅,然後造成摩擦和衝突。如果只是韜光養晦,其實不過是把潛在的衝突積累起來;中美關係的惡化,就是三個意識引導下對外政策早晚一天會導致的必然結果。

中國已經提出了和平發展的說法,但並未反思這三個意識。中國的和平發展一定需要這三個意識嗎?和平發展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無需設定在什麼時候趕超誰、壓倒誰的目標,也沒這個必要。經濟發展的快慢,受國內和國際經濟環境的約束,不應該為了達到趕超的目標而強行與國際社會對立,也不能為了趕超而以損害他人的利益為重要手段。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在和平發展,而且它們各自的自然發展並不對別國構成威脅。

不稱雄、不設假想敵、不找補歷史積怨,中國就不能穩定,不能發展了嗎?其實,中國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經濟發展,並未造成外部衝突或摩擦,這說明,和平發展本來是完全可能的。而過去幾年來對美關係的惡化,並不單純是正常競爭導致的經貿利益摩擦,而是因為稱雄意識引導着思維,把中美摩擦視為美國阻止中國稱雄的外部挑戰,反過來又自我強化稱雄意識。這次中美經貿衝突的教訓就在於,稱雄意識其實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自設陷阱;而和平發展的關鍵是與各國平和相處,不以挖對方牆角為自利之道。重新認識和平發展的基本路徑,將會成為中國今後的一個長期任務。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SBS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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