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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土改理論」 欺騙天下的謊言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國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進行改革。

1922年,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蘇共在會上指示中共,要將土地從不勞而食的人們手中收歸,將權力握在自己手中。

智效民在《劉少奇與晉綏土改》一書中寫道:“這次會議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非常新鮮的,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解到,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而反對封建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打倒軍閥,消滅封建的土地制度。這次會議是中共關注土地問題的開始,而後來所謂的毛澤東思想,不過是脫胎於此罷了。”

從中國的本土文化和傳統中,是很難產生如“階級鬥爭”、“剝削壓迫”、“無產階級專政”、“解放全人類”等等一大套理論的,但有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有了蘇共這個老師,有了禍害人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華大地上,一種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就在所難免了。

中共借馬列這個外來的幽靈,在中國古老的土地上“遊盪”,它石破天驚地診斷出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中國有一個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地主階級和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史》(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年)前言中寫道:“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使廣大農民長期受地主階級的殘害、剝削和壓迫,生活極端貧困和處於破產的境遇,這正是中國被侵略、被壓迫、貧窮落後的根源……”

“反動的封建社會”、“殘暴的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土地制度”、“地主剝削是農民貧困的根源”、“消滅剝削壓迫”……這些話語,既是中共宣講了一輩子的“革命理論”,更是其拉大旗鬧革命的“合法性”所在。

《中國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前言和緒論中說:從1921年算起到1953年為止,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為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奮鬥了32年。終於,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從而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這樣,中共宣稱他同中國歷史上打江山坐江山的農民造反不同——他站在一個道義高度——消滅剝削壓迫,救民於水火。

這兒,姑且不論其“宣稱”是否是其真實目的,只談其“理論”的錯誤。

一、中國存在中共所說的那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嗎?

馬克思以西方社會的發展為參考,劃分了人類社會的五種類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照搬這種劃分,說中國也經歷了這五個階段,為了同西方保持一致,秦至清的兩千多年被稱為“封建社會”。

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教授指出,這種劃分法對中國而言“有名實不符、削足適履之弊。”(詳見馮天瑜《“封建”考論》一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

所謂封建,就是分封建制(建藩),指國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這塊土地上的農民)封賜給他的臣屬。它由“宗主”或“領主”與“封臣”之間層層分封的金字塔形結構所組成。封臣又可以再往下分封,政權、土地逐級承包,形成大貴族——小貴族——騎士——農奴的封建結構。在這種封建關係中,封建領主既是貴族又是地主,在封邑中擁有絕對的權力——政治、經濟和司法權。但這些賜封的土地只能繼承不能買賣。封邑中的老百姓(農奴)沒有土地所有權,不能自由遷徙,對封建領主有依附關係。貴族地主對他們則有隨意處置的權力(甚至有“初夜權”)。在歐洲的封建社會中,如果國王侵犯封臣的權利,封臣可以用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手段反抗。

中國從秦到清的社會結構,是這樣的“封建制度”嗎?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建立了郡縣制,從此以後,中國政體的主要形態是中央集權的皇朝專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一言九鼎,“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同西方完全不同,毫無“封建”可言。還有,中共常說的一個詞是“封建專制”。其實,封建和專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階段,在歐洲的社會發展中,恰好就是用專制來克服了封建(先是英國,後是德國)。“因此,把這兩個合在一塊說很滑稽。”(趙林,武漢大學哲學教授)

從秦到清的兩千年間,中國經濟上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為主體,這與西歐封建社會的采邑或莊園經濟有着本質的不同。中國的自耕農則擁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別人,除了向國家納稅(包括徭役),再無其他義務。

馮天瑜教授提出,將先秦至清朝兩千多年統稱為“封建社會”“名”、“實”相離。因為,這個階段的顯著特徵是,土地可以買賣、轉讓,地主—自耕農經濟佔據主導;專制主義的君主集權制覆蓋全社會。馮教授說,中、西的根本差別在於西歐的土地不可買賣,而中國的土地則可以自由出售。因而“地主階級不是封建產物”。(見“封建社會再認識”武漢大學學術研討會,2006年10月14日)著名民國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在《我認識了共產黨》(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一書中說:“中國的情形(同西方)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買賣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約行為,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階級及任何貧苦人戶出身的。說這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實在太與事實不相符合。”

中共硬搬馬克思的社會劃分,發展出了一個錯誤的封建社會和荒謬的封建地主剝削理論。於是,從1931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到1947年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再到195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共都強調,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同封建社會存在了兩千多年,這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因此,中共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便是要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

二、農民與地主是這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嗎?

抗戰時期,毛澤東發表有關文章,說“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中國共產黨輝煌90年》一書寫道:“地主階級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在這種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農民過着極端貧困的奴隸式生活。他們曾被迫舉行過大小數百次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見該書“舊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章)

這是又一個同劃分“封建社會”一樣荒謬的理論。

丁弘教授在《中國地主經濟問題》一文中指出: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是租賃關係。農民和地主的關係,是在私有制基礎上自由結合的租賃關係、合同關係、契約關係,而不是什麼強制性的封建關係。

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在“地主有什麼罪惡?”一文中說:“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並從中收取地租,這不是一種罪惡,而是一種正當的經營活動。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從中收取房租是一樣的性質。

董時進在《共產黨的封建和反封建》一文中說:“中國的封建制度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崩潰了,然而到現時中共卻狂熱地喊出一個‘反封建’的口號,把它當作他們革命的三大目的之一。這本來是等於無敵放矢,但是他們卻創造出了一些假想的敵人。他們第一號的封建標幟便插在地主和富農的頭上。他們說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可中國的土地制度與任何民主國家的土地制度沒有區別,而且中國的土地是很零碎地分散在極多數的貧富不等的人們手中。”他指出:中國的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買賣、自由租佃,無論什麼人,只要有錢並願意買地,同時又有人願意賣地,就可以進行交易。買主有了土地以後,自己願意耕種就耕種,自己不願意耕種就租給別人經營,收取一定的租金或實物。這種租佃關係完全建立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對方提出強制性要求。因此,這種關係是一種正常的自由契約關係,而不是剝削被剝削關係。他還進一步指出:這種制度與其他物品的買賣、佔有、租佃,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與所謂“封建”也完全沒有關係。

中國以前自由買賣和出租土地,同現在自由買賣和出租房屋在性質上是相同的,現在是房產證,以前是田地契,都由政府收稅蓋章。以前出租土地也同現在出租房屋性質一樣,哪裡來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

當然,地主群體中也有貪婪、殘暴和為富不仁之人,但這佔多大的比例?是不是這個階層的主體?難道貧下中農、工人、商人、共產黨人的群體中就沒有這種人?

可是,中共編造了妖魔般的四大地主——周扒皮、黃世仁、劉文彩、南霸天,說他們就是整個地主階級的形像,或者說,地主個個都像這種妖魔。

還有,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由於“地主的剝削壓迫”造成的嗎?從陳勝吳廣到黃巾起義,從黃巢造反到太平天國,幾十次農民起義都是因為土地制度不合理和地主剝削嗎?

學者蔣祖權在《地主——歷史的冤大頭》一文中說:中國曆朝歷代的農民暴動,沒有一次是地主剝削直接導致的。沒有一次是因為在土地問題上和地主的矛盾激化導致的。他說,中國農民運動的三大直接誘因是:1.天災、瘟疫導致衣食無着。2.官府的橫徵暴斂,貪官污吏的巧取豪奪。3.宗教組織的趁機煽動。蔣祖權強調:歷史一再證明,最後激化矛盾導致農民暴動的導火索,是官府的橫徵暴斂和官員的胡作非為!

謝幼田在《鄉村社會的毀滅》一書中說:“許多農民暴動都有紳士參加,他們聯合反對暴政,相依共存,指向政府,主要問題是政府官史對老百姓的壓迫問題,他們都是暴政的被壓迫對象。”(第116頁,明鏡出版社,2010年)

還有,在中共劃分的“二千年封建社會”里,地主犯法與農民一樣要被告官受審,這原本是歷史的常識,可是,中共非要說,地主比官府還利害,“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這種現象倒是在中共發動的血腥土改中出現了,只是對象被顛倒——筆者在《血紅的土地》一書中對此有不少真實案例的記載。)

在“封建社會”里,一個人今天買了田地,成了地主(階級),他便因此擁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農民”了嗎?明天他因為種種原因把田地賣了,轉而租地耕種,他便因此要“在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下,過着極端貧困的奴隸式生活”?還有,今天他因為掙錢買了幾畝地,成了地主,於是就成了十惡不赦的壞人(黑五類),明天他因為種種原因把地賣了,成了貧農,於是他就成了革命所依靠的好人(紅五類)?如果今天有人對一個房東說,你因此擁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可以隨意打死或者處死租戶。”人們一定覺得他瘋了。如果他對有房產的人說,你(因此)是一個壞人,對一個無房的人說,你(因此)是一個好人,人們也會覺得他瘋了。

一個人擁有了土地,無論多少,也無論這個土地是怎麼來的,便成了罪人,將土地出租,便被認定是剝削壓迫,這就是中共的革命邏輯。

不幸的是,這種極其荒謬的“地主剝削壓迫”“理論”,成為中共革命起家的“合法性”,更成為他們暴力鎮壓地主(包括其子女)的理由。

三、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封建土地制度”嗎?

中共搞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說“革命理論”),那就是: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極少數的地主富農手上,他們殘酷地剝削農民,這便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

“極不合理”按中共的說法,體現在“占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農、僱農,卻總共只佔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也就是說,絕大部分土地集中在了極少數人手中。中共頒佈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政協會會議演講中,都引用這兩個百分比的“理論”作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根據和理由。

這個百分比,據說是“根據廣泛調查和統計資料”的結果。農業經濟專家董時進對這“兩個百分比”提出質疑。他說:根據他研究農業問題三十多年的經驗,他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做過這方面的調查統計。他在《共區的土改與反土改》一文中說:這是完全憑空臆造。因為“這樣的所謂‘廣泛的調查和統計資料’,在中國是絕對沒有的。”原因是:這種調查是極其煩雜的工作,就連歐美髮達國家也不容易做到。他在《中國土地分配狀況一斑》中寫道:中國土地所有權的分配情形,從無普遍和精確的調查。比較規模稍大的抽查,當推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就16省163縣175萬餘戶所舉行的一次,茲示其結果如下:

每戶所有畝數/戶數百分率/畝數百分率

5畝以下/35.61/6.21

5畝至不滿10畝/23.99/11.42

10畝至不滿15畝/13.17/10.63

15至不滿20畝/7.99/9.17

20至不滿30畝/8.22/13.17

30至不滿50畝/6.20/15.54

50至不滿70畝/2.17/8.83

70至不滿100畝/1.31/7.16

100至不滿150畝/0.72/5.71

150至不滿200畝/0.24/2.76

200至不滿300畝/0.20/3.17

300至不滿500畝/0.11/2.63

500至不滿1000畝/0.05/2.30

1000畝以上/0.02/1.57

從此表可以看出,五十畝以下佔了農戶的95.18%,佔了土地的66.14%;一百畝以下佔了農戶的98.66%,佔了土地的82.13%。而一百畝以上只佔了農戶的1.34%,土地的17.87%,千畝以上之戶數只佔0.02%,其地面則只佔土地的1.57%。

董時進說:“本表所示與共產黨人所說的土地集中情形,迥乎不同。共產黨不能亦不肯說出確實畝數,而只用一些‘地主’、‘富農’等空泛模糊的名詞,以淆惑聽聞。照此表,則一千畝以上者可勉強稱為大地主,即使將他們的土地全部分出來,亦何濟於事。”

梁漱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方進行鄉村調查,他指出,在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情況下,有土地的人占多數。他寫道:“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數人都有土地。……(鄭平)全縣90%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過有些人的地很少罷了。這情形正與河北定縣——另一鄉村工作地區——情形完全相似。定縣則有《定縣社會調查》一巨冊,此中有關此問題之報告,據其報告,分別在不同之三個鄉作調查:……結論如下:一,90%以上人家有地。二,無地者(包含不以耕種為業者)佔10%。有一百畝以上者佔2%,三百畝以上者佔千分之一、二。”(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151-152頁,香港集成圖書公司出版,1963年)

1980年代末期,幾位學者在進行農村社會文化調查時,在浙江省北部找到了一些土改時期的寶貴資料,其中就有1951年5月村民張榜公布的各戶田地佔有情況的原始表格。例如,在海寧縣,土改前在全縣範圍內,有76%的土地分散在構成農村戶數總數86.4%的中農和貧農手中,僅有11.6%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們調查的陳家場行政村,68%的土地分散在佔總數83%的中農和貧農手中,而僅有1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曹綿清、張樂天、陳中亞《當代浙江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第25-26頁,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

這份真實的土地佔有分佈表格,可以讓我們管中窺豹:土改前中國的土地,並不是如中共所說的“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極少數的地主富農手上。”

《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年)一書中說:“民國時期中國耕地若以14億畝計算,人口以4.5億人計算,那麼人均擁有的耕地則為3.11畝……中國人均耕地面積與其他國家相比屬於很低的一類。”(第10—11頁)。作者列舉了歐美南美等21個國家,其平均人均耕地為11.37畝。

我的《血紅有土地》一書主要采寫的是川東土改。那麼,川東的地主平均有多少土地呢?《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2003年第1期在《解放初四川土地改革及其意義》一文中披露:“土改結束後,地主每人平均從14.59畝下降為1.47畝。”,這就是說,那些被說成“極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下的“剝削階級”——地主們,平均只有十幾畝土地。而這個14.59畝的平均數,是全四川省的,川東地區大多是貧瘠山區,地主們的平均畝數,應當更低。

正因為中國人多地少,絕大多數地主們也沒有多少地,於是,在劃地主和分土地時就亂來,把擁有土地比該村平均數多一點的中農的土地也拿來分,成漢昌說:“例如在晉緩解放區老區,在被平分的土地總量中,40%是抽動中農的,河曲、保德、興縣三縣抽動中農土地的比重45%以上,還有的地區竟有高達80%以上的。”(《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第607頁)

中共在虛構了一個“極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同時,又指出了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殘酷剝削農民,不勞而獲。

在中共造反鬧革命時,中國的確存在着貧窮,也的確落後。但,這是由於“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殘酷剝削”造成的嗎?

《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一書說:“近代以來中國的耕地面積不僅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相反還表現出了停滯式下降的趨勢。從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中,中國人口增加了31%,而同一時期全國的耕地總面積僅增加了1%,從1893年到1933年的40年間,中國人口增加了23%而耕地面積卻沒有任何增加(第11頁)。”

中國的人口,從秦漢到明清2000年間,增長了約20倍,其中從漢到明一千五六百年間,中國人口無大變化,歷朝人口最多時只有五、六千萬,中國人口猛增始於清朝前期,前清近百年間,人口翻了一番多。乾隆五十年期間,再翻一番。以後45年間,又凈增一個億。

下面是我國古代幾次重要的人口統計數字:

公元2年(西漢平帝元始二年),59594978人。

754年(唐玄宗天寶十四年),52880488人。

1066年(宋仁宗治平三年),2909萬人(不包括邊地政權人口)。

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5883萬人。

1578年(明神宗萬曆六年),60692856人。

1741年(清高宗乾隆六年),143411559人。

1790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301487115人。

1835年(清宣宗道光十五年),401767053人。

(注,此數字來自筆者講授《中外文化交流史》課程時借來的一本參考書,寫此文時一時未找到該書。)

學者趙文林等在《中國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以研究的數字表明,在清代兩百餘年間,人口從明代的不足一億猛增到四億多(405.484,單位:百萬),激增的速度前所未有。

正是由於清朝人口猛增,導致了人均土地和人均口糧大減。吳慧先生對中國歷代糧食產量進行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中,列出了兩張表。其中一張表如下:

西漢末/人均原糧993斤/成品糧597斤

唐/人均原糧1256斤/成品糧665斤

宋/人均原糧1159斤/成品糧605斤

明/人均原糧1118斤/成品糧626斤

清中葉/人均原糧628斤/成品糧350斤

這張表說明一個重要問題:到清中葉,人均佔有糧食數量降到了歷史最低點。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是:人口迅猛增長。由於人口數量猛增,耕地面積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增長,人地關係越來越緊張,農村危機的情勢也越發明顯了。

所以,成漢昌在《中國土地制度與土地改革》中說:“人口與耕地數量之間日益突出的矛盾及農業產量的減少,是造成中國近代農村危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第18頁)另外,他還指出,民國時期,農村的一個矛盾“主要是農業生產關係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結果。”(第12頁)

從學者們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國當時的矛盾不是中共說的地主與農民的階級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產力落後的問題。其貧窮落後的原因主要也在於此,而不是“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用董時進先生的一句話來概括:“共黨基本理論的謬誤,事實的虛假和共黨的真實意圖,這是共黨最大的錯誤和罪惡所在。”

中共這個“幽靈”誕生以來的許多惡行現在都已經多少得到了揭露和批判(如反右、大饑荒、文革等),但土改的“鐵幕”還遠遠沒有掀開,其“合法性”還“偉大、光榮、正確”地巍然挺立。今天,我們回頭看去,中共的這種“崇高的革命性”全是一派謊言。如:中國農民現在“耕者有其田”了嗎?中國農民現在翻身作了主人了嗎?土改之後,農村的生產力得到解放了嗎?中國的貧富不均現在消除了嗎?中國老百姓現在不再被剝削和欺壓了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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