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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授背丈夫652萬元巨債 想跳樓

丁玲華一度抑鬱成疾。周圍無人時,她常莫名其妙哭個不停,坐着也出虛汗,長期失眠,不想見人。在這種狀態下,她記憶力急劇下降,工作能力減退,對債務和案件持逃避心理,“一看到這些我就想去跳樓,因為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推翻”。

不知情、未簽字、無合意、未受益是“婚姻法24條”受害者的基本案情特徵。

其中一個“被負債者”QQ群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87.1%的群成員為女性,80.6%受過高等教育,86.7%擁有穩定的工作及收入。

“最高法的解釋我們也看了,它沒有講以前所有判夫妻共同還債的都要改過來。”首先作出裁定的于都縣人民法院審判長邱文紅對南方周末表示,“這一解釋沒有追溯力。之後的案件要以該解釋來執行,要起訴的人來舉證”。

丁玲華人生的前半段幾句話就說得清楚,她是江西贛州人,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大學畢業後在廣東和江西共做8年記者,辭職讀研後於廣州高校任教至今,是所在系最早評上副教授的老師之一。

但人到中年,她遭遇了複雜的法律困局,背負652萬元巨債,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生活和精神都陷入泥沼。

2018年1月自國外訪學歸來,她所有銀行卡被凍結,搬入離學校不遠的城中村岑村,居住在月租400元的農民樓單間。

這一切是因為“24條”。

“24條”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四條,而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中第二十四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

“丈夫背着我簽字欠債,判決時不需要其他證據,只要他寫了借條,只要時間是在我們婚姻存續期間,直接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傳播系副教授丁玲華這樣解讀施加在她身上的法條。

只有兩種情況例外——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於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

事實上,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對夫妻債務糾紛適用法律作出“新解釋”,2月再次下發通知,要求再審糾錯此類案件。一年多過去,卻仍有不少“24條”遺留案件未能得到糾正。問題為何難解?

巨債

丁玲華破碎的記憶交織在一起:陌生電話催她還錢;帶着女兒被債主堵在街頭;收到第一個案子的法院傳票。她記不清楚這些場景的發生時間,只記得第一時間詢問丈夫何川究竟發生了什麼。

丈夫告訴她,“這個你不用管”。

彼時的丁玲華與何川處於分居狀態,她在廣州教書,丈夫在贛州做生意。對於這一點,丁玲華曾強烈反對。何的父母均為科級幹部,丁父是科級幹部,母親是國企下崗員工,在珠三角私立學校做生活老師。雙方均家境殷實,工作穩定,丈夫沒必要出門“冒險”。

但何川還是“賭咒發誓就走了”。那是2007年,他們的女兒八歲。

2013年底,何川的債務陸續爆發,六個案件累計欠債金額為652萬元。(2016)贛0724民初572號民事判決書提到,“所有借款均是由何川背着妻子丁玲華借來的,均用於拆東牆補西牆以及支付高額利息,為之前的所謂理財投資、資金運作買單”。

丁玲華提出兩條“出路”,一是何川獨自處理好債務問題,保持家庭完整,二是兩人簽字離婚。何川選擇躲避,僅在每年農曆除夕到正月初五期間回家。兩人關係僵持,但不至水火不容。

成長自傳統的客家家庭,丁玲華從小被教導要賢惠能幹,通過付出得到愛與認可。這種心理狀態讓她一度陷入糾結與自責,她想不明白,自己這樣認真對待家庭、生活與工作,為什麼會有如此遭遇。

但在外人面前,身材瘦小的她是女強人,講課嗓門高,性格強勢,稜角分明。少有人知道她遭遇了“24條”問題。

她所在的傳媒系,僅系主任李俊良大概知道真實情況。他告訴南方周末,丁玲華屬於傳媒系的創系老師,最多時一年教着五門不同課程,每學年完成500至900學時教學任務,是系裡的教學骨幹。她還陸續兼任了廣州電視台新聞部顧問、廣州電台節目聽評專家和專賣印花T恤的五鑽淘寶店主。

(2013)章民四初字第1975號民事判決書顯示,2013年12月26日,何川當庭表示,“被告丁玲華對借款不知情,她是在起訴後才知道借款一事”。

他沒有向法庭提交證據,而原告也沒有對丁玲華有舉債合意、受益或者借款用於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進行舉證。法官最後判丁玲華承擔共同清償責任。理由是“此借款系何川投資經營需要所借,亦用於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故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對於被告何川的辯稱,本院不予採信”。

這是何川唯一一次到庭應訴,丁玲華因精神狀態問題沒有出庭。在(2014)於民二初字第877號、(2015)於民二初字1210號、(2015)章民三初字第356號、(2016)贛0724民初572號案件中,均是上猶縣方圓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賴作森作為丁玲華的委託代理人出庭。

賴作森在此後每次出庭時都提出,丁玲華收入穩定,無需借款;對借款不知情,不予認可;夫妻長期兩地分居,關係名存實亡,借款沒有用於共同生活需要。

但她所準備的工作證明、收入證明均沒有得到採信。丁玲華無法舉證自己未曾受益。六個案件均以“債務產生於夫妻關係存續期間”為由,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要求丁玲華與何川共同償還。 “舉證責任在我,我要證明我沒用這個錢。這就是最荒唐的地方。”丁玲華認為,應由主張夫妻共同債務者舉證。

在何川消失躲債的同時,她的一張工資卡於2016年7月被于都縣法院凍結,2017年底全部銀行卡被凍結,背上了652萬本金債務,兩分月息。“也就是說,這六個案子排着隊執行我的話,我一輩子也還不起。”

工商登記顯示,何川名下共有兩家公司,一家為成立於2009年5月23日的上猶縣綠雅園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經營範圍為農產品開發、蔬菜種植與銷售。一家為2012年9月13日與丁玲華共同成立的江西鍩源農林生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2015)章民三初字第356號案件原告指出,月利率2.5%的36萬元借款是用於後一公司的,應當是夫妻共同債務。

代理人賴作森當庭辯駁,“2013年6月,被告何川經營的農林開發公司幾乎進入癱瘓狀態,後來也沒有恢復生產,被告丁玲華不知其有否經營其他生意。”

但是她無法證明,在此之前她自己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家公司存在,也並未從中受益。按照她的說法,自己事後向何川詢問得知,丈夫將她的名字加了進去,是因為“他一個人不能開兩個獨資公司,必須是要有股東”。截至發稿時間為止,何川一直未作出回復。

丁玲華一度抑鬱成疾。周圍無人時,她常莫名其妙哭個不停,坐着也出虛汗,長期失眠,不想見人。在這種狀態下,她記憶力急劇下降,工作能力減退,對債務和案件持逃避心理,“一看到這些我就想去跳樓,因為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推翻”。

她的狀態也影響了青春期的女兒。那時女兒情緒多變,不愛說話,在QQ的好友印象上給她留言“工作狂”,抱怨她不會理財,家裡無房無車,只能租住舊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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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巨債”後,丁玲華租住在學校附近城中村的單間里,月租400元。(高伊琛/圖)

不同解讀

圍繞“24條”所產生的爭議,一度因“小馬奔騰李明遺孀金燕負債”引發各方關注,變數於一年前出現。

最高人民法院於2018年1月16日頒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下稱“新解釋”)。根據規定,此前作出的相關司法解釋與“新解釋”相抵觸的,以“新解釋”為準。

湖北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退休家事法官王禮仁指出,“新解釋”的最大亮點是徹底廢止了以婚姻關係或財產共有關係推定規則和舉證責任,對於夫妻一方負債的認定標準回歸了婚姻法第41條。不論是日常家事借貸還是重大借貸,都必須以用於家庭需要為共同債務標準,並由舉債人或債權人承擔舉證責任。

現任長沙市雨花區檢察院檢察長馬賢興認為,“新解釋”實際上是對“24條”的顛覆性修正,儘管沒有在文字上直接表述,但從內容上看已是徹底否定了“24條”。

普遍觀點認為,“24條”的意圖是為了保護債權人利益,防止夫妻以假借離婚的名義逃避債務。

但在馬賢興看來,“24條”保護債權是一個偽命題。“債權債務本是依據合同產生的,怎能拋開合同相對性的基本原則,搞強制推定來讓沒有參與債的訂立的人來承擔償債責任呢?”債權人應在借錢時盡到風險注意義務,而非讓舉債人的不知情、未簽字、未享受利益的配偶事後承擔責任。

“新解釋”實施第21天,最高人民法院又下達了關於辦理涉夫妻債務糾紛案件有關工作的通知,指出“已經終審的案件,甄別時應當嚴格把握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結果明顯不公的標準。比如,對夫妻一方與債權人惡意串通坑害另一方,另一方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無端背負巨額債務的案件等,應當依法予以糾正”。

這距丁玲華訪學歸來不過月余。靠着在全國競爭中獲得的國家留基委資助獎金,她得以在國外生活,回國後卻發現國內銀行卡一分錢都取不出來。

就在同一時期,丁玲華提起離婚訴訟。訪學經歷打破了舊日桎梏,她跳出原有的觀念,在文化心理學方面書籍幫助下剖析自己的心理,從精神泥沼中掙紮上岸。她決定拿起法律賦予她的“武器”。

微光亮起。丁玲華依據“新解釋”和上述通知向法院申請再審,結果,六個案件的再審申請被陸續駁回,理由不一。

“最高法的解釋我們也看了,它沒有講以前所有判夫妻共同還債的都要改過來。”首先作出裁定的于都縣人民法院審判長邱文紅對南方周末表示,“這一解釋沒有追溯力。之後的案件要以該解釋來執行,要起訴的人來舉證”。

他指出,此前的“24條”不夠細化,沒有解釋夫妻債務認定問題,而“新解釋”清楚說明“要用於夫妻共同生產生活”。

“‘24條’說得很清楚,夫妻關係存續期間共同的欠債一般是夫妻共同償還,除非有證據證實這個債適用於賭博或其他揮霍。後來最高法的新解釋明確,要起訴的人來舉證。法律上的事情要相互銜接。”邱文紅說。

2018年5月25日,于都縣人民法院以“《通知》並未明確有關法律或司法解釋的規定可溯及適用於已審結的涉及夫妻債務案件”“申請人提出本案認定事實錯誤,無相應的證據佐證”“申請人未在申請再審的期限六個月內提出申請”三條理由駁回了她的(2015)於民二初字第1210號案件再審申請。

2018年6月8日,(2016)贛0724民初572號及(2017)贛0724民初436號案件再審申請被江西省上猶縣人民法院駁回,理由是根據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她“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與被申請人何川對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該約定”,丁玲華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

2018年9月26日,(2015)章民三初字第356號及(2013)章民四初字第1975號案件再審申請被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人民法院駁回,丁玲華“在申請再審期間未舉證證明原審判決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確實有錯誤”,再審申請事由不能成立。

出於“平等保護各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目的而誕生的“新解釋”,在實際執行層面未如丁玲華所想那般順利。

據馬賢興介紹,“新解釋”施行一年來,全國一些法院對一批原來依據“24條”裁判的案件予以了糾正,湖南省三級法院,特別是長沙中院再審處理此類案件值得稱道。但全國部分法院仍持迴避、拖延、推諉態度,致使部分案件得不到再審糾正。

2018年11月,丁玲華所在的“24條”相關人士微信群對386名“被負債者”的現狀進行調查發現,在再審申請的570起案件中,80.7%不被受理或直接駁回,8.8%仍在審查中,再審的約10.5%,改判的只有3起,僅佔0.5%。目前各級法院對夫妻共同債務的理解不一,大多認為“24條沒錯”或“法不溯及既往”。

新舊解釋並存,一年多過去了,遺留問題難解。

“被負債者”

為什麼在很多地方該類案件都得不到再審?

馬賢興認為,除了目前法院案件太多這個客觀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法官的理念認知存在偏差,即認為再審糾錯和不再執行,會影響債權保護,損害債權人利益。

“這裡必須明確,法律保護債權是有限度的,只能保護合法和規範的債權。”馬賢興說,“搞強制推定去保護債權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損害了無辜者的合法權益。”在他看來,“新解釋”把“24條”強制推定認定為共同債務回歸到“誰立據誰償債”改判為立據人個人債務,本身就是保護債權,是回歸其本義。

他還在“新解釋”頒佈一周年時撰文表示,部分法院不必擔憂再審此類案件可能引起連鎖反應。一方面,最高法院在2018年2月7日及9月28日下發的兩個“通知”,表明最高法院持有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貫徹執行最高法院有關通知精神是應盡之責。另一方面,設身處地為“被負債”當事人考慮,再審改正此類案件是司法為民、司法公正、司法良知的應有之義。

不知情、未簽字、無合意、未受益是24條受害者的基本案情特徵。

在與其他遭遇相似的“難友”會合前,丁玲華以為自己是茫茫大海中的孤舟,獨自承擔巨額債務重壓,且無人傾訴。

她不只是一個人。

丁玲華後來看到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葉名怡2017年發表的論文《第24條廢除論——基於相關統計數據的實證分析》,葉名怡搜索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的4979份民事判決書,發現認定為共同債務的判決佔比88.73%,僅有10.02%被認定為個人債務。

“被負債者”聚集在不同的微信或QQ群里抱團取暖。其中一個QQ群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87.1%的群成員為女性,80.6%受過高等教育,86.7%擁有穩定的工作及收入。

河南焦作公安局 警察李紅賢的丈夫多次向當地中級法院工作人員借錢六百五十餘萬元,錢款均被丈夫與其情人所揮霍。她的工資被凍結,被納入失信人黑名單,唯一住房即將被執行。

浙江溫州某縣政府部門負責人林正義(化名)的妻子好賭,作為政府公職人員,經常借高利貸打麻將、玩牌九、參與網絡賭球,其債權人為職業放貸人,5個月內累計向其借出226.7萬元。他的唯一住房已被拍賣,從住房公積金中心提取的房租和工資被凍結,與女兒住在離縣城十幾公里的父母農村老家。

……

根據一份記錄著某QQ群成員資料的表格,筆者統計24個省市共計409人1083個案件信息發現,在“被負債人”中,上了失信名單的共182人,被凍結銀行卡或工資的有132人,房屋被執行的有117人。

他們均表達了同樣的困惑:為什麼結婚證能夠變成自己的賣身契?

王禮仁多次指出,機械套用“24條”判案看似“高效”,實則會產生申訴多、檢察院抗訴多、再審改判多的“三多現象”。

“要堅決再審此類案件,堅決糾錯,再不能找理由推諉了。”馬賢興也承認實際中存在難度,“我當過10年基層法院院長,這類案件都是我親自接待當事人,親自調閱案卷,而且必須態度堅決,說服辦案法官,才能糾過來。”

他認為,各級法院應不折不扣地執行新解釋和有關通知精神,各級檢察院可向法院提出檢察建議和提起抗訴,民法典應就夫妻債務問題予以明確,特別是要明確“共債共簽”這個基本原則。全國人大常委會、各級人大常委會應予以監督和跟蹤。各級法院應作為專項工作向人大常委會作專項報告。

王禮仁則強調,防止虛假債務和違法債務的正確方法是建立科學的夫妻共同債務標準,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採訪中,丁玲華常引用法律條文及學者觀點,“刀子割肉”般的急迫,將她變成了半個“24條”專家。

她反覆想起訪學時上過的一堂寫作課。

老師布置的作文題目是,如果一條法律對你不公正,你會怎麼辦?

她記得自己回答要跟法官溝通,請求上級法院作出公正裁決。其他同學的答案則是,要讓更多人知道這條法律,一起來修正它。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南方周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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