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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對胡適態度的變化追尋其痛恨知識分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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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比胡適小兩歲,但青年毛澤東與胡適之間卻有極大的距離。遙想當年北大,胡適是大學教授,而毛澤東只是北大圖書館的一個助理員。用唐德剛的話說,胡適這個人,天生是個教書匠。即為教書匠,難免好為人師,不過這實在算不得什麼毛病。

毛澤東對胡適的態度,也有一個由崇拜到鄙視的過程,這個過程自然與自己的地位變化有關。毛澤東曾親口對埃德加·斯諾說過,《新青年》時期,他是陳獨秀、胡適之的忠實讀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後來,這態度就變化了,他對胡適說他是他的學生,一直耿耿於懷。

竺可楨在他的日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召集竺可楨、李四光、錢學森等科學家談話,竺可楨在日記中寫到:「他(毛澤東)說昨晚不能睡,因為看了三個消息,一個是印度說共產黨在失敗,次則胡適硬說毛主席是他的學生,毛主席只在邵飄萍那裡聽過新聞學課。胡適說日本人佔中國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記第4冊第303頁)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不承認他是胡適的學生的,而且對這種說法頗為反感。其實這個問題涉及很多史實,大體是能說清的。

胡適說沒說過毛澤東是他的學生呢?說過。這要從頭說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訪問延安,因為傅與毛是北大舊識,毛單獨同傅談了一個晚上。傅在離開延安時,毛曾前往機場送行,並請傅轉達他對胡適的問候。此事在有關傅斯年的傳記和回憶文章中經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適的關係那就不用說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問候轉達給了胡適,這難免使書生氣十足的胡適產生一些幻想。

當年8月,日本投降後,國共在重慶和談,胡適即給毛澤東寫了那封著名的信,一開始就說:「傅孟真轉述兄問候胡適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26頁)。這封信是托時在重慶的王世傑轉的,胡適對王世傑說;「頃忽起一念,擬發一電勸告毛澤東君。乞兄與孟真一商。如兄等贊同,乞代為發出。此是閑人偶爾好事,不必向外發表也」(同上)。幾天之後,王世傑給胡適發來電報:「速轉胡適之先生:尊電已面轉毛先生矣」(同上27頁)。

以胡適一生對共產主義的態度推斷,他是不會想到要發這樣一封電報的,但由於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胡適,自然會想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如念及當年北大的經歷,自己總還是他的老師嘛,如果沒有這個心理,以胡適一貫的態度,那就沒有這封信了。但後來的結果使胡適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這個學生,但學生已非當年的圖書館助理員,哪裡還記得他這個先生呢?

1945年,胡適給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做序的時候,又憶及此事;「我在對日勝利後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長的電報到重慶,以便轉交給我的從前的學生毛澤東,我在電文里用嚴肅而誠懇的態度央求他說……那時候重慶的朋友打電報告訴我,說我的電報已交給毛先生本人。當然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迴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1895頁)。從這一小事中,足見胡適之的書生氣。

胡適確實說過毛是他從前的學生,因為說得不是時候,難免讓被說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聽這話的人就又是一種感覺了。

1920年7月9日,27歲的毛澤東曾給胡適寫過一信: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嗎?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此頌

教安

此信見於《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4頁。當時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適之了,我沒有查胡適的日記,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從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給胡適寫信了,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崇拜也是有據可查的。1920年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曾表示過他暫不想出國,而在國內研究,他在信中說:「我曾以此間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4頁)。在同一封信中還說;「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記》中,他也對斯諾說過:「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該書130頁)。

20年代初,毛澤東在長沙計劃創辦文化書社的兩份文件中,都把《胡適嘗試集》、《胡適短篇小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作為最重要的著作來介紹(同上第537、541、542頁),可見胡適在毛澤東心中的位置,人世滄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澤東已非當年,而胡適之依然是一介書生。

公平地說,胡適說毛澤東是他的學生,此話並不過份,因為他們確實在過同一學校,毛還對斯諾說:「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127頁),而毛也確實向胡適請教過。唐德剛也說過,胡適告訴過他:「共產黨里的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不過唐德剛調侃道:「毛澤東寫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學生毛澤東'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的緣故」(《胡適口述自傳》202頁)。

周策縱還說過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也是受胡適的《沁園春·新俄萬歲》而做的(《胡適雜憶》第281頁)。毛澤東一生與胡適有過諸多關係,無論是崇拜還是厭惡,胡適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127頁)。胡適肯定也在這些人中,這種印象幾乎影響了毛澤東一生。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逝去的年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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