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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主筆徐鑄成劃右秘聞與帽痕 張春橋為保自己犧牲他

徐鑄成(一九○七~一九九一)長期主筆《大公報》、《文匯報》,名播寰內。不過,真正使他名聲大噪脫穎而出的,並非其新聞專業,而是那場卷地而起的反右狂風,毛澤東撰寫了那篇《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以及另一篇收入《毛選》五卷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至此,徐鑄成作為二十二名中央級大右派而“名垂青史”。

恭迎北上參與中共建政

徐鑄成早年畢業於北師大國文系,一九二七年即半工半讀涉足新聞界,供職於國聞社與《大公報》,深得張季鸞、胡政之等《大公報》元老青睞、提攜,迅速身列新聞界前沿。一九四九年前,出於人文知識份子天性,徐鑄成始終熱衷社會變革,傾向紅色革命。一九四九年二月,他以香港民主人士身份,與陳叔通、柳亞子、葉聖陶、馬寅初、鄭振鐸、王芸生、趙超構、宋雲彬、曹禺夫婦等名士,同船被迎北上,參與中共建政,入住六國飯店,躬逢其盛,乃首屆政協委員。

一九四九年上海剛易手,滬版《文匯報》復刊,然諸多“新套套”,每每使報人瞠目結舌。如共軍攻佔長沙,無線電已傳確訊,翌日刊出,被指為“搶新聞”,乃資產階級辦報作風,因新華社尚未正式公告。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要聞編輯按章分題,以醒眉目,亦遭斥責,指為“離經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以經典排版,原式原文,安可自由處理?

一九五七年春鳴放期間,徐鑄成三月二十七日率中國新聞代表團訪蘇,五月九日回京,十三日回滬,整天埋頭“訪蘇見聞”,逐日刊於《文匯報》,並無過激言論,而且距離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近在咫尺。只因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白彥力邀再三,徐鑄成出席了即將閉幕的上海宣傳工作會議。會上鼓勵鳴放,吸收黨外代表性人士與會,助黨整風。那天,會上有人說到黨內黨外需要“拆牆”,一位大專校長發言,說自己毫無實權,一切由黨委書記(兼副校長)說了算,書記赴京公幹,貼出堂堂布告——“離職期間,所有校務由校長代理”云云。徐鑄成從這一發言中獲得“靈感”,要求第二天大會發言,說了“拆牆”需要彼此尊重,並以自己與黨員副總編欽本立合作甚歡為例,表明《文匯報》並無“拆牆”之需。其中,最“要緊”的一段是:黨員領導要懂一點本行業務,完全外行,就會“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這篇發言刊載於《文匯報》。徐鑄成劃右後,一直以為是這篇發言惹的禍。其實,徐之劃右另有秘情。

張春橋為保自己犧牲徐鑄成

據徐鑄成之子徐復侖最近披露:一九五七年反右開始後,上海市委得到毛澤東已撰《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社論點名《文匯報》編輯部是“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挂帥的”,而且帥上有帥,即章羅聯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即“能幹女將”浦熙修。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形成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這樣,上海市委就有一個需要確定誰為《文匯報》之帥的“現實問題”。一天,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與當時分管宣傳的副部長張春橋同車去見市委書記柯慶施,途中張春橋問石西民:“你看此帥應是誰?”浦熙修乃《文匯報》副總編兼駐京辦主任,能夠領導她的只能是總編徐鑄成與黨委書記兼副總編欽本立,兩者之中必選其一。

由於一九五六年《文匯報》復刊時,徐鑄成原考慮社址留京,乃是二十年的老朋友石西民與中宣部副部長姚溱一起勸徐原地復灶,保證儘力“解決一切困難”。更重要的是徐訪蘇前,剛剛被毛澤東接見,毛當面高度評價《文匯報》,說是下午起身必先找《文匯報》,然後再看《人民日報》與其他報紙。毛對《文匯報》的這番讚揚在宣傳口人所盡知,劃徐為右,實在不便轉彎子。石西民對張春橋說:“徐鑄成三月二十七日就出國訪蘇了,這幾個月《文匯報》由欽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國前,毛主席曾親自接見,並對徐和《文匯報》給了很高的評價。這個鬧資產階級方向的帥應該是欽本立。”張春橋答曰:“你說得不錯,但是老人家(指毛)的心思誰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欽本立的後台,豈不揪到你我身上來了嗎?還是定徐鑄成,再要揪徐鑄成的後台,往章羅聯盟身上一掛不就了事了嗎!”石西民覺得有理,隨後柯慶施也同意了“定徐”。

如此這般,徐鑄成的“右派”尚未經群眾揭發批判,早早就內定了。而且,為了徹底搞清上海市委,不留任何後患,《文匯報》中共黨員一個都不劃右,連原定要劃的欽本立與唐海都被塑造成“反右英雄”,藉以說明《文匯報》中共黨委在上海市委的正確領導下,與徐鑄成為首的民盟支部一直在做堅決鬥爭。此後,石西民與徐鑄成再無任何交往,直至一九八一年徐鑄成增補全國政協委員,文革中也飽受磨難的石西民當面向徐道歉,並說出徐之劃右的這段事實。可見,張春橋確有相當敏感的政治前瞻性,當時就看透了“老頭子”,其日後窺機爬竿應時發跡,自在情理之中。

歷盡苦難改正大會上吐真言

劃右後的徐鑄成,僅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就遭到持續一個多月的面對面批判,發言者中包括抗日名將蔡廷鍇。回滬途中,新聞協會主席鄧拓怕他自殺,關照有關人員一路護陪。其後,遭降職降薪處理(六類處理中的第五類),工資級別從八級降至十四級,比主帥章羅都降得多(章伯鈞從三級降至七級,羅隆基從四級降到九級)。一九六○年大饑荒,徐已家底塌空,攜呀呀學語的長孫郊遊,買一包二角錢的花生米,都要“咬咬牙摸出”,當孩子打開要吃,“我先數了一數,大小整整是十五粒半。自己雖垂涎欲滴,也不忍分嘗半顆了。”回到市區靜安寺,肉餡包子每隻半兩糧票、五角錢,“孫兒哭着要吃時,我只能強拉軟哄,把他拉走了。”文革時,徐鑄成被抄家四次,每天接受批鬥,趕出上海華山路枕流公寓(葉以群、傅全香、王文娟等名人名角亦住此寓),在延安中路八七三弄蹲了四年不足十平米的灶披間,里弄“革命群眾”時時刻刻監督改造。

一九八○年八月,七十三歲的徐鑄成在“改正”大會上仍遭敲打,有人要他們這些“犯過錯誤”的老文化人必須謹記兩條區別:一、不忘九個手指頭與一個手指頭的區別;二、勿忘“延安”與“西安”的區別。徐鑄成先致感激,隨即痛言:“含冤二十年,人生有幾個二十年?我們這二十二人中(指中央級老右),三分之二已經不堪折磨離開人間。至於九個指頭一個指頭之分,有時難以區別,請問像文革十年所犯之失誤,是一個指頭還是四五個指頭?同樣,當時號稱兩個司令部,究竟哪一個司令部是延安,事先誰有識力敢於區別?”言畢落座,滿場民主人士,只有一兩位開明者,向他熱烈握手道賀。

晚年思想仍受共黨桎梏局限

一九八○年九月徐鑄成訪港,發表觀感:“回憶一九五零年我離港時,香港的面貌大體上與上海相彷彿,現在則差距懸殊,香港已成為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生產則與新加坡、南朝鮮、台灣並稱亞洲四小龍。神州大陸人民至此,瑟縮變成窮親戚矣!”徐氏參觀香港報社,看到一切電腦化,嘖嘖不已。再看到港民之富,感嘆更深。“資本主義制度誠為剝削制度,但開放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又急速發展,亦有餘力着眼於人民之福利,未可以社會制度落後,而閉眼否定一切也。”只是徐先生右派摘帽,帽痕猶在,還陷在“最優越的主義與最先進的制度”這一邏輯方陣中。當聽聞一九七八年從大陸合法入港者五、六萬,非法入境超過一倍,廣州白雲山“天南第一峰”題額下,眾多青年投幣占卜,投中“南”字預卜偷渡可成,評曰:“這股歪風實在使人不寒而慄”。

終徐一身,自謂“特別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老一代知識份子。但凡講到“新中國”,一陣“儘管”、“雖然”以後,總要緊跟正面的“站起來了”、“得到溫飽”之類,而真正的支撐性論據又提交不出。可見,饒是徐這樣應該靈通八面的新聞人與政評專家,在資訊閉鎖與政治高壓的“鐵屋子”里待了幾十年,也耳塞目閉,既“聾”又瞎,並對政治“茲事體大,我不敢妄置一辭”,並說香港“因為社會制度不同,在優越性方面,它是根本不能和我們相比的”。若是徐先生知道僅僅一場“大躍進”就躍死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還能說“站起來”、“得溫飽”、“優越性”嗎?

當然,除了資訊閉塞與政治高壓的“帽痕”,晚年徐先生“拎勿清”(滬語:理解力太低)的根源還在於喝了那碗“主義”的迷魂湯。他於一九八三年寫道:“全國解放之初,知識份子也像工農群眾一樣,無比興奮,看到國家不僅在水深火熱、積弱積貧下得救了,從此站立起來了,而且看到黨指引的前進目標,所描繪的未來藍圖,比自己曾夢寐以求的,不知好多少倍。那時感激、興奮、努力學習、探求真理,使自己在黨的領導下,趕上時代的步伐,獻出一切,這種迫切的心情,是難以言傳的。……在批鬥中,我自己承認思想、立場、觀點沒有改造好,但相信我能改好。”

有了這樣的“階級覺悟”,有了這樣自以為絕對正確的方向目標,再想掉頭走出來,確乎難度不小。若是天假以年,徐先生看到一九九二年以後“市場經濟”逐漸恢復,看到當年奮力剷除的“剝削制度”全面回潮,他會“頓悟”么?只是,即便這一代左翼知識份子能夠走出極左隧道,歲月留給他們的也只能是無盡惆悵與無限懊恨——來日無多矣!極左思潮需要整整三代人去證謬,代價之高昂,不禁令我再發一聲“潼關之嘆”——主義啊主義!思想啊思想!

《開放》2007年3月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開放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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