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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摧毀日記的革命

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實事求是的王友琴教授,通過文革中「日記」的遭遇,和有習慣寫日記的中國人在文革中的悲慘命運,將那一場瘋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所進行的戕害,從一個常常會被人忽視的角落,作出了完全真實的記錄。所謂,「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它的意義,絕非尋常。

林彪題字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

三、

發現受難者陳沅芷的過程頗為複雜。

1993年,有一名前北京25中學的學生告訴我,那裡在1966年有一名老師被紅衛兵打死。但是他似乎不願深談(他那時是一名紅衛兵),也確實不記得這名死者的名字。我只有記下這件事,以後再作探究。

1998年,韋君宜出版的《思痛錄》一書中提到文革中紅衛兵學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的有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同志,無故死於女學生之手。罪狀沒有,只因她是個領導。還知道分司廳中學的一個,育英中學的陳沅芷”(見該書第九章。北京: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陳沅芷”的名字。因為書中只有這樣短短的一句話,我就設法託人向北京育英學校詢問有關詳情。育英學校一位願意幫助我的教員說,那裡並沒有過叫這個名字的老師。我很困惑。那時韋君宜還在世,但是已經因病重而不能回答我的問題。(《思痛錄》寫於更早的年代,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2002年去世。(慚愧的是,分司廳中學的受難者始終沒有能找到名字。)

後來,有一名老同學看到我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後告訴我,舒蕪先生的妻子是個教員,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為文革後給“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大家也都知道了舒蕪的名字。這位老同學還給了我舒蕪女兒的地址,他的女兒是一個文革後出現的新作家。

我寫信給舒蕪女兒卻未收到回信,就給舒蕪本人寫信。沒有地址,信是寄給出版社轉交的。那時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傳》。不久就收到了舒蕪先生回信。他說,他的亡妻名叫陳沅芷,原為北京第25中學語文教員,1966年9月8日在校中被紅衛兵打死。

原來,陳沅芷是第25中學的老師,難怪育英學校說沒有這個老師。不過韋君宜並沒有錯。她是老北京人,第25中學在1950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個私立中學。在眾多的共產黨老幹部的回憶錄里,只有韋君宜這一本,把她所認識的在歷次“政治運動”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都寫出來,其中不但有她的親戚和朋友,而且作為領導幹部(她長期擔任中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她還一一寫出了該出版社被集體送到湖北農村“五七幹校”後八名工作人員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陳沅芷在1958年調到第25中學以前,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助理編輯,韋君宜的下屬。韋君宜在書中雖然沒有詳細寫到陳沅芷,但是沒有忘記她。正是這種對受難者的記憶和歉意,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她追隨一生的“革命”的批評,表現了她的人道精神和道德原則,使得《思痛錄》這本書鶴立雞群,與眾不同。

陳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記直接相關。

1955年,發生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胡風與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加上了毛澤東親自寫的按語,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牽連了一大批人受害的案子就這樣構陷做成。舒蕪原來是和胡風等非常接近的人,由於他最先交出了胡風和他的通信並且揭發了這個“集團”,沒有像這個群體中的其他人那樣遭到逮捕關押判刑。但是到了1957年他還是被劃成“右派份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受到降薪降級處分。

1966年8月下旬,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北京城裡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陳沅芷和舒蕪在崇文區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時只有舒蕪的母親在家。舒蕪被關在他的工作單位的“集訓隊”中不能回家,陳沅芷平常住在第25中學,周末回家。

在抄家中,紅衛兵看到了陳沅芷的日記。其中有1959年10月1日所記。那一年9月舒蕪在八達嶺農場參加植樹勞動,原來以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過國慶節,但是9月末宣布別人按原定回京,“右派份子”卻不能回。舒蕪寫信通知了家人。陳沅芷為此感到很失望,在日記中發了幾句牢騷。因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記本,所以現在無從看到原文。

紅衛兵說這是“反動日記”,立即趕到第25中學(在東城區),把陳沅芷抓到崇文區的家中來“鬥爭”一番,又送回第25中學。

這樣一來,陳沅芷在校中的身份就一下子從“普通群眾”變成了“牛鬼蛇神”。她被關在校內,和其他該校已經被“揪出來”的“黑幫分子”以及紅衛兵從校外抓來的“地富反壞右”等關在一起。像其他一些中學一樣,北京第25中學的紅衛兵也在校園內自設監獄,扣留關押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他們在監獄門上寫了“教育室”三個大字,實際上在那裡拷打折磨被他們抓來的人。(在北京第13中學,這樣的地方叫做“紅色恐怖刑訊室”;在北京第六中學,叫“牛鬼蛇神勞改所”。)

一名該校學生說,有一次“鬥爭”陳沅芷,紅衛兵的一個頭頭把兩張桌子架起來,讓陳沅芷高高站在上層。“鬥爭會”結束後,他們把兩層桌子推倒,陳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下。

陳沅芷被關在校中兩個星期,與家人隔絕。1966年9月8日,陳沅芷死在校中,時年42歲。

她的丈夫舒蕪從自己單位的“集訓隊”被叫到第25中學裏。他看到陳沅芷的屍體躺在磚地上,披頭散髮,臉上有血跡。一名紅衛兵向舒蕪訓話:“陳沅芷是現行反革命,已經絕食而死。”他們叫來了火葬場的收屍卡車,叫舒蕪付了火葬費,命令兩個也被關在“教育室”里的該校老師和舒蕪一起把陳沅芷的屍體抬上了運屍卡車。

像當時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樣,陳沅芷的屍體不標姓名地被燒掉,骨灰被丟棄。被紅衛兵作為毆打關押她的“理由”的日記,也完全沒有了下落。

十二年後,陳沅芷的家屬得到了一紙她的“平反”書。由北京第25中學共產黨支部和“北京城區教育局黨委落實政策領導小組”聯署的《關於對陳沅芷同志逝世的結論意見》說:“陳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下,於1966年9月逝世。”日期是1978年11月。這是當時寫這樣的“結論”的公式和套話。

在1966年的“紅八月”里,像陳沅芷那樣被打死的人,僅僅在北京就有兩千多人。同時,紅衛兵還把十萬多北京居民驅逐出北京,並燒毀和破壞了無數書籍文物。文革在這時候被推向了最高潮。但是在文革觀念的引導下,打死“階級敵人”被視為理所應當,像陳沅芷這樣的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的死亡,根本不被關注。甚至直到文革結束後,這種觀念依然延續。在我1995年發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後,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質問:寫這樣的普通人的死亡,有什麼意思?這種觀念壓抑了對文革受難者的歷史記載。陳沅芷的丈夫和女兒在文革後出版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中,也沒有寫到過她。是《思痛錄》第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

作為對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領導人除了發動革命,也大力從事寫作他們的文革歷史來進一步確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則。1966年底開始籌備一個大型展覽會,展示和表彰在1966年8月開始的紅衛兵運動,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8月地位升至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兩次用毛筆為這個“展覽”題字,作為展覽的一部分。林彪顯然大力支持鼓勵這個展覽。1967年夏天,這個展覽在北京最好的展覽館“北京展覽館”(原名蘇聯展覽館,蘇聯被指控為“修正主義”後改名)舉行。展覽上有一張大幅圖表,題為“首都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主要繳獲品統計——據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統計”。其中的“繳獲品”有12種。在“槍支”“彈藥”“兇器”“地契變天賬”“反動旗子”後面,赫然是“反動日記詩文”,下面列出的數字是“6820本(篇)”。

寫作了這“六千八百二十本(篇)”“反動日記詩文”的人的數目,顯然會很大。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命運呢?他們遭到了什麼樣的毒打和虐待?他們中多少人為此失去生命?實際上,關於紅衛兵的“戰果”的表格還有一個只在高層傳閱的版本,那個版本上多幾個欄目,一項是北京沒收私人房產52萬間,一項是紅衛兵打死1,700多人,趕出北京的“黑五類”8萬5千多人。

陳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間的一個人,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統計在內了,因為這個數字是作為“統計數字”用的,並沒有附上具體的人名字。當然,很少人知道陳沅芷的名字,但是類似她所遭遇的這樣的虐殺當時在北京完全不是個秘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張旗鼓地公然進行的。這些行動當時一再受到官方媒體的讚揚和鼓勵,而且一年後紅衛兵的暴行在這樣的展覽大廳里再次受到高度讚揚。如果說陳沅芷在1966年8月遭到的虐殺還可能解釋為是個別紅衛兵個人或者個別學校的紅衛兵的殘忍所致,那麼,在這個林彪題字、江青等光臨的展覽會上,這些暴行顯然已經被強有力地肯定成一種普遍施用的“革命規則”了。

從展覽大廳這張圖表下走過的人,大概都會感覺到某種警告:你寫日記詩文了嗎?

在1980年代,給文革受害者進行了大規模的“平反”之後,中共中央發出文件給1955年所定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那時候我數次聽到年長的學者們議論到陳沅芷的丈夫舒蕪。有一名老學者說得較重。他說,出賣師長朋友,可謂“無恥”。現在舒蕪還有何面目見天下人呢?

然而,議論歸議論,從來沒有見到真有人在書報上發表這樣的議論。我曾經想過,舒蕪並非有權有勢批評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麼虧欠,又不像政治問題那樣是禁區,為什麼不能在媒體上公開談論呢?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為自己辯護,告訴人們當時他受到了怎樣的壓力,以說明歷史真相。我逐漸意識到,在中國不但從政治和法律角度討論文革是被禁止的,從道德角度來批評譴責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許的。舒蕪在1955年做了毛澤東需要他做的,因此不能被稱作“告密”或“出賣”或“背叛”,不允許用中國傳統的道德品質層面上的用語來描述和批評。

對於文革的發動,官方正式文件歸結為毛澤東對國內形勢估計的“錯誤”。這樣的解釋明顯不能說服人。於是,只有採取壓制手段,不準普通學者出版印刷關於文革歷史的文章和書籍。也正因此,文革歷史長期以來被含糊其辭,日漸淡化消解,像陳沅芷這樣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卻,更不要說她那招致殺身之禍的日記和北京那被紅衛兵抄家收繳的6,820份“反動日記詩文”了。

四、

我在1990年代數次訪問劉美德老師。她1952年在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化學老師。

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1966年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寫信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毛澤東這封信的底稿照片,印在他的傳記裏面。

“紅旗戰鬥小組”做了什麼呢?他們大力推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把學生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和“灰五類”子弟共三大類,把“黑五類”子弟稱作“狗崽子”。他們毆打老師、校長和“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還毆打校外的“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大附中紅衛兵打死了三名附近居民,吳素珍,陳彥榮和一名與陳彥榮同時被打死卻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北京大學文革後清查文革死亡人數,把她列為“無名氏”。北大附中的人說,打她的紅衛兵其實是知道從哪裡把她抓到學校來的,只是他們不說。

在1966年,北京大學附中不但是北京市最早開始校園暴力的學校之一,也是暴力迫害最為嚴重和殘忍的學校之一。

目擊者說,紅衛兵在學校里“鬥爭”劉美德,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有痰的污物強塞在她的嘴裏,還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屬條打她。她說,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

8月中的一天,紅衛兵非常興奮,說《北京日報》記者來學校照相了。紅衛兵強迫劉美德爬上方桌子並跪在那裡。高三的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那名記者照完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

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類似的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強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里,用鐵制的火鉤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在校中被毒打,脾臟破裂死亡。

因為想要敘述暴力怎樣在北京“紅八月”里一步一步發展起來,最後形成了血腥的8月末每天打死三位數人的整整一個星期,我問起記者拍攝那張照片的日期。但是劉美德說不記得照相是哪一天了。北大附中的幾名受訪學生也記得這個場面。有一個女學生說,她當時嚇得閉上了眼睛,生怕劉美德肚子里的孩子會掉出來。但是,如我在本文開始的時候說的,他們不記得時間,不記得是8月的哪一天。在那樣恐怖的日子裏,沒有人寫日記。如果寫,也不寫這樣的事情。

記錄這樣的事情,文革中用的一個專門詞語叫做記“變天賬”,意思是要在“變天”後算賬。加上當時住房狹小和抄家成風,這樣的記錄很可能被發現和報告。如果發生,那麼想要“變天”就是沒有人能承擔得起的大罪。

劉美德說,她以前是記日記的。年輕的時候,總是買最漂亮的本子來寫日記。(記得她說到這裡的時候,我還會意地笑了一下。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這也許有點可笑。)後來看到別的人“出問題”是因為寫日記,就不再寫了。特別是,比她在北大上學時低一班的女同學劉品馨,1953年畢業後留校在數學系教書,因為日記上被人發現了什麼話,被“鬥爭”了不知道多少次,導致精神失常。

讀劉品馨的日記故事,只會讓我覺得胸口好象被針在扎着。幾年以後,我在採訪筆記本上重新讀到她的名字的時候,還想到,“品馨”和“美德”這樣的名字含義相似,父母起名的時候都滿懷希望要她們成長為品德美好高尚的女人,卻沒有想到過她們以後會遭到這樣的苦難。

一個在1957年就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被訪者曾經提到,她不寫日記,因為聽到過一個說法:“思想是氣體,語言是液體,文字是固體”。意思是,文字最容易被用來作罪證,言論其次,思想如果不說出來,就難以被抓住。1957年劃的百萬“右派份子”,就是由他們發表的談話(甚至只是在小組會上或者個別談話中)或寫出的文章來定罪的。他們落入陷阱遭到摧殘20多年。這個順口溜是一個現實的描述,不是在開玩笑。

站在文革領導者的方面看,嚴厲懲罰“日記犯”有其“合理性”。1967年1月,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其中共有六條。第二條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規定”所說的“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其實一般不會有人做這樣的事情去送死。“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事情文革中只有極少人做過,後果是專政機構進行全面地毯式搜索,加上停課停工有很多“革命群眾”可以協助,審訊手段殘酷,導致這類案件破案率很高,反倒成為新一輪鎮壓的借口。事實上,在1957年以言治罪發生之後,人們已經被訓練得絕不再對別人說任何不符合共產黨要求的話。人們謹慎小心,以免“禍從口出”。他們不敢公開發表任何批評,哪怕在發生了1959-1962年間數千萬人餓死的明顯的“人禍”之後,也沒有人敢於公開發表批評。在這種情況下,文革要繼續挖掘“階級敵人”以進行“階級鬥爭”,必然要在人們的隱私寫作如“日記”這樣的東西上搜尋“罪證”。因為當人們不敢當眾說真話的時候,還可能在日記上表達自己的想法。另外,自從1966年8月紅衛兵在北京抄家數十萬戶之後,抄家成為可以隨便進行的行動,搜索日記一類東西,可以明火執仗地去做。

“現行反革命”是文革的重點打擊目標之一。在1990年代,一個在1969年出生的讀過大學和研究生的人問我,是不是在作案的時候被抓獲的“反革命”叫“現行反革命”?她的理解不對。在文革後才上小學的人不懂這個詞顯然是個好事,至少那時候不會再發動小學生來抓“反革命”了。這個詞在文革時代卻是連兒童都懂的。那時候還發動兒童搜索和“揪斗”“現行反革命”。文革時代這個詞和所謂“歷史反革命”相對使用,後者指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前在舊政府擔任過職務和曾是國民黨成員的人。但是到底什麼是“現行反革命”呢?未經歷文革者難以想像的是,他們可能只是在日記上發了些牢騷而已,別無其他。

劉美德老師說,她現在只有“效率手冊”,用來記錄要做的和做過的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她很肯定地說,“效率手冊”和日記是不同的。

五、

當成年人不再寫日記的時候,年輕人怎麼樣呢?文革中被“打倒”的確實多半是年紀較大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文革看起來像是一場青年打倒老人的革命。法國的一名著名左派教授Alain Badiou(1937-)在2005年還在強調這個方面並且作為全盤肯定文革的重要理由。然而,實際上,青少年是否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在文革時期自由自在充滿歡喜呢?

1966年時L是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學生,後來在美國成為數學教授。他在1996年借開會之便,來到我的辦公室訪問,因為他看到了我寫的關於文革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題目是“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他告訴我,以前他對文革記得比較清楚的是1967年的武鬥,卻不大記得1966年的事情。他說這一定是因為他的記憶被一度“堵塞”了。

他說,他的父親有一點“歷史問題”,不算嚴重,也已經在文革前十年去世。他功課不錯,初中時當過班上的共青團支部委員。1963年進了高中,因為越來越強調“階級路線”,他在班裡的地位漸漸變了,但是還可以。他記得1966年8月1日他還和班上的同學一起打籃球。後來學校里貼出了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8月13日,高一有幾個學生貼大字報批評這副對聯,是這個學校里唯一的反對的聲音。他寫了一張大字報去支持這張大字報。因此他被圍攻。他想起8月1日全班還一起打籃球,不明白怎麼十幾天中有了這麼大的變動。

他的班裡有五分之一的同學是“紅五類”家庭出身,當了紅衛兵。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的時候,他的學校的一個紅衛兵學生在天安門城樓上講過話。有十多個老師進了學校的“勞改隊”中,輪流被打。有一個老師被逼在操場上學狗爬和狗叫。他的紅衛兵同學在1966年9月抄了他的家,把家裡翻得一塌糊塗。抄家時把他的日記拿走了。後來,兩三個月後,有人還給了他日記。但是他心很灰。他燒掉了還回來的日記。後來也沒再寫。

當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時候,W是傾心交談的人之一。她在1966年時是北京第八中學初一的學生。(八中一直是男校,但是在1965年招收了男女生混合試驗班。)她曾經被同學開會“鬥爭”。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有人在她的碗里撒了沙子。只因為她不是紅衛兵而在與同學的談話中批評了紅衛兵幾句。

儘管1966年夏天她還不到14歲,在那所學校的時間也短,可是她卻比別的人更清楚地記得學校里被打的老師和學生的名字——這是我後來向別的人核對事實時發現的。這樣的傾談使人感受到她的同情心、善良和敏銳。她告訴我她在初中的時候一直寫日記。“那些日記還在嗎?”我問。她說不在了,而且,她在文革中停止了記日記。“為了什麼原因呢?”我又問。她楞住了,說:“我只記得是為了一件什麼事而停下來的。但是,那件事是什麼,我不記得了。”“想想看。下次告訴我。”我說。可是下次見面的時候,她還是沒能想起來。

是的,停止記日記的具體原因是不會被寫下來的。也許,再也不可能想出來那個事件了。這是一個邏輯上必然的難題:我們難以發現我們失去以往生活的記錄的原因,因為那從一開始就未被記錄並也被當做了不準記錄的東西的一部份。

也有年輕人寫日記。Z在文革開始時是北大附中的學生。她說,她那時候寫過一些筆記,而且還保存在父母家裡,因為她母親總是仔細地為她保存着從過去生活中留下來的東西。找出來以後,結果是她和我都非常失望。因為在她的筆記中,那個當時流行的紅塑料封面本子里,只是抄了一些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還有“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的“感想”,寫的都是當時官方報紙上的話,沒有她的個人感受,也沒有記述什麼學校裏面發生的具體事件。

X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有十歲,小學生。他說他從來就沒有養成過寫日記的習慣。回想起來,他很有些驚訝,因為他在十來歲的時候就已經在政治上如此“成熟”,知道寫日記,寫詩,寫文學作品,都非常危險,所以從來就沒有這方面的衝動。他說,認真想一想也不值得奇怪,那時候的社會環境,就會造成這樣一種“成熟”。

D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有四歲。她寫過一年日記,在她八、九歲的時候。這些日記寫在不到手掌大的薄薄的筆記本上。每一篇都很短,其中夾雜着很多拼音和錯別字。她的母親是個教員,重視教育,所以那時候仍然要求孩子寫日記以學習寫字和表達。其中有一頁上寫到,小孩子吵架(這是任何時代都會有的事情),一個叫“林紅”的孩子(也是8歲)說:“你們不能罵我。我是林副主席的林,紅太陽的紅。罵我就是反革命。”(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孩子吵架用語言。)

那是1970年。“林副主席”是指林彪,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黨章規定的毛的“接班人”。“紅太陽”是文革中最常用的對毛澤東的稱呼。對毛澤東的這種稱呼有一整套,主要是由林彪提倡建立起來的,也是他在文革中被提升到那個位置的原因之一。文革讓一個8歲的孩子就學會了這樣的關於“反革命”的邏輯。

D在一年多後就停止了寫日記。那時候整個社會充滿了打擊排斥受過較多教育的人的風氣,在1973年文革領導人還號召全國學習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反“師道尊嚴”和反“修正主義路線回潮”,那時候的小孩子都不會用功學習文化知識。他們的童年,沒有什麼功課,也沒有什麼考試,這也許足以讓天天要做家庭作業常常得參加考試的孩子們羨慕。然而,罵別的孩子是反革命的童年(那也意味着自己可能被罵為“反革命”),因為怕危險而連寫想日記的衝動都沒有產生過的(堅持寫下去是另一回事)少年人,是自由和快樂的嗎?

一方面是文革造成的現實恐怖和迫害,一方面是文革對人性中懶惰粗野的縱容和激勵,使得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中寫日記的人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低於他們的上一代人。

六、

鄭培蒂老師1962年從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畢業,留校教授公共英語。她從小一直寫日記。她的丈夫是大學同班同學,那時派在西藏工作。他們之間有很多通信。路途遙遠。前一封信的回信還沒到,後一封信就發出了。所以他們制訂了一套信件編號管理方式。每封信都有號碼,信上的交談不會弄岔。文革一開始,看到年紀較大的教授幹部被“揭發”和“鬥爭”,他們雖然因年輕還不是重點對象,看到針對別人的恐怖行動,他們也很緊張。1966年夏天,7月或者8月的一天,她的丈夫來探親,他們倆在北大校園的紅湖游泳池邊,把她大學時代和留校教書以後所寫的日記,以及他們夫婦之間的通信,全都燒掉了。那些編了號碼的信原是他們夫婦最珍貴的東西之一。從那以後,鄭培蒂停止了寫日記。因為後來不再寫日記,她已經記不得她的日記是哪一天燒掉的了。

她在初中和高中時候的日記留在父母家。鄭老師中學上過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我在《文革受難者》書中寫的女三中孫歷生老師的悲慘遭遇,最早是她告訴我的。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談話。她的正義感和對受難者的同情,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她的父母被抄家的時候,這些日記被從父親的工作單位來抄家的人拿走了。她的父親是北京城市建築委員會的工程師,抄家的人很可能是把女兒的日記當成父親的了。鄭培蒂小時候喜歡攢新鈔票,拿到新鈔票就收起來,捨不得用。她把這些新鈔票夾在了自己的日記本子里。後來“落實政策”的時候,這些日記本從其父親的單位里被歸還,不過夾在日記中的那些新鈔票都不見了。說起那些查抄他人住宅窺探他人日記的文革積極份子,他們需要改悔的,不止有暴力迫害,還有這類醜行。

因為失去了日記以及不再寫日記,回憶文革歷史的時候,為了確定某個事情的發生時間,只好以個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或者一些有記錄在案的社會大事件為基準來判斷。例如,在她生第一個孩子剛剛滿月的時候,一天中午,一群北大西語系的學生衝進她父母家中,把她拉下了樓,押上一輛卡車,同時其他學生留在那裡開始抄家,把私人的日記、書信、筆記本和照相簿都翻了出來。她被押在卡車上拉到北大。進了北大南門下了車,有人從她背後用一個帆布袋子把她的頭蒙住,又有人塞給她一根棍子。她什麼也看不見,被棍子牽着走,進了一座樓,上樓,進了一個房間。在那裡她頭上的帆布袋子被打開。對付一個剛剛生完孩子的28歲的英語教師,用得着這種布袋蒙頭的做法嗎?顯然這不是為了實際需要,而是為了滿足那些人的虐待慾望。

她被學生和當時的西語系“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審訊,還被強迫在審訓記錄上按了手印。因為平常生活中從不需要按手印,按手印這件事使她深感侮辱,十分震動。當天夜裡,她被關在那個樓里的一間小房間里,手腳都被綁着。奶水漲得不得了。但是她不能動。那一天是1968年5月17日。這一日期因和孩子的出生日有關而被記住。

鄭培蒂被西語系“文革委員會”的人押到校醫院打了一針,止住了奶水。醫生不敢不照辦,只是小聲安慰她:“這沒關係的。”然後她就被關進了北大“牛棚”。那裡原來是八個簡易外語教室,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改建為校園監獄,關押過200多名北大教職員工。那個地方在1990年代建造了美輪美奐的賽克勒考古博物館。

1968年6月18日,被關在“牛棚”里的人被叫出“開會”。從未名湖邊的“臨湖軒”開始,校園甬道兩邊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幾百米長。那些人手裡拿着棍子、樹枝和銅頭皮帶。“牛鬼蛇神”們排成隊從路上走過,被夾在中間。棍子鞭子雨點一樣落下來。他們都低頭彎腰,只看到甬道兩邊很多人的腳。天氣很熱,她只穿了一件短袖單衣,走過這種“夾鞭刑”後,單衣被打爛了,雙臂皮開肉綻。

那一天,有的“牛鬼蛇神”穿了很厚的長袖衣褲,這樣被打時就傷得輕些。但是鄭培蒂沒有意識到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兩年以前的這一天,也就是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有學生髮起了對六十多個“黑幫”實行暴力攻擊。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學發生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鬥爭”。斗人者把廁所里的垃圾簍子套在被斗者頭上,強迫被斗者下跪,撕破被斗者的衣服,等等。當時這一暴力事件被有限度地制止了。但是7月25和26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這一翻案直接導致了1966年8月紅衛兵的殘暴殺戮,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後幾次“紀念”這一事件,都把這個日子當作一種光榮來紀念和慶祝。每次“紀念”都伴有“鬥爭會”,簡直像是“助興節目”一樣。這次兩周年“紀念”,是最為狂暴而邪惡的一次。

鄭培蒂因為忘記了“618”這個日子,沒有預先穿上長袖衣服以備挨打。近年來一位美國作家的話有時候被引用,“那些忘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這是說得很好的一句格言,然而聽起來多少有些抽象。在鄭老師那裡,忘卻了這個日期的後果非常具體,是一場原已非常嚴重的皮肉之災和心理摧殘的加重懲罰。

鄭培蒂被關押了近一年――用了這樣的不準確的時間詞,是因為沒有日記,沒有記下她是哪天被放出來的。她只記得,她過生日的時候還被關着。她的生日是在12月底,而她是5月從家裡被抓走關起來的。

她被關在大“牛棚”里一段時間之後,又被關在27樓。在那裡,她每天晚上可以離開27樓去外面的鍋爐房打開水一次。她設法通知了從西藏來探親的丈夫。那一天,在黑夜和嚴寒中,她的丈夫悄悄來到鍋爐房外面等着會她。他在大衣袋裡給她帶來幾個金橘,一種生在溫暖的南方的小小的可以連皮吃的特別的橘子,是她最喜歡的水果。這種約會很快被專案組發現而不能再繼續。只是這一天的日期,因為這特殊的生日禮物而被牢牢記住。

鄭培蒂被關押“鬥爭”的“原因”,是因為她的一個表舅是老共產黨人,曾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同居,遠在毛和江結合之前。鄭有一次告訴了一名是同學又是室友的人這件事。這是事實。但是說出這樣的事實被認為會影響毛澤東和江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她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她剛被關起來的那幾天,從北大校園到海淀鎮上都貼滿了“鄭培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該萬死”的標語。

1980年代,鄭培蒂在電視上教授英語,她的教學方式和風度氣質給觀眾學生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鄭培蒂再次開始寫日記是1982年,十六年之後。再次開始的日期不會被忘卻,因為那已經被寫下並被保存着。

《黃花崗》2006年第3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黃花崗》2006年第3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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