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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來 南京廣州上海成都房價為何驚變?

1930年代,毛澤東中共紅軍所到之處,人心恐慌,南京廣州上海成都的房地產價格也驚變。(網絡圖片)

1933年,中共紅軍聚集福建,國民黨準備大舉圍剿,浙閩邊境風聲日緊,福建人怕戰火燒到自己頭上,逃到他們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南京,南京房價開始上漲。

辛亥以後,廣州的市政建設走在全國前列,短短几年時間,城牆推倒了,街道拓寬了,馬路鋪平了,路燈點亮了,吸引着華南富商到此定居,南洋華僑到此投資。所以廣州的房價漲得很快,炒房炒地的人多了起來,“市內之炒業公司不下數十”(1932年12月2日《中央日報》記者對民國成立以後廣州房地產市場的論述,下同),專業從事不動產炒賣的企業就有幾十家。

可是廣州房價的上漲勢頭並沒有持續多久,到了1926年,“地產市價遽然中落,此等炒業家紛紛崩潰破產者迭有所聞。”不動產價格突然下滑,把那些炒房炒地的傢伙坑苦了,賠得哭爹叫娘。

為什麼廣州房價會突然下滑呢?那篇評論給出了兩個原因:第一是政權迭起,頭頭換得勤;第二是“共黨把政”,共產黨人上了台。為什麼共產黨人上台就能讓房價下滑呢?因為那時候大多數有錢人以為共產黨就是取消私有、實行共產,萬一讓他們把產給共了,自己辛辛苦苦買到手的房子和地皮豈不雞飛蛋打?所以購房者持幣觀望,炒房者偃旗息鼓,本來旺盛的需求呼啦一下子沒有了,房價肯定下滑。

民國房價有漲有落,原因各別:市政建設在影響房價,農業發展在影響房價,幣制改革在影響房價,國際局勢在影響房價,軍閥混戰在影響房價,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也在影響房價。關於最後一點,我們有大量事例為證。

1933年,紅軍聚集福建,國民黨準備大舉圍剿,浙閩邊境風聲日緊,福建人怕戰火燒到自己頭上,逃到他們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南京,南京房價開始上漲(參見《吳虞日記》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35年,紅軍從陝甘打到四川,川北落到紅軍手裡,川西川南又有長征隊伍經過,沿途繼續打土豪分田地,鼓動窮人起來革命,嚇得富商和地主收拾細軟沿江東遷,人心慌張,市面混亂,只見變賣家產,不見有人接盤,所以成都房價迅速下滑(參見《李劼人選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成都作家流沙河老師回憶,他四歲那年,傳聞紅軍要打成都,成都闊人趕緊逃到農村,使得成都房價下落,而金堂縣城的房地產市場卻紅火起來,因為金堂縣正是很多成都人的避難場所。

採訪過毛澤東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1936年他從北京去延安,在西安做短期停留,發現西安糧價很貴而房價甚低。那裡是國民黨軍隊圍剿紅軍的前線城市,駐紮了很多部隊,吃糧的多,故此糧價上漲;正因為那裡是剿共前線,有錢人怕被炮彈擊中,逃走的多,故此房價下滑。

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房地產市場異常繁榮,房價之高居全國首位,究其原因,也跟紅軍有關。用民國地產專家陳炎林的話說:“歷年內戰,紅軍蜂起, 大陸闊佬幾無寧日,身家性命時有危險,富有者多置產滬地,即中產之流亦往往舉家遷滬,以謀安全,遂成滬地寸土寸金之勢。”

除了上海,還有一座城市的房地產也曾經因為紅軍而火爆起來,那就是貴陽。

紅軍開始長征之前,共產黨員薛紹銘曾經去雲貴川等地做調查,他發現貴陽很窮,全城能湊得出一百塊大洋的人家連萬分之一都不到,很多土著連一條棉被都買不起,冬天只能燒柴取暖。貴陽高中教師在當地屬於富裕群體,理論上每課時能掙一塊大洋,可是由於財政貧困,全省教育經費還抵不上江蘇一個縣的費用,實際上只能領到“六折的二成”,即實發工資只是理論工資的十分之一多一點,每月薪水還不夠餬口,必須打零工才能養活家小。

可就是如此貧困的一個地方,突然之間房價大漲,“因為共軍過境,外縣稍有資產的人都跑到貴陽來避難,現在人口已經增加到了十三萬,無論哪一家旅館都客滿,房租比以前漲了五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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