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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倫敦會見方勵之

一個人往往一兩件事就可以成為他的“標記”。愛因斯坦從納粹德國逃亡到美國,他一生的“標記”還是相對論。“六四”後,方勵之夫婦躲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時間長達一年,這成了方勵之的“標記”,這一“標記”使他在科學上的成就受到忽視。我在〈自然變戲法〉一文中談到,文革結束後,作為自然科學家的方勵之竟然一次次跑到社會科學院來談“天文學的哲學問題”,我當時就對他說,天文學是科學,沒有什麼哲學問題,到我們這裡來是浪費時間。

方勵之一九五八年到中國科技大學當助教,我在第二年進入科大當學生。我是放棄自然科學,希望把政治與科學相結合起來,從事政治科學研究,而方勵之是直接投身政治。在方勵之心目中,政治的重要性在科學之上。方勵之從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到國外後,他把政治和科學的位置在心目中倒了過來。他認為自己首先是一位科學家,他的政治活動,主要是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方勵之進入北京美國大使館時,當時的大使是李潔明(James R. Lilley)。九十年代初,我與一位軍事問題專家趙曉薇在華盛頓會見過李潔明。老布殊與李潔明經歷相同,老布殊在擔任過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和中央情報局局長,後來成了美國總統,而李潔明也加入過中央情報局和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遇到方勵之,就從此斷了他總統之路。李潔明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方勵之時說,“六四”後一天,“方勵之夫婦緊張地窩在使館官邸里又黑又暗的一間儲藏室,並且是躲在裏面一片行李箱牆之後,初嘗此後十三個月的幽居生活滋味。”他們怕“中方衝進美國大使館,架走方勵之”,因而用盡各種辦法保護方勵之。他們也制訂了“必要時得把方勵之夫婦偷運出大使館”的多種計劃。但“方勵之抵達倫敦之後,這位我們辛苦保護的人,開始接受NBC新聞採訪,方竟然抨擊美國在人權議題上有雙重標準,對蘇聯嚴格要求,卻對中國輕輕饒過!”李潔明說:“我可不能原諒他竟然這樣突然勇敢地抨擊辛苦解救了他的布殊政府。”

在方勵之離開中國四十餘天后,一九九〇年八月十日,我與高皋乘火車從巴黎到達倫敦。第二天,在劍橋大學會見了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方勵之辦公室不大,一面全是窗,透過窗子,可以看到校園草地上放牧的馬兒在來回走動。這次會見,是《中國時報》記者江素惠安排我們“對話”。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源頭,就是方勵之寫信給鄧小平,要求釋放魏京生。我對方勵之說,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之船是方勵之啟動的,“你是第一推動力”,我們都踏上了你這艘船。現在,海外民運組織,山頭很多,需要聯合。海外民運這艘船也出了漏洞,必須修補後才能向前行駛。只有你方勵之有能力整合海外民運。大家在船上,現在你方勵之不能置之不顧,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方勵之的回答是,他不願被稱為“民運分子”,他要成為活躍的人權分子,他將繼續呼籲釋放大陸的政治犯。他要獨立思考、獨立行動,暫不介入任何組織。在江素惠結束採訪並離開後,我留下來與方勵之繼續談話,我希望方勵之接替我擔任“民主中國陣線”下一屆主席,我告訴他,在自由選舉中,他當選沒有問題。方勵之堅決不同意,他說,管惟炎可以做“民陣”下屆主席候選人。

八月十五日,因為管惟炎到了倫敦,我與萬潤南、陳一咨一同去倫敦會見管惟炎和方勵之。管惟炎是一位超導專家,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他在中國最早倡導並進行強磁場超導材料與超導磁體的研製,合作研製出多種性能達世界先進水平的超導材料,他在低溫和超導理論上也有重大貢獻。一九八〇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導致胡耀邦下台的那次合肥學潮時,他與方勵之分別擔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副校長。方勵之因推動學潮而被開除黨籍、撤去副校長職務。管惟炎雖然沒有推動學潮,也糊裡糊塗地被撤去了校長職務。

當時的情況是,萬潤南想競選下一屆“民陣”主席,陳一咨堅決反對,而陳一咨自己又不出來競選。我在出任“民陣”第一屆主席時,就表示不連任。如果方勵之與萬潤南擔任主席、副主席,我覺得可以平衡陳一咨對萬潤南的意見。我們三人到倫敦與方勵之談話時,管惟炎還沒有到場。方勵之說,管惟炎民主素養好,在中國有影響,沒有被通緝,如果中國形勢發生變化,管惟炎最適宜與北京對話,所以讓管惟炎擔任“民陣”主席最合適。陳一咨表示贊成。我請萬潤南表態,萬潤南說,要聽聽管惟炎本人意見後再說。從這時開始,陳一咨與萬潤南就當著方勵之面開始爭吵。陳一咨說,他反對萬潤南出任“民陣”主席,萬潤南過去一年擔任“民陣”秘書長期間,獨斷專行。如果萬潤南競選“民陣”主席,他就要在大會上把萬潤南的問題一件件講出來。萬潤南說,你要講現在就可以講。陳一咨就開始一一列舉萬潤南的問題,越說越激動,聲稱如果萬潤南任主席,“民陣”三分之二的人都會退出。萬潤南就陳一咨提出的問題一一做解釋。我一言不發,方勵之沒有詫異表情,安靜地聽着。我們四人談了一個多小時,管惟炎來了。

管惟炎聽了方勵之要他出任“民陣”主席的話後說,他馬上要到德國一科研機構工作三個月,那是早安排好的,而且他的家屬在國內,他擔任主席,擔心對他們有不好結果。我與陳一咨說,這兩個問題都好辦,只要管惟炎答應下來,具體問題不難解決。管惟炎沒有說話。這時方勵之說:“我了解老管,他不做聲,就是同意了。”

管惟炎輕輕說了一句:“我是太不行。”方勵之大聲說:“行了!”

我聽得十分清楚的是,管惟炎不是說“不太行”,而是說“太不行”。管惟炎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是一位信任方勵之、順着方勵之的人。

萬潤南說要留下來與管惟炎“長談”,在我們離開方勵之辦公室時,陳一咨以警告口吻對萬潤南說:“你應該顧全大局。現在,你如果退一步就柳暗花明,如果進一步就會山窮水盡。”我在《首腦論》一書中,探討了政治“小圈子”爭奪權力的鬥爭。我發現,“民陣”這樣一個海外政治組織,竟然也有這麼嚴重的權力爭奪問題。當沒有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的“裁判者”時,在權力爭奪時,只要一個人“心理”上處於“弱勢”,怕另一個人,失敗就註定了。陳一咨對萬潤南毫不客氣、咄咄逼人,但萬潤南並不怕陳一咨,而且沒有把他看在眼裡。萬潤南在一九九〇年九月,與朱嘉明兩人競選“民陣”主席,萬潤南取得了勝利。

告別方勵之、管惟炎,我與陳一咨連夜從倫敦回巴黎。晚上十時乘上火車,我只是確信去加萊方向就會到巴黎,幾經換車,竟到了英國南部海邊黑斯廷斯。晚上火車沒有人查票,陳一咨隨着我一次一次換車,到巴黎已是第二天上午九時了,多乘了整整四個小時。

方勵之和管惟炎都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學社”待過很短時間,後來,管惟炎到台灣清華大學任教,又兼任美國的“中國民主人權基金會”主席。方勵之到亞利桑那大學任天體物理學教授,兼任紐約“中國人權”主席。這兩個基金會,規模很大。“中國人權”設在紐約帝國大廈。前一個在一九九二年因在廖大文問題上的分歧而分崩離析,徹底瓦解。後一個因劉青問題發生了嚴重的爭執,方勵之退出了這個基金會。

方勵之長期在亞利桑那大學任教,到達退休年齡後,他沒有搬家,他得的病是“亞利桑那山谷熱”,此病由一種菌類引起。在炎熱天氣下,有時會冷得全身發抖,有時發燒,嚴重咳嗽,全身無力,嚴重時不能站立,不能行走,關節處浮腫。全身的皮膚上出現水痘樣紅斑。他留在亞利桑那大學附近,主要時間還是用在天體物理學上。在美國期間,方勵之主要投身於他的科學研究和教學,使他退休後也不願離開亞利桑那,這也許是他患上“亞利桑那山谷熱”的原因。

方勵之一生可以劃分為兩階段,一九八九年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是這兩個階段之間的“大峽谷”。在中國期間,他是一位科學家,但熱衷於政治。方勵之改變了當代中國歷史,正是由於他的行動,成了一九八六年學生運動的“第一推動力”,在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的情況下,因鄧小平聽信薄一波、鄧力群,加上《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增刊》之類“內參”大大誇大了第一次學生運動的嚴重性,致使鄧小平廢黜了他一手提拔的總書記胡耀邦。一九八九年,方勵之又成了天安門學生運動的“第一推動力”,李鵬、陳希同的惡意挑撥和傳言蒙蔽了鄧小平頭腦,致使鄧小平又一次廢黜了新任不久的總書記趙紫陽。方勵之離開美國大使館到國外後,他關注中國人權問題,他對天體物理學的投入遠遠地在中國政治以上,科學壓倒了方勵之的政治。最後因獻身於科學,他的肺,一點一點地被“亞利桑那山谷熱”細菌吞噬了。

2013-5-19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蘋果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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