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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盛起:總會有無畏的勇士記錄歷史的真實

格羅斯曼,蘇聯作家,曾經的“歌德”派,斯大林主義的吹鼓手。然而,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殘酷的現實和民眾的苦難終於使他幡然醒悟。他反思造成這些殘酷和苦難的根源,投入全部心血,歷時8年,寫下了70多萬字的鴻篇巨製《生活與命運》。

此時的格羅斯曼已經“從跪下到站起”,在人格和思想上完成了“道義的升華”,成為了斯大林時代的揭露者和詛咒者。

《生活與命運》涉及了斯大林時代的方方面面,從蘇德戰爭到官僚主義,從血統論到告密文化,從強權政治到集中營……

“哪裡有強權,哪裡就有災難,哪裡就有流血。

官僚主義並不是國家身上的贅疣,贅疣是可以割掉的,這種官僚制度所以特別可怕,因為官僚制度就是國家。

血統論翻查每一個人的祖宗八代,由此來確定敵人,這和德國法西斯根據可能性大小消滅一些國家的人民和民族有什麼兩樣?

只要當局一聲召喚,這些知識分子就會痛斥當局所指認的那些人,並且把他們釘在恥辱柱上,一撥撥的人參與集體撒謊。正是那些人憑著一紙公文弄死了一批人,還打算弄死下面的幾批人,他們準備弄死所有需要弄死的人。是誰需要這樣做?國家、政府、還是人民?

為什麼當希特拉的集中營被解放的時候,斯大林的集中營卻在擴大?斯大林說:為了鞏固政權,‘就要靠鐵的恐怖手段,靠集中營,靠中世紀對付異端邪說的辦法。我們不戴手套,我們的手沾滿鮮血,我們弄髒了手,這有什麼呢?’

我們所要保衛的那個國家成為了一個吞噬個人的怪物。國家的善總是自己戴上虛偽的公共性面具,披上無私為公的外衣,實則打擊自己認為惡的東西。這種善的概念本身會成為人生的災難,成為比惡更惡的惡。

認為自己代表了人民就具有了凌駕於個人之上的權威,在國家、民族這些抽象宏大的名詞面前,個人只是被擺布的‘他者’,只是些磚瓦、螺絲釘而已。

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義擺脫了道德,借口為了未來,證明今天的偽君子、告密者、兩面三刀的人是正確的。為什麼一個人為了人民的幸福應該把無罪的人推入陷阱?這股勢力叫人不要理睬進入勞改營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義,這股勢力還在說,如果一個妻子不揭發自己清白無辜的丈夫,就必須離開孩子在勞改營里關十年,這都是革命的需要。

蘇德戰爭初期,偉大的斯大林一直在加強同德國人的友好關係,就在戰爭開始的前幾天還用特快列車給希特拉送橡膠和其他戰略物資。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深謀遠慮,而作為執行者的下屬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替罪羊。於是學乖了的無恥文人早就把歷史常識拋在一邊,好像沒有了斯大林,整個偉大的民族就會像可憐的牲口一樣死掉。

讓所謂偉大的思想到一邊去吧,我們要善良,要關心人,不管什麼人,僧侶、莊稼漢、百萬巨富的工廠主,薩哈林的苦役犯,飯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憐惜人,熱愛人,不這樣絕對不行。……”

書稿完成後,格羅斯曼知道這將是一部“反動”的作品,為此他不可避免地心懷恐懼。然而,道義的力量和使命感使他即使雙腿顫抖也勇敢地向前邁出腳步,因為他知道,必須有人站出來說出真相,如果不是別人,那麼那個人就是他。

他抱着一絲刊行的幻想,將書稿交給《旗》雜誌的編輯。編輯粗略看了一下書稿,大驚失色,生怕犯“政治錯誤”而受到牽連,連忙將書稿交給克格勃。這可是非同尋常的政治案件,克格勃立即派人搜查格羅斯曼的住處,把一切與書稿有關的東西全部沒收。

好在那已經是赫魯曉夫時代,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了許多,克格勃沒有逮捕格羅斯曼,只是將他的書稿封存。

他曾經給赫魯曉夫寫信:“我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書在坐牢,那麼我自己的人身自由將毫無意義。請你把自由還給我的書!”

他抱着殉難者的信念,勇敢地向強權發起挑戰,為此不惜犧牲生命。赫魯曉夫迴避了他的挑戰,使得他像被收繳了長矛的堂吉訶德一樣,只能眼看着龐大的風車搖搖欲墜地繼續旋轉。3年後,他帶着巨大的遺憾因病去世。

1988年,在格羅斯曼逝世24年之後,他的巨著才得以見到天日。這根刺向強權、挑破真相的長矛給蘇聯朽惡的軀體重重的一擊,加速了它的滅亡。

強權之下,多少人格被扭曲,多少思想被剿滅,多少人像匍匐在地的蛆蟲一樣活着,可是人類終究不同於蛆蟲,因此總會有無畏的勇士站出來,勇敢地發出吶喊,記錄歷史的真實,甚至慷慨赴死。

他們也許很孤單、很脆弱,但是他們所記錄的真實,卻力量無限。這力量足以改天換地。

(來自微信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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