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胡平:從戚本禹的命運看文革期間的中央文革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和穆欣。

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際,原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戚本禹去世了。在中央文革小組中,戚本禹年紀最輕,資歷最淺,級別最低,排名也靠後,但實際上卻相當重要。中央文革小組另一位重要成員王力就講過,都說王、關、戚,把戚本禹放在最後,其實戚本禹應該放在第一,因為戚本禹一人身兼毛澤東和江青兩個人的助手,和毛、江的關係更貼近,毛和江的很多想法都是先透露給戚本禹,然後再由戚本禹告訴王力、關鋒的,所以戚本禹的作用實際上還在王力、關鋒之上,連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都要對戚本禹“讓三分”。

我最早記住戚本禹這個名字,是讀了他那篇《評李秀成自述》。此前,我對太平天國人物中,最佩服也最同情的就是李秀成,如今被戚本禹斥為叛徒,心裏很不舒服。文革中戚本禹影響最大的文章是那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此文是黨報第一次不點名地公開批判劉少奇,用的是誰都讀得懂的代詞“那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記得在那時,我們還在四川大學的禮堂看了《清宮秘史》電影--當然是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的名義。看後都對光緒一派很同情,看不出這部片子有多反動。

關於戚本禹,我記憶最深的是他批判遇羅克的《出身論》。1967年2月,我從來自北京的一份造反派小報上讀到《出身論》,深感共鳴,於是自己也和朋友們辦了一份小報轉載遇羅克的文章,可是在4月下旬的一天,成都市街頭出現了一張“北京動態”:“戚本禹在接見首都中學紅代會代表時的講話”。戚本禹批評《出身論》是大毒草。他說:“《出身論》是讓人們不要階級成份,否認階級觀點,用一種客觀主義的觀點,資產階級的觀點攻擊社會主義,它實際上是宣揚彭真那一套,煽動青年反黨。”此前我堅信《出身論》是正確的,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當我讀到戚本禹的講話,心中十分不滿。戚本禹的話很短,用的都是理論術語,但只是扣帽子,沒有分析,極為武斷。由於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組就是意識形態大法官,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有一錘定音的權威,這讓我感到十分壓抑。

這裡不妨談談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戚本禹和王力、關鋒、姚文元等其他幾個共產黨理論家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照說,這幾個秀才在黨內的地位本來並不高,在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也相當有限;可是在文革發動後短短几個月間,他們一躍而居於權勢的頂端,他們的權力,他們的名聲,包括他們在群眾中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內閣重臣和封疆大吏們還要大得多。

這種情況是文革前十七年從未發生過的。不過,它看來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然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那麼,意識形態的專家們理當在其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共產黨的統治本來是意識形態的統治,在這裡,意識形態的權力高於傳統形式的權力,精神的權力支配着世俗的權力。整個社會明確宣布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這就意味着,誰被賦予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的角色,誰就成了現實政治鬥爭中的最高法官。

換言之,中央文革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親自任命,由精通經典的教士而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了一種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論的人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格局。從表面上看,這更符合、而不是更不符合當時廣大革命信徒所想像的理想國。

具體說來,戚本禹等人在文革中的權力表現在,他們可以宣布殊么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什麼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什麼是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什麼是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誰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誰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在高度政教合一的當時,這樣的一句判決就有生殺予奪的無比威力。

不言而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這種權力是毛澤東賦予的。一旦毛澤東不再承認他們的講話代表了毛的路線,一旦毛澤東不再承認他們是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他們的權力頃刻之間便化為烏有。王關戚一度是中央文革小組中最活躍的,到處講話,影響極大,可是一夜之間就從政治舞台上徹底消失,不留蹤影,不知所終。這樣的結局也是很特殊的。

如前所說,中央文革的成員們既然被賦予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權威解釋者的身份,因此就取得了意識形態大法官式的一錘定音的巨大權力。然而,一旦毛澤東不再承認他們的這種權威解釋者的身份,他們的巨大權力也就瞬間化為烏有。他們一垮台就垮得十分徹底,就垮得不留蹤跡。在這一點上,中央文革這批秀才們和其他共產黨幹部的情況也很不相同。其他幹部或多或少是允許“犯錯誤”的,唯獨中央文革的成員們不行。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被視為毛路線的權威解釋者,這種事怎麼能打折扣呢?要是人們發現中央文革成員的講話也是可對可錯,也是可能符合毛路線或可能不符合毛路線,因而可遵從可不遵從甚至可造反,這個權威解釋者的解釋就沒有權威了。一般的書有點差錯,還可以繼續發行繼續使用。唯獨字典不行。字典一有錯,就必須收回銷毀然後重印。

是故,一旦某個中央文革的成員被判定是“犯了錯誤”,準確地說,一旦毛本人感到有必要對某一中央文革成員的某一行為加以公開的糾正,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立即打倒,當下清除。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其他的中央文革成員們繼續保持他們的權威地位,從而繼續發揮他們原有的政治功能。

那麼,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他們是否想到過他們有朝一日被拋棄被打倒的結局呢?應該說想到過的。

戚本禹在回憶錄里講到,在二月逆流之後那段時期,陳伯達就很惶恐。戚本禹說:“陳伯達老是動動搖搖,顧慮重重的,一天到晚說喪氣話,講文革不行了,再這樣搞下去,將來很多問題都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們聰明,也更有政治經驗。知道得罪了那麼多人,最後就會殃及自己。他老給我們這麼說。我們說,你這叫前怕狼,後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還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也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麼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畢竟他黨內鬥爭的經驗比我們多。康生就不是這樣的,他沒有擔心得罪了什麼人會受報復這種事。康生比他堅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對陳伯達不滿,後來毛主席說陳伯達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要沉了,就像個老鼠往林彪那邊跑。”

戚本禹本人也想到過失敗的可能性。戚本禹說:“我在八屆十一中會議上作過個發言,說如果弄得不好,我們的文革也會出現像法國大革命最後的‘熱月政變’一樣的結果。我的發言登載在了會議的簡報上。我自己以為自己講得挺好。江青卻對我說,你得意什麼?把主席批評你的話告訴你,你都會哭。我問,主席怎麼說。她說,主席說,軍隊的事情你不要亂說話,心裏有數就行了,你們不懂軍隊的事。主席還說,你看人家春橋,就從來不亂說話。我聽了就說,我懂了,你告訴主席,說我懂了。其實,張春橋私下裡和我交流過,他也有着同樣的擔憂的。”

“熱月政變”是法國大革命中的一件事,後來成為西方政治史的一個典故,意思是,革命派在取得勝利後變得越來越激進,不斷革命,不斷地把自己昨天的同志當作新的敵人並且不斷地清除,後來,革命派內部感受到威脅的勢力聯合起來,一舉打倒激進派,終止了不斷革命的激進趨勢。戚本禹擔心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有可能遭到熱月政變式的失敗。但陳伯達畢竟更老練。陳伯達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也就是說,陳伯達擔心,毛髮動的文革可能會遭到對手的有力阻擊,到頭來毛本人為了平息對方的不滿,把他們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拋出去犧牲掉,但是毛本人的地位並不會改變。這就叫“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

其實,當年斯大林搞大清洗就發生過類似的情況。在大清洗中,內務部扮演了和中央文革在文革中類似的打手角色。斯大林先是任命雅戈達做內務部長,整肅了很多蘇共幹部,也引起很多怨恨,然後斯大林把雅戈達撤職,隨後又關押又槍斃。接下來斯大林又任命葉若夫當內務部長,葉若夫搞得更狠,又引起很大怨恨,然後斯大林又把葉若夫撤職,隨後又關押又槍斃。斯大林永遠正確永遠勝利,錯事壞事都是打手們乾的。陳伯達擔心他們落到雅戈達和葉若夫那樣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王關戚的倒台就是重複了雅戈達和葉若夫的命運。

江青在被審判時說“我是主席的一條狗”。王關戚都是毛澤東的狗,他們都是秉承毛澤東的意思去咬人的。只是有的對手勢力較大,一時還扳不倒,毛意識到眼下還需要安撫對方,這樣就只好把咬了人的狗當犧牲品宰掉了。換句話,戚本禹他們是替罪羊。不過嚴格說來,“替罪羊”一詞還不大準確,因為替罪羊本身可能是無辜的,而戚本禹他們自己顯然是有罪的。這和中國歷史上常見的“狡兔死,走狗烹”中的走狗也不大一樣。因為兔死狗烹是指君主手下的功臣在幫助君主打下江山後,因為有功勞有實力,所以構成對君主的威脅,君主不放心,所以找借口除掉。而戚本禹他們被打倒卻並不是因為他們對君主有威脅,而是因為君主要借他們的人頭,用來安撫自己在當下還不能不拉攏來當作盟友的未來的潛在對手。

戚本禹在政治舞台上只活躍了18個月,卻因此而坐了整整18年牢。問題是,戚本禹是被當作替罪狗而關監獄,那既不是因為自己的罪孽而受到應有的懲罰,又不是為了真理而作出光榮的犧牲。這樣的受苦是最缺少意義的,因此也是受苦者最想找出一種什麼意義來寬慰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越是深受無謂之苦的人,反而越是愛對外宣稱“無怨無悔”。否則,那種赤裸裸的荒誕感未免就太難以承受了。如此說來,戚本禹直到臨死之前還在歌頌文革歌頌毛澤東和江青,那也就很好理解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