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世洗腦！中共如何向人民灌輸毛思想？

中共造假英雄人物雷鋒，倡導學習毛著作，向少年灌輸其思想。（網絡圖片）

自1949年以來，中共當權者利用多種渠道向少年兒童灌輸其思想。把領導人、英雄模範放到教科書里，比如“朱德的扁擔”、“任弼時二三事”、關嚮應、黃繼光、“誰是最可愛的人”、劉文學、雷鋒以及王老九歌頌領袖的打油詩等；在歌曲中宣揚領袖，把毛澤東稱為“親愛的父親”，形容為“像太陽在當空照”。在歷史教學裏樹立八路軍和解放軍的光榮形象，把共產黨說成是抗日救國的中流砥柱，而國民政府則是賣國漢奸。這些說教直接植入少兒空白的大腦，以至這代人頭髮白了之後，依然認為毛澤東是民族英雄，共產黨解放了中國，抗美援朝可歌可泣。儘管死去了幾十萬青年，儘管耗費了60％的國家收入。

為了有組織地開展所謂的思想工作，在小學成立少先隊，在中學成立共青團，在大學開始吸收所謂優秀的學生入黨。除了班主任的日常關心，還要設立輔導員制度，執行專職的思想教育。這些政治思想工作者鼓勵學生彙報思想，暴露私心雜念，然後再進行說教，把學生的思想扭轉到黨指明的康庄大道。學生思想工作和輔導員制度以清華最為出色。以至於幾十年後，這些輔導員們成為政治局委員、總書記。他們的確不辱使命，努力捍衛了紅色江山。儘管貪官四起，把國家搞得越來越亂。

學校借發展少先隊員和共青團員對學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紅領巾是烈士鮮血染成，要繼承他們的革命遺志，成為共產主義的接班人。老師們鼓勵學生要求進步，靠近組織，把學生分成進步和落後兩部分。一部分聽黨的話，經常向組織彙報，不光學習好，還要有明確的學習目的，思想也得好。這樣的人被樹立為又紅又專的典型，並吸收為隊員或團員。至於那些埋頭學習不問政治的則被歸類為只專不紅，思想落後。如今的許多國家幹部都是從少先隊共青團時培養出來的典型，他們絕對效忠黨。不過在國家崛起之後，開始見錢眼開，一個個墮落為國家的碩鼠蠹蟲。

在學校設立發展黨團的基層組織有兩個副作用。第一影響了學生的智育發展，分散了注意力。第二，學生為了光榮上進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舊常態，偽裝積極，騙取組織的信任和培養。這部分學生具備陰陽臉或兩面派，口是心非，從小就願意當幹部，熱衷做人上人，滋生政治野心。一旦竊居廟堂之高，則會假公濟私，作威作福。

除了日常教育，學校還經常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邀請英雄模範作報告，激發學生愛黨愛國的熱情。訪問貧下中農，揭露舊社會的黑暗，吃憶苦飯，唱憶苦歌，增加對地主資本家的仇恨，樹立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觀念。共產黨和毛主席把貧苦的工人、農民解放出來，當家作主。不光要胸懷祖國還要放眼世界，還要想到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上大學後先要接受入學教育。以清華為例，系分團委、輔導員和政治課老師三管齊下，狠抓學生活思想，丟掉私心，樹立正確的學習目的和人生觀。圖書館舉辦的展覽是思想教育的必修課，把57年反右鬥爭的激烈場面圖文並茂地展現出來，批判右派的反黨言論，然後把又紅又專的黨員幹部樹立為學生的榜樣。這次教育使得新生堅決跟黨走、聽校黨委的話。

至於學校之外的廣大群體則被輿論宣傳包圍。執政黨為了做到全國只有一種聲音，嚴格掌控着廣播和報紙，甚至各類雜誌期刊。每有新的政策出台，多管齊下，到處敲鑼打鼓，大肆宣傳，絕對壓倒各種反對的意見。反右時，批判右派的文章如雪片在報上刊登，反覆強調右派的險惡和鬥爭的偉大意義。謠言重複多次會成為真理，久而久之，人們便接受了右派份子居心叵測向黨奪權的定論。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了文革的序曲，自此輿論界如暴風驟雨陣陣撲來，516通知、批判三家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吹響文革進軍的號角。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輿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文革是一場上層建築領域深刻的革命，自然離不開輿論。

由於各級領導班子癱瘓，文革主要靠領導人的講話和最新指示來掌控方向的。毛澤東經常會冷不伶仃地吐出一句“金口玉言”。比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比如“在訂計劃的時候要留有餘地”，比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很有必要”，“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三要三不要”，“要認真總結經驗”。不管這些最新指示多麼空乏，軍代表都會滔滔不絕地宣講一個多小時。然後分組討論，宣傳不過夜。當然有的指示也十分具體，比如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此外，每次傳達毛澤東圈閱的中央文件，基層單位都要組織學習討論。比如批判劉少奇的三黨黑六論，批判林彪的571工程，批判孔子和宋江，反擊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基層單位聞風而動，一方面學習兩報一刊的文章，一方面組織革命群眾的大批判。直到群眾對中央的精神“心領神會”，暢通無阻。把中央的精神轉換成百姓的思維方式，從而達到思想禁錮。

禁錮人的思想如同啟動一台新的計算機或重新啟動一台舊的計算機。對於孩子來說，他們的大腦開始時是空的。當權者可以按照他們的思路直接把操作系統、必要的信息文件輸入到孩子大腦中。

對於成年人，他們的頭腦已經塞滿了各種文件並且有了自己獨特的操作系統。這時，首要的工作是格式化大腦中的硬盤。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格式化後，再建立當權者所獨尊的操作系統及各類單色的文件信息。

格式化的過程就是落實毛澤東的破四舊立四新的指示，而且要先破後立。他是怎麼破四舊的呢？這就是文化滅絕，把許多不符合他的思想的書籍封存，把不利於他的名聲的歷史遮掩，把歷史遺留的民俗取締，把帝王將相從舞台上趕下去，把宗教信仰淡化，拆除眾多的庵觀寺院和各類廟宇，甚至拆除北京的城牆和各類牌樓，停辦諸如天橋一類貧苦大眾的娛樂場所，利用反右鬥爭把敢於講話的人打成右派，充軍發配到青海，把老知識份子趕進牛棚，甚至砸爛鬧市區商鋪的霓虹燈。

然後，報紙廣播把毛澤東選集鼓吹成靈丹妙藥，可以用來解決各類矛盾，甚至指導科學研究。學校和社會群體只能唱紅色歌曲，歌頌領袖毛主席，歌頌執政黨的英明偉大，歌頌新中國的各項成就，歌頌解放軍，歌頌英勇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在舞台上則創作新戲，如革命樣板戲《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龍江頌》《杜鵑山》等。除此之外的文化藝術則一律被斥之為毒草。

上世紀50和60年代對一部部電影戲劇的批判實際上乃是文革前的未雨稠繆。點名痛批的《清宮秘史》《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海瑞罷官》都是屠殺百花之前的預警。這種肆意的封殺不過是給文藝工作者一個下馬威，讓他們放規矩點兒，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到了文革就沒有那麼客氣了。從百花齊放到百花凋零，從百家爭鳴到一家獨尊。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待得秋來九月八，我花開時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不過毛澤東與黃巢不同的是，他的脾氣更急，他對“舊社會”更加仇恨，因此他要的是“我花開前殺百花”。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就是先創造一種真空的環境，然後再把他的思想理念一股腦兒地輸入到全國人民的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