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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剛:齊奧塞斯庫的「月經警察」PK中共計生委

——為什麼獨裁是荒誕演出最好的舞台?

死嬰從嘉碧塔體內排出,被包裹在一塊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滿鮮血和污穢。奧蒂莉亞久久地凝視着屍體,沉默不語。由於害怕和緊張,奧蒂莉亞遲遲沒有找到丟棄死嬰屍體的地方。最後,她跌跌撞撞地衝進一個居民樓,慌亂地把裝着屍體的書包塞進了樓道里的垃圾箱內。在僅有的一點光亮里,奧蒂莉亞靜靜地站在那個垃圾箱前,彷彿為自己心靈的失落、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懺悔。

獨裁與荒誕就像是一對孿生兄弟。有什麼樣的專制獨裁,就會有什麼樣的荒誕事情發生。

在前羅馬尼亞最高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荒誕的要算他的禁止節育和人口增長政策。為了提高人口數量,增強國力,1966年齊奧塞斯庫廢除了以前關於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了禁止墮胎的政策。他宣稱,胎兒是社會的財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他規定,禁止離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緊接着,國家頒佈法令,節育和墮胎都屬違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稅金,墮胎者將受到判刑和囚禁,婦女月經期要受到嚴格地檢查與盤問。

為保證政令暢通,依據齊奧塞斯庫的指令,執法者紛紛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以及各個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的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經查出,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羅馬尼亞的老百姓把這些執法者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在恐怖的高壓下,許多絕望的婦女鋌而走險,試圖偷渡多瑙河,到鄰國匈牙利尋求庇護,但在邊境線往往被當作叛國者,遭到羅馬尼亞士兵用機關槍的掃射。

在這項政策實施一年之後,羅馬尼亞的嬰兒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績顯赫。但地下流產與墮胎的服務也隨之出現,懷孕婦女的死亡率不斷上升。更讓齊奧塞斯庫感到鬧心和棘手的是,隨着嬰兒的大量出生,婦產醫院的設備、婦產專家、產科醫師、兒科醫師以及婦幼保健工作者嚴重缺乏,這可不是單靠行政命令就能馬上解決的。僅僅一年中,羅馬尼亞的嬰兒死亡率就增長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五點六。消息傳出,全世界嘩然,各國政要、媒體紛紛譴責:這簡直就是“現代社會的濫殺無辜”。面對國內外政治壓力,為掩蓋這種愚蠢而可怕的後果,齊奧塞斯庫下令,嬰兒出生一個月以後,再發出生證。如此一來,那些在未滿月中夭折的嬰兒就不會填寫在死亡嬰兒的統計當中了。正如一位羅馬尼亞作家指出:“很多嬰兒從來沒有合法地生存過。”這項政策的惡果,還不僅局限於此。在羅馬尼亞的兒童養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許多被遺棄或身體及精神殘疾的孩子,他們的生存狀況更加令人震驚。

對於這一段荒誕而悲慘的歷史,羅馬尼亞年輕的電影導演克里斯蒂安·蒙久,在他執導的影片《四月三周兩天》,通過兩個女大學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墮胎經歷,把獨裁專制統治對人性的摧殘和壓迫,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性的醜陋、冷漠、甚至是邪惡,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部影片講述的故事發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時距離柏林牆倒塌、齊奧塞斯庫的獨裁政權垮台還有兩年。

影片一開始,女大學生奧蒂莉亞正在為同一宿舍的同學嘉碧塔秘密準備行李。奧蒂莉亞匆忙地奔波在簡陋的宿舍樓和骯髒的窮街陋巷,向男友借錢,購買走私進口香煙、食品、香皂,預訂飯店。所做這一切,就是因為嘉碧塔懷孕了,而且要趕在期末考試之前墮胎。

在當時的羅馬尼亞,流產和墮胎都是違法行為,且要根據流產者或墮胎者懷孕的時間決定刑期和監禁的長短。為了躲避處罰,她們找到了一個叫畢比的醫生私自墮胎,一場噩夢就此開始。

奧蒂莉亞幾經周折最終找到一家廉價的旅館,但醫生畢比借口手術費太低,不願承擔犯法坐牢的風險。為了能使嘉碧塔儘快手術,面對畢比醫生“任何錯誤都要付出代價”的要挾,奧蒂莉亞不得不承受羞辱,與畢比做愛,嘉碧塔躲在門外飲淚而泣。

死嬰從嘉碧塔體內排出,被包裹在一塊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滿鮮血和污穢。奧蒂莉亞久久地凝視着屍體,沉默不語。

由於害怕和緊張,奧蒂莉亞遲遲沒有找到丟棄死嬰屍體的地方。最後,她跌跌撞撞地衝進一個居民樓,慌亂地把裝着屍體的書包塞進了樓道里的垃圾箱內。在僅有的一點光亮里,奧蒂莉亞靜靜地站在那個垃圾箱前,彷彿為自己心靈的失落、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懺悔。

處理掉死嬰的屍體,一切的恐懼與不安都結束了,兩個女孩坐在旅館的餐廳里,默默地等待她們的晚餐。不遠處,是一場婚宴的歡鬧場面。而這一天,正是嘉碧塔懷孕整整四月三周兩天。

自1966年避孕與墮胎被齊奧塞斯庫政權明令禁止以來,羅馬尼亞人民便喪失了一種基本權利。當人們擺脫不了性愛的天性,為自己種下的愛情之果面臨抉擇時,他們所遇到竟是罪與非罪的選擇。到底國家有沒有權力操縱人倫意向?到底能不能強行為私生活立法?對於這些,齊奧塞斯庫自有主張。他是黨的最高領導,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黨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須服從。在他統治的國度中,“國王不僅要坐在國王的位置上,而且還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在《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哈耶克認為,壞事不一定是壞人乾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義者乾的,特別是,那些極權主義暴行的原則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學者們奠定基礎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義下被取消,“理性”則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步被摧毀的。因此,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適應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強迫改變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種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變人性的基礎上,這樣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暴力與恐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齊奧塞斯庫頒佈了《大羅馬尼亞打字機法》。根據該法,每一個羅馬尼亞的公民、企業、事業、機關、學校等單位,凡擁有打字機必須要得到警方的許可,領取使用執照;要成為打字員也必須照此辦理,並且要將所打字的樣品同時上報。如果打字機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機都需要更新執照。任何繼承打字機的羅馬尼亞人,都必須將此上交政府當局,或尋求取得使用它的資格;如果不把打字機的鍵盤上交警方,即使損壞的打字機也不得私自處理,否則嚴加處罰。

極權獨裁統治,不單是靠暴力來維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騙和謊言來維持。因此,打字機和打字員在統治者眼裡就成了傳播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必須嚴加防範,嚴密控制。無論機器還是人都只能成為替獨裁者歌功頌德的工具,絕不可作為民眾揭露事實真相的武器。

獨裁統治者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傳播,佔據每個人的頭腦,讓所有人都無條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人變成鳥——用教授“鸚鵡學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確的思想”傳播到廣大民眾之中。

法國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過是一根脆弱的蘆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蘆葦。”作為人而言,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論一致”的,如果硬要人們去“保持一致”,否則就黨同伐異,就殘酷鎮壓,其結果不是思想僵化,便是思想貧乏。當人們無法講真話時,講假話便會泛濫成災;當人們看到未能與當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懲戒時,便會用虛偽掩飾真實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當大家都成了雙重性格的人,變成當人一面,背後一套的兩面派時,那些說真話者反而被視為異類,成為權勢者打擊迫害的對象,成為不正常的正常人。

思想的自由絕不僅僅是一種認識上的要求,本質上它是一種政治要求。思想自由的要求必然帶來政治的民主訴求,而政治的民主則首先表現為言論上的自由。言論自由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權,誰控制了言論就等於控制了權力,壟斷了言論就等於壟斷了權力,而言論自由在現代社會中突出地表現為新聞與出版的自由。當一個國家連打字機和打字員都要被警察看管時,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只能是一種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談。

其實,無論是一個人,一個團體,還是一個組織,一個政黨,甚至是一種宗教,都有其自己的信仰自由,自己的價值理念,自己的理想追求。在一個民主制度下,必然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每一個人自然也就可以信奉某種主義、某種學說、甚至某種神祗,這是思想自由的體現,也是一個正常社會所具備的基本的民主權利。如果一個執政黨,以國家的暴力機器作後盾,強制全體社會成員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種主義、某種學說、某種神祗,並同其保持高度一致,那就不僅僅是一種偏執,而是一種暴政,更是一種瘋狂。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不知道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夠強制那處於健康而清醒狀態中的每一個人接受某種思想。”

言論自由需要政治民主,只能由民主政體來保障。或者說,只有民主政體才能確切保障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實現。反之,在專制政體下,這一切都只能成為純粹的空談。

說到最後,再提幾句鸚鵡學舌。齊奧塞斯庫身邊有個僕人養了一隻鸚鵡。一天,秘密警察發現,這隻鸚鵡總是反覆叨念:“愚蠢的庫尼!”“愚蠢的庫尼!”庫尼,何許人也?原來是齊奧塞斯庫的兒子。辱罵太子,這還了得!反了你了!於是,秘密警察便拘捕了鸚鵡,進行審訊,想挖出背後的階級敵人。不料,鸚鵡拒不回答是誰教了它這句話。最終,鸚鵡窒息而亡,秘密因此也就帶進了墳墓。

秘密警察提審鸚鵡,人跟鳥較勁,這也算是對獨裁下的荒誕的一種諷刺。[博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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