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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中共大饑荒中不賑災 看清末如何賑濟大災荒

從1876年~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華北地區,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災,死亡人數超過1000萬,震撼整個世界。 這場「三年自然災害」,從來大災必生大亂,但這次,除了局部地區的治安事件之外,災區顯示了罕見的平靜。 大清國這艘靠「裱糊」而艱難掙扎的航船,是如何渡過驚濤駭浪的?

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席捲了北京乃至整個華北。

從1876年~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華北地區,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災,死亡人數超過1000萬,震撼整個世界。

這場“三年自然災害”,是大清國繼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面臨的又一次嚴峻挑戰。而出人意料的是,從來大災必生大亂,但這次,除了局部地區的治安事件之外,災區顯示了罕見的平靜。

大清國這艘靠“裱糊”而艱難掙扎的航船,是如何渡過驚濤駭浪的?

人間地獄

這場大災難實際上就是大清國“三農問題”的總爆發,是嚴厲的“天譴”……

災難開始於1876年,光緒二年。

這一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廣東、福建兩省損失尤重。而北方各省,從長江以北直到中朝邊境,出現大面積乾旱,部分區域顆粒無收。隨後,蝗蟲掃蕩了整個華北,一片狼藉。

第二年,華北旱情毫無緩解,蝗蟲繼續光顧。脆弱的儲備糧體系立即崩潰,大規模的死亡開始光臨這片十年前遭受戰爭災難(捻軍之戰)的區域。山西和陝西兩省,因交通困難,受災尤重。“在遭受災難最為嚴重的一些縣份中,百姓像野獸似地互相掠食;在幾百個甚至幾千個村落中,70%的居民已經死亡了。(英國外交報告)”吃人已非個別現象,人們組合成不同的團伙,集體外出“狩獵”,將獵獲的俘虜殺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賑濟的閻敬銘說:“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

陝西“赤地千里,幾不知禾稼為何物矣……饑民相率搶糧,甚而至於攔路糾搶,私立大纛,上書‘王法難犯,飢餓難當’八字。”

災荒如此嚴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災”,但“人禍”也佔了相當大的比重。自內戰平息之後,雖然李鴻章等官員大力興修農田水利,但官場腐敗,導致不少水利設施形同虛設。更為致命的是,平時常設的“常平倉”“社倉”“義倉”,因戰亂頻仍和官員腐敗,出現了大面積的“虧短”,這導致千百年來最為關鍵的國家儲備糧制度在災難面前毫無作用。

“丁戊奇荒”發生後,河南巡撫兼東河河道總督李鶴年上報中央,請求從省外輸送救濟糧。而按照官方的統計資料,河南本地的“常平倉”里應該有95萬餘石谷,卻幾乎是空倉。各受災省份情況大致相仿,儘管報表年年做,“衛星”年年放,糧倉中卻空空如也。

濫種罌粟,也是人禍的主要成因。鴉片之毒,大清國但凡有識之士無不切齒,但弔詭的是,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從地方政府到農戶,都大力種植這種“錢”途遠大的“經濟作物”。最好的田用於種鴉片,糧食生產則幾乎完全被忽略,依賴從外地購買糧食。時人認定,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申報》上的評論痛心疾首地說,正因為這些地方“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遠之良謨,所以上天降此大災,令彼飢黎餓殍載道。”

“丁戊奇荒”,的確是大清國“三農問題”的大爆發,是一次嚴厲的天譴。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在大災面前,災區的幹部們還算是正視困難,沒有打腫臉充胖子,為了圓之前的謊言而拿百姓性命開玩笑。各地紛紛奏請中央,告急求援。

緊急應對

政權機器還是在慣性的驅使下,強行啟動,勉力而行,在動員社會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依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災難爆發之後,大清中央的行動相當迅速,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統籌抗災事宜。

中國數千年的中央集權機制,往往被西方觀察家評為“東方專制主義”,充滿了反面評價。但是,在災難面前,這種機制也有着強大、有效的動員能力。法國著名漢學家魏丕信,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隸救荒及康乾時期的“常平倉”系統後,認為中國因此而具備了比歐洲更強的抗災能力。他認為,明清時的中國,把農民的物質福利作為國家要解決的頭等重大的問題,並建立了一個複雜的糧食供給系統,從糧價、氣候和降雨資料的搜集(雪珥註:各地官員上報晴雨表是一項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數百萬噸糧食倉儲系統的維持,能夠大大減輕自然災害對普通人民的打擊程度。

其實,魏丕信所未能參透的是,即使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定團結,這種機制在大清國也是必不可少的。“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老百姓的吃飯問題,不僅是福利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直接關係到政權的合法性和長治久安。民眾相信飯碗,而不相信口號,讓百姓有飯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這是中國數千年來不能不講的絕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發時,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內憂外患掏空了國力,“竭全國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這台政權機器還是在慣性的驅使下,強行啟動,勉力而行,在動員社會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依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減免受災地區的皇糧國稅。根據美國漢學家、時在大清海關任職的馬士(H.B.Morse)記載,中央免徵的賦稅總額高達1800萬兩以上;

在李鴻章的統籌下,中央運用國家權力,調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糧食,從江南的漕糧到東北的庫米,支援災區;

李鴻章興辦的洋務實業,此時開始發揮巨大作用。輪船招商局調集大量人力和運力,開赴奉天、江蘇、安徽、湖廣等無災區,對糧食進行大規模“政府採購”,並集中到天津;

李鴻章多方籌措經費,中央給一點、地方籌一點、民間捐一點,也開始接受境外慈善機構和西方在華教會的捐贈,甚至不惜挪用軍費,甚至不惜加大“捐納”力度——朝廷公開出售一些官職,與後世人們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這並非“賣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實只是幹部身份和幹部級別的榮譽頭銜,而非實際掌握行政權力的官位。

在直接發放賑濟糧之外,李鴻章還將重點放在了“平糶”上:以比市場價更低的價格,向尚有餘資的災民們售糧。這一方面是為了平抑災區糧價,抑制奸商囤積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實現救災的可持續發展。家有餘資的災民因此早得救命糧,他們的購糧款則可以轉而救濟更多的一無所有的災民。李鴻章對此十分重視,認為“平糶同屬救荒事無二致”。

比錢、糧更為棘手的問題,是運輸。抗旱救災大本營天津,積壓了大量糧食,難以及時轉運。李鴻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官方轉運網絡,僅為重災區山西就設定了三條通道:北路在保定轉運,天津的糧食從水路至此,換旱路經獲鹿進入山西;中路在山東館陶縣轉運,經南運河至此轉至蘇曹入晉;南路則從南運河至河南道口,轉經清化鎮入晉。

在救災過程中,李鴻章大力整頓吏治,將貪污腐化、玩忽職守的地方官員們,參的參,罷的罷,關的關,同時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災當中表現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幹部。這對穩定災區的民心士氣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當然,也趁機清洗了一遍幹部隊伍,換上了李鴻章的親信人馬。

救災工作的推進、尤其是糧食轉運網絡的設計建設,對李鴻章手下的洋務人才們來說,是一次執政能力的考驗和歷練,也是內戰結束以來,大清國在非戰爭狀態下首次大規模地建設應急機制。

賑災市場化

授人以魚、莫如授人以漁。與別的賑災官員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滾打了數年的盛宣懷,試圖為賑災建立一套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1878年3月,34歲的國企幹部盛宣懷,奉命趕回天津。李鴻章給他安排了一個新任務:作為新成立的直隸籌賑局的幹部,立即前往重災區直隸河間府(相當於現河北保定地區),負責當地的賑災工作。

雖然身為第二梯隊的廳局級幹部(“候補道”),盛宣懷卻一直只在機關和企業里任職,從未在任何地方擔任過行政領導職務,此次下派賑災,對他是很關鍵的鍛煉和考驗,既能令他從亂麻一般的企業中得以暫時抽身喘氣,更能填補他在地方行政經驗上的空白,為今後的仕途鋪平道路。而他所沒想到的是,這次掛職鍛煉居然長達8個月,並且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一進入河間府的府治所在地獻縣,受災之慘況,令盛宣懷震撼了:“入獻縣境,即見餓民扶老攜幼,乞食於道,風吹即倒。”

此時,大災荒已經進入了第三個年頭。災區現場早已是“疫病相染”,但盛宣懷為了防止“官賑”慣常出現的貪腐,堅持“挨戶詳查”。陪同他的當地“紳董”都不肯進入民戶家中,擔心“穢氣所蒸,疫易傳染”,他卻總是“以身先入”。更令同行者震驚的是,為了體驗災民的生活,他甚至親嘗災民家的所謂“飯食”。

有一次,盛宣懷前往巡視東光縣某鄉,“竟至露宿終夜”(《盛宣懷行述》),加上總在大風中步行,導致了“畢生喘疾”。

盛宣懷深入第一線進行實地調查,現場辦理賑災救濟,不僅簡化了賑濟環節,而且提高了賑濟的針對性。

授人以魚、莫如授人以漁。與別的賑災官員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滾打了數年的盛宣懷,試圖為賑災建立一套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盛宣懷發現,獻縣“男婦向皆能織”,如能收購當地人的紡織品,就可以“稍濟其生機”。他立即在獻縣創辦了一家“紡織局”,並且在當地少年中選些穩重的人,為他們購置紡織機,教他們織布技術。收購上來的布匹,盛宣懷考慮可以帶到東北,去換取糧食,或者可由軍方收購作為軍用,“彼此獲益”。

獻縣設立紡織局,這是大清國賑災思路的一次重大改革,大大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以工代賑”。之前的“以工代賑”,實際上就是官方出面對災區勞動力進行“政府採購”,興建水利、橋樑、道路等基礎設施,既賑災,又促進了基礎設施建設,埋單的仍是財政。而盛宣懷的措施,實際上是“以商為賑”,財政只用少量的“種子資金”引路——盛宣懷動用了2000多兩賑災款購置織機,幫助災區建立產銷鏈,隨後,這一產銷鏈就能自己運作、自己生存。顯然,這是從“政府賑災”演變成了“市場賑災”的嘗試,按照李鴻章的說法,就是“養民不若令民自養”。《申報》對此大加讚賞:“若得各災省皆仿此行之,則民悉力於耕作,又安見不可補當前之缺憾而冀此後之豐亨歟!”

更為可貴的是,盛宣懷又為災區捐出“所積集金巨萬”,其夫人也“典鬻珍物,盡出己蓄”。

防流維穩

“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個死,做賊亦不定。”

設立“粥廠”,是大清國收容災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確,一是“救死”,二是“防流”——防止出現流民。顯然,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防流”比“救死”更為重要,“救死”的目的也是為了“防流”。

所謂“凶年多盜”,大災之後引起大亂,征諸中國歷史,因流民暴亂而導致天下大亂、乃至內戰大爆發的,不計其數。因此,以開辦粥廠等賑災方式來收容災民,防止出現流民,是早在滿清入關之前就已經在主流社會取得共識的牧民要術。所謂“流民者,饑民也。與其輯之於既流之後,不若撫之於未流之先。”(清代楊景仁《籌濟編》)

“丁戊奇荒”中,災民人數之眾、範圍之廣、時間之久,史上空前,甚至連首都北京這樣的地方,賑災的速度也趕不上災民的增長速度,“桀驁者沿街搶奪,捨命而不悔”。

參與山西賑災的美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說:“災難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惡的念頭,民眾開始驚慌不安,社會秩序陷入了混亂……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的家裡,佔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後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飯。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不錯,便組成了五百餘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雖然還未出現扯旗放炮、公然暴動的惡性事件,但是類似李提摩太所描繪的“吃大戶”這樣的小規模騷亂幾乎天天不斷,“盜匪”們甚至公然在官道上豎起大旗:“王法難犯,飢餓難當”。遍地的星星之火,雖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勢將不可想像。因此,從李鴻章到軍機處,乃至皇帝、太后等中央核心,都深感“防流”的緊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賑災力度,全力收容控制災民。

對於流民的危害性,李鴻章十分清楚,他說:“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飢思逞,時需分投防剿。”對此,他採取了兩手抓:一手抓賑濟、抓撫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籌糧籌款,不僅破天荒地接受外國的救助,而且還加大了“賣官鬻爵”的“捐納”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鎮壓,軍隊進入災區進行戒備,“分路彈壓巡緝,並令地方文武嚴密防捕,如有奸民藉荒糾搶,持械行強者,准即嚴孥正法以遏亂萌。”自嘲為“裱糊匠”的李鴻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隊”。

為了減輕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區的“粥廠”壓力,李鴻章下令在寒冬過後,就必須給收容的災民發放路費和糧食,遣送回鄉,準備災區的春耕播種。但是,這場大旱災足足持續3年,耕種無望,沒有餓死的災民繼續逃荒。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風險,令大清政府的神經高度緊張。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紳為代表的地方士紳們,與政府一拍即合,開始了對民間賑災的大幅度改革,改變了傳統“義賑”坐等災民上門的做法,而是深入災區,試圖將“防流”工作從源頭做起。

官方也意識到,依靠腐敗叢生的“官賑”,難以有效賑災、更難以有效“防流”。於是,政府開始加大對民間慈善機構的扶持力度。天津著名的廣仁堂,就是在“丁戊奇荒”中,由李鴻章利用官紳捐款1萬元創辦,此後不斷撥款支持,形成了包括慈幼所、蒙養堂、力田所、工藝所、禁節所、戒煙所在內的龐大機構。

民間慈善機構的首要目的,是對當地社區進行特殊的自保。在上世紀20年代天津報紙上曾刊登一篇《災民嘆》,最為形象地反映了這點:“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個死,做賊亦不定。地方擾亂,關係匪輕,到那時有飯吃的人亦不得安生。勸眾位行善積德,亦算是防患未萌。”說白了,就是花錢買平安,讓災民們有飯吃,才能有效收容他們,避免對當地社會秩序造成大的衝擊。

民為邦本

在堪稱人間地獄的“丁戊奇荒”中,民族主義意識鮮明地生長出萌芽,雖然極為狹隘,卻依然成為大災荒中的凝聚力所在。

“丁戊奇荒”影響遠及江南。此地自古便是國家財賦重地,每當有征戰、有大工程,江南總要承擔最重的負擔。此次也不例外,不僅接納了數百萬難民,也是李鴻章籌糧籌款的主要基地。

而出人意料的是,向來坐等災民上門的江南地區,此次在士紳們的帶領下,走出江南,主動深入到華北災區腹地,實行就地救助,開創了中國民間救助的先河。

在《申報》等媒體的推動下,奔赴華北救災儼然成為江南的群眾性運動,甚至波及南洋、日本、美國,捐款捐糧一時蔚然成風,志願者紛紛加入救助隊前往華北,並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謝絕了官方的任何獎勵。

而在華北災區,當地士紳雖然在經濟實力、活動能力和社會影響力方面,均不如江南士紳,也因為西方救援團隊的介入,而激發起了強烈的民族意識。西方傳教士們不得不感慨:在當地士紳的鼓動下,災民甚至拒絕接受洋人的救濟糧和救濟銀。這種近乎極端的排外情緒,居然在這已經上演“人吃人”悲劇的災區中還能屹立不倒,當然成功地轉移了災民們對於現有社會秩序的破壞慾望。而且,在經歷了之前多年的戰亂之後,人們對安寧和平的嚮往並沒有因災難而消失。中國歷史早已證明,沒有地方精英階層的推動和參與,普通農民最多也只能鬧些“吃大戶”之類的治安騷亂,而無法發動大規模的暴動。

這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在堪稱人間地獄的“丁戊奇荒”中,民族主義意識鮮明地生長出萌芽,雖然極為狹隘,卻依然成為大災荒中的凝聚力所在。這比學界普遍認為的甲午戰爭之後才形成的中國民族主義,提前了足足20年。

對於大清政府、對於李鴻章來說,這一民族主義的碩果,是有意栽花還是無心插柳?是甜蜜的果實還是帶刺的荊棘呢?

在“丁戊奇荒”中,民間慈善成為精英階級實踐政治參與、維護主流社會價值的主要渠道,賑災/收容不僅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也是宣揚主流理念的絕佳渠道。對於大清政府來講,在死亡千萬的“丁戊奇荒”中,能成功避免大規模的有政治訴求的暴動,實在要感謝那些基於價值認同、而將自己的命運與政權捆綁在一起的“士紳”們。

這種大清特色的“中產階級”,用行動驗證了一個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論斷:一個成熟、龐大的中產階級,如果對政權有基本的認同,就會成為社會的穩定器。

共同理念,才是維穩的真正收容所……

2012.08.06

原標題:天譴:抗災1876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中國經營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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