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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綺:往事巨瀾——《反右運動55周年留言》

1933年我出生在浙江餘杭一個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祖父年輕去世,22歲的祖母撫育繈褓中的父親長大成家,一個寡婦,艱難哪。父親是個壯漢,干農活是一把好手,但好景不長,萬惡的日寇發動了侵華戰爭,父親也遭了噩運,31歲離我們去了。從此兩代寡婦相依為命,含辛茹苦把我們姐妹撫育成人。我20歲時被任命為塘棲區完小校長,長輩才有了笑容。只是家庭成分是地主,不能與家裡密切接觸。妹妹住到了朋友家裡,兩代長輩理解體諒我們。因為我工作出色,要求進步,當選餘杭縣第一屆人大代表。早已是共青團員的我由區委書記、區宣教委員介紹入黨。那是1954年,年底已辦理好各項入黨手續,只待召開支部會通過。誰料有人密告我寄了40萬元(摺合現在的幣制40元)給家裡,說什麼“她一隻手寫入黨申請,另一隻手給地主母親寄去大筆的錢”。於是我受團嚴重警告處分不能入黨。1955年元旦,餘杭縣校長在臨平開會,半夜裡我冒着大雪,偷偷地到家中探望祖母和母親,並告知這一切,三個人抱頭痛哭。卧病在床的母親悲憤交加,三天後含怨去世了!臨終前叮嚀祖母:不能告訴大丫頭(指我)。媽媽的有生之年剛到45周歲。

1958年夏,海寧反右運動開始。在領導反覆動員、勸導下,我就陷入了“陽謀”之中。有老師們提供材料,讓我以漫畫形式揭發縣委某領導害死兩條人命還逍遙法外當他的官。雖然此畫引起了轟動,一時群情激憤,紛紛主動簽名要求嚴辦兇手。可是不到半天,烏雲翻卷,氣候突變,我們幾個鳴放積極分子被大批大斗,成了極右、一類、二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我被降職降薪到最低一級,監督勞動改造。從此送入另一學校做雜工。教導主任周振英,常在師生面前大喊大叫“右派分子就得老老實實!”。當我急性爛尾炎發作時,她竟然硬說我是裝死,後幸被校長讓人送我去醫院治療。數月後,海寧縣的幾十名右派全部被遣送東山窯廠監督勞動。那是公安局辦的專政機構。除了右派,還有地、富、反、壞分子,有閑散人員,出身成分不好的年輕人,有小偷小摸的孩子,最小的僅9歲。這裡沒有人權,沒有人的尊嚴,法律在此無容身之地。

進廠後,正值高舉三面紅旗大鍊鋼鐵、大放衛星時期,男女老幼高強度勞動,365天不中斷,有病也堅持干,糧食限制,吃不飽肚子。我全身浮腫,眼睛似一條縫,閉經,血色素僅5克,可是仍要擔負繁重的勞動。我被分配與男性一起抬泥,鞋子磨破了赤腳,開始雙腳血跡斑斑,後來磨成老繭反而不痛了。那些孩子敲石子,叫我管着他們,有的孩子會大罵“右派分子不老實”。我忍着,同情他們,他們本應該在學校接受教育的啊!在那個可怕的環境里,人還不如一條狗,食堂里的小狗每天吃得搖頭擺尾歡蹦亂跳的。

1962年我被勒令下鄉勞動,我與李仲華(原是海甯政協委員,在會上發言批評有關領導而劃為右派,同在東山窯廠勞改)領了結婚證,回到餘杭縣東安村我的家鄉,與祖母和兒子一起生活。從此離了狼窩又入虎口,四清文革,運動不休,造反抄家,批鬥遊街,關吊捆打,家常便飯。一年四季手臂上戴個白臂章,黑漆寫着“右派”兩個字,大門上也寫着黑字,早請示晚彙報,常常被拉去義務勞動。我丈夫李仲華在大隊絲印社刻版工作,絲印油墨極毒,別人都戴防毒面具,他沒有(後來死於右肺萎縮與那時的受虐待有關)。他工作忙,走不出去參加義務勞動,就在他的工分里扣,所謂代“義務勞動工分。”

在文革中我們常常半夜半夜地被拉出去搭台批鬥。越斗我越要向上寫信申訴,越斗越寫,越寫越斗,如此惡性循環。造反派大聲問:“你再向縣裡寫不寫信了?要老老實實交待!”我堅決地說:“放我回去就寫!”一陣拳打腳踢打翻在地,治保主任用木棍將我打昏。有一次在公社批鬥,被人武部長用槍筒撬碎我的門牙。

最最痛苦的是骨肉分離!我與前夫所生的兒子在班主任老師教導下與媽媽劃清界線,看着孩子遠去的背影,我號啕大哭,傷心欲絕,從此老死不相往來。是誰奪走了我的兒子?!小兒子英年早逝,遺下我的孫子,還在讀書。改正後我做回校長。1987年被選為餘杭縣第八屆人大代表。丈夫李仲華則在餘杭雙林鄉中心小學任教,當工會主席,2001年故世。

往事凄凄,不堪回首……後半夜了,黎明前更加黑暗。思緒猶如萬馬奔騰,睡意全無,我要挺身去面對更殘酷、更慘烈的現實!

--轉自新世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新世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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