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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仲維光:寫在反叛五十周年

——重談認識論、啟蒙與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問題研究

任何一種認識論及其思想方法都有着它的界限,任何一種概念思想都有着它自己的前提,他不可能肆無忌憚地談論任何問題。那種混亂地、天南地北、風馬牛地使用概念術語的人,不是弱智,就一定是學術領域中的江湖騙子。所以對於凡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使用的是什麼方法,更說不清自己研究的認識論基礎的人或讀物,讀者必須抱有極大的警惕!

五.後基督教社會世俗化教條思想與啟蒙及認識論問題

 

細心的讀者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到,在對於共產黨問題的認識中,在對於最近二百年歷史的認識中,有三個方面使得我始終感到認識論問題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

首先就是我自己親身生活經歷的極權主義共產黨文化,即我們常說的真理部文化。

其次是在八九年以前的一百年,起自波普一代知識分子的對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分析中,即哲學根源、極權主義理論的產生及發展以及政治化、世俗化基督教問題的提出。

第三是一九八九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世界出現的新的歷史問題及災難。

這三方面的經驗歷史讓我深深地感到,文藝復興後發生、發展的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它的核心或者說基礎問題、認識論問題,不僅沒有過時,反而由於時下的紛紜發展、撲朔迷離、依然受到嚴重威脅的世界形勢,讓人越發感到重要性。而認識到這一點,我認為其實並不難,只要看到時下這個世界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的性質,乃至結構來自何方,就很容易理解到為什麼啟蒙及認識論問題更為迫切。

 

1.從認識論問題看社會文化思想的規範及範疇問題:

理論是人想出來的一個描述問題的方法及參照系。好的理論能夠讓歷史現象及問題變得簡單明了,並且能夠讓人們從中得到一定的預見性。對此,筆者在所謂現代社會的來源,歐洲社會的背景上建立了一個發展變化的參照系。

基於托馬斯•庫恩對於科學革命的分析理論的認識論基礎,筆者認為,一個社會及國家的發生發展,如一種科學理論及科學共同體的形成一樣,是一種信仰,或者說形而上學前提演繹出來的範疇及結構。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形而上學前提,演繹發展出來的社會及其文化也不同。

為此,基於對政教分離概念及歷史的認識,筆者認為,現代我們正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的框架乃至思想方法,是按照歐洲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結構,即都是按照基督教文化前提遺留的範疇及結構形成的。然而,我們所稱為的“現代”,人們一般公認它應該是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後,在歐洲產生的新的普世價值,民主和人權的基礎上生成的新的社會。而這也就是說,現代世界應該有自己的範疇和結構,即它應該是在新的普世價值基礎上,新的形而上學前提下演繹出來的範疇和結構,而不能夠借用傳統基督教社會的範疇及結構,因為那是在基督教神學前提下演繹出的教會結構。基於此我們就能夠看到,十九世紀後的歐洲在政教分離後,基督教的確是退出去了,但是“政”卻留了下來。但是人們沒有想到,這個留下來的“政”,無論形式還是結構都還是原來基督教社會形成的舊物,為此這也就是中國人喜愛說的,“老瓶裝新酒”。十九世紀後的歐洲和西方,以及現代國際社會是典型的“老瓶裝新酒”。然而,實際上還不完全如此,因為侵佔這個老瓶空間的,即攻佔曾經充斥它的基督教宗教及教會的各種位置的,不僅是新酒,而且還有各種沿着舊有的特點,用世俗化、物質化方法釀製出來的各種醋,而這種混雜就造成了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和世界的動亂及各種災難。

回顧最近二百年來的歷史,現在我們可以說的是,十九世紀以來,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大的、跨地區的災難,都染有基督教社會所曾經有的特質,都是基督教社會曾經有的災難的世俗化的翻版。這個觀察讓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現代社會,不僅需要一個新的形而上學前提,而且需要尋求在這個前提下的新的範疇及新的結構。

為此,認識論問題——托馬斯•庫恩所使用的科學認識論,科學革命的理論讓我們一下子簡單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紀後,最近二百年來人們曾經試圖藉助東方、藉助古代希臘、藉助絕對理性、藉助非理性,甚至堅持啟蒙所苦苦思索並且感到茫然的問題所在,一下子豁然明朗。

 

2.再談後基督教社會中的啟蒙及認識論問題:

現在沒有人懷疑啟蒙及認識論問題的探究對於歐洲社會從基督教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中世紀歐洲發展到近代社會的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啟蒙在今天,當代社會中的作用,扮演的角色卻並不是一個很清楚的問題。最近一百年在西方,以及由於西方全方位的擴張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嚴重問題,乃至巨大的災難引起人們多方面的思索。一部分人認為它是啟蒙造成的負面結果,認為各種意識形態問題,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唯科學主義、各種非理性思潮是啟蒙的產物,甚至認為兩次世界大戰等都是啟蒙的極端化的惡果。它導致形形色色的對於啟蒙的質疑,如啟蒙的辯證法等。但是,以波普、阿隆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卻是明確地、毫不動搖地稱自己是啟蒙主義者,啟蒙的繼承人。波普並且堅決地拒絕所謂法蘭克福學派等的思想及語言方式。

反思最近一百年來的思想史,尤其是波普在這個思想史中的地位及作用,圍繞啟蒙問題它讓我們再次看到:

在政教分離發生後,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對於歐洲社會,乃至對於被西化泛濫席捲、西方佔據了支配地位的現在世界,如何看待以往的啟蒙及認識論問題探究的發展,以及它和當代所發生的問題的關係,以往的啟蒙及認識論問題在當代是否仍然具有以前的那種決定性的重要性,成為最近半個世紀思想界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在筆者看來,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因為如果認識到,這一百年來的世界進入的並不是現代社會,而是政教分離後的後基督教社會,那麼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啟蒙問題、認識論問題不僅仍然存在,而且為什麼它甚至比文藝復興後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2.1.啟蒙之所以發生,不是因為人們的信仰,即人們對於上帝的信仰,而是人由他發展出的教條帶來的問題。

一個社會的形而上學前提,或者說“信仰”作為前提,是一個假說,不是懷疑的對象。而人之為人,之有認識、思想及感情,就一定都會有不同的形而上學前提,不同的相信的內容。信的人就去相信它,不信的人就走開好了。啟蒙的發生,啟蒙主義者們對於認識論問題的探究,是因為這個信仰衍生的神學思想方式,教條內容,以及它所形成的教會組織禁錮、乃至迫害了人的存在及思想。

啟蒙及認識論問題的發生是為了突破基督教教會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社會、及神學教條對於人們思想及社會行為的禁錮。

 

2.2.為此,政教分離後,是否需要啟蒙就要看是否過去需要啟蒙的那種條件和環境還存在,即過去的神學式的思維方式,教條內容還存在;是否過去的那類禁錮人們思想及行為的政治和社會結構還存在?

在審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認為我提出的後基督教社會理論,或者說參考框架可以讓研究者非常簡單、明確地看到這一問題的答案。

回顧思想史及政治社會史我們可以看到,在十八世紀後,甚至可以說在文藝復興後,歐洲存在着三種潮流:

A.造成文藝復興的古希臘文化思想、啟蒙思想、自由主義思想的繼續;

B.在兩個方向的對於舊有的思想方式及文化方式的堅持,或者說對於古希臘思想、啟蒙思想的反彈,即或者是直接的對於神學經院教條思想的堅持,亦或是間接的用新的世俗的內容取代上帝和神的存在,建立取代它們的世俗宗教及教條,即意識形態;

C.在這兩者之外的尋求,如存在主義思潮等一些非理性主義傾向的帶有文學性、思辨性的衝動思潮。

 

2.3.在這三種思潮中,二十世紀歐洲及世界發生的災難及問題,即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極權主義帶來的問題,讓我們看到建立在二元論的思想方法基礎上西方思想,它是人類的探究問題的根本衝動之一。因為它是二元的,所以求知的古希臘哲人從一開始就在不斷地探究它的根本問題——認識論問題,即這種探究方法能夠得到什麼,它的界限在哪裡。這個衝動一直存在,但是由於基督教的一元論而在一段時間被推到後面。文藝復興後,經過英法的經驗主義、唯理論的探究,經過康德到達當代的維也納學派、波普等各種科學哲學思想流派,以及各個領域的自由主義者。所以首先從認識論的基礎上讓我們看到,只要是歐洲二元論思想文化,那麼二元之間的關係,即認識論問題、啟蒙的衝動及必要性問題,也就是說要弄清楚的質問就會永遠伴隨着它。這就是說A的存在是永遠的,只有當基本的文化思想,形而上學前提徹底地改變了,以及人們不再是天經地義地在二元論基礎上思索問題,它才會被弱化或者完全推舉到幕後。

其二,極權主義的發生、發展及崩潰的歷史事實讓我們看到,極權主義的發生是由於政教分離後世俗思想進入取代神學,成為意識形態。而世俗黨派及知識精英團體把這類意識形態當作自己的“聖經”,他們自稱代表真理,全面徹底地取代了上帝及教會的位置,從而建立了世俗的政教合一,即黨政一體的所謂現代極權專制。正是上述特點決定了共產黨專制和歷史上的一切其它專制不同,它獨一無二地具有的自己的專制文化——黨文化。

共產黨社會的這種徹底的世俗基督教社會的特點,它擁有自己的黨文化的特點,讓人們看到它其實就是一種世俗化的中世紀歐洲社會。為此這也就從另外一方面說明,啟蒙對於這個社會比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更為迫切,啟蒙對於現代世界——後基督教社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也就是說,在後基督教社會中,因為我們還生活在政教合一的歐洲社會——西方社會在政教分離後遺留下的教會社會的結構及文化。對於這樣一個老瓶中的陳酒,無論是傳統的教會神學思想還是世俗教派的教義,即“黨派思想”、“意識形態”,都不斷地需要我們在認識論問題上質疑、追問。

這就是說:只要意識形態存在,我們就永遠需要啟蒙!

 

3.對後基督教社會的認識再次證明認識論問題的重要性:

 

3.1.在對於上述歷史現象及問題的認識中,不僅在問題的提出及研究中可以讓人們看到認識論問題的重要性,而且對於如此明顯的問題人們卻為何遲遲看不到,即人們為何遲到今天還沒有接受這個本來是如一二三那麼簡單的後基督教社會問題,它顯示的也是認識論問題的重要性——觀察滲透着理論。

觀察滲透着理論是康德對於認識論的考察,或者說經驗主義者對於認識論問題的探究在二十世紀的進一步的展開。

發生於文藝復興後的對於認識論問題的探究,經驗主義的研究在上個世紀中期後,通過量子力學等新的物理認識的推進,如測不準原理,人們發現了觀察滲透着理論。說來這個理論很簡單,即對於一個生物學家來說,顯微鏡下顯示的是微觀世界的秩序,但是對於沒有這個理論認識框架的一般人來說,卻不過是一團混亂,不知道顯示的是什麼。同樣在最近二百年,在不同歷史時期,後基督教社會顯示的特點儘管如此明顯,卻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才被人們認識到,如“意識形態”問題,“極權主義社會的基督教文化”特徵,“政治化宗教”、“世俗宗教”問題。而福山、杭亭頓提出的問題及其後的流行,以及最近二十多年世界對於災難性問題的不同方向的關注及討論,不僅是後基督教社會基本上還沒有被人們普遍接受認識到,而且福山及杭亭頓的看法自身就是典型的基督教世俗化思想的產物。

我相信,不要說八九年以前的百年,單只是八九年以後的現象,任何稍微有點頭腦的讀者都會從我列舉描述的那六個主要現象中看到,沒有一個是新的問題,它們都是歷史的重複,是典型的後基督教社會的現象!

觀察滲透着理論告訴我們,長期以來,歐洲社會的自身固有的,傳播給現在世界的偏見,阻礙了人們對於現象的認識,對於問題的思索。

不只是共產黨真理部的霧霾,而且西方固有的歐洲中心論,文化優越論的思想,嚴重地阻礙了人們對於當代歷史及社會的認識。

 

3.2.再談意識形態、認識論及當代社會問題

A.康德的一句話可以說構成了啟蒙最根本的特徵。康德說,休謨的著作使他從“獨斷論的睡夢”中驚醒過來。Dogmatism,這個西文被翻譯成獨斷論、教條主義。它的意思是它具有不可爭辯,不容討論的正確性。它的詞根是Dogma的,描述的是基督教神學、經院哲學中教條、教義。

為此是否還需要啟蒙最典型的特徵就是,是否還存在這禁錮人們思維的獨斷論,即十九世紀後的世界人們是否還被獨斷論的“‘教’‘條’”所控制。點檢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發生發展,世界災難的原因,極權主義研究者發現,產生於十八世紀末期、十九世紀初期的意識形態在二十世紀的世紀性的災難中產生了根本性的作用。凡是極權主義國家,它的產生建立及鞏固都和意識形態問題緊密關聯。它產生於意識形態,然後在社會及團體中推行意識形態化,乃至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為此研究者發現意識形態是一種世俗神學教條思想體系,是基督教教條的替代物。在極權主義國家它可說是逐字逐句、逐點逐面地取代了過去基督教國家的基督教的地位。為此,可以說在政教分離後的今天的世界,甚至存在着更為迫切的啟蒙問題。在文藝復興時期,復興的古希臘哲學,啟蒙、認識論的探究面對的是基督教神學教條及社會政治結構,在今天人們面對的是取代神學的各類意識形態,哲學與各類“意識形態”的不同及對立是根本性的。

在這裡筆者要強調兩點,第一,近代那種建立體系化哲學,如黑格爾哲學,不是希臘哲學的產物。或者說,這類傾向更多的是基督教的教義化傾向,而不是哲學傾向。它可以說是經院思想對於康德哲學的反動及背離,即基督教文化思想對希臘哲學的傾向的污染。

第二,在黨文化中存在的所謂知識人,如果沒有康德那種從獨斷的昏睡中覺醒的過程,就不要談任何別的問題。

 

B.在我強調當代啟蒙的時候,強調意識形態是一種世俗基督教神學,一種替代獨斷論思想體系的時候,人們一定會問,它的認識論的前提,即形成它的基礎是什麼?為此,後基督教社會的啟蒙和認識論探究,不僅全盤繼承了文藝復興時期面臨的問題,而且還有着比文藝復興時期更多的問題——那就是一種文化及社會存在的信仰前提,形而上學前提。

文藝復興時面對的基督教社會信仰的是上帝。在這裡筆者要再次強調,對於信仰是不能夠證明及懷疑的,它只是一個信還是不信的問題。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認識論的探究面對的是這個信仰衍生出來的教條、教會,文化社會問題。然而,在當代,後基督教社會人們面對的不僅是以往所有的由對上帝的信仰“人所孽生出來的教條及文化”,而且還要更多地面對政教分離後,由人本主義產生的試圖取代上帝地位的各種性質的“人”的地位。為此,啟蒙及認識論問題的探究告訴我們,這個問題甚至比信仰上帝的問題還要複雜,我們必須探究:人是否能夠代替上帝,一切是否能以人為本,人為“中心”?一切是否能夠從人的存在出發?人本主義能夠絕對化嗎?人能夠“無所不至”嗎?

對於“人”是否能夠作為絕對的信仰以及談論一切問題的前提及基礎的審查,告訴我們,過去的教義及教條是和“上帝”聯繫在一起“人”的思想產物,當代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和“人”聯繫在一起,“人”的產物。它是絕對化的“人”導致的絕對化的思想、絕對化的觀念,它是一種絕對化了的人的教條和教義。絕對化的人帶來的問題比絕對化的神——上帝還要多得多,還要嚴重的多!

極權主義國家的歷史讓人們看到,絕對化的個人及黨派,帶來的是比中世紀前的宗教征伐、宗教迫害還要嚴重的災難。為此,絕對化的人本主義可說是一種廣義地取代基督教的世俗宗教。由此而產生的絕對化的人或者黨派的極權主義可以說是這個近代世俗化過程中的世俗宗教的一種。

在筆者看來當代社會的各種觀念化、人慾化的泛濫都可說是與極權主義平行存在的世俗宗教現象。為此,不僅共產黨社會迫切地需要啟蒙,而且在所謂民主社會中,不加束縛的人的膨脹現象,同樣是需要啟蒙,需要人們對自己的存在的探究、懷疑和約束。知道自己能夠知道什麼,不能夠知道什麼;能夠做什麼,不能夠、不應該做什麼;人的慾望泛濫的後果是什麼?如果不知道,不能夠解答,就不能夠隨便地讓人類社會的慾望及企圖如此放肆地膨脹泛濫!

 

C.當代,即後基督教社會需要啟蒙,不是我的發現及強調,而是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前輩自由主義學者就深切地認識到了。筆者亦步亦趨地追隨的當代科學哲學家波普不止一次地公開宣示,自己是啟蒙主義者,康德傳統的思想家,他繼承的是啟蒙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在這個基礎上,波普探究了認識論問題和極權主義問題的關係。這些問題包括,一元論問題(Monism)、整體論問題(Holism)、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和意識形態問題。他認為,在認識論問題上發生的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部分知識分子或建立或追隨共產黨建立了專制,為世界製造了災難,犯下了無法饒恕的罪行。坦率說,現在九十年已經過去,世界也發生了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崩潰,共產黨集團遭受到了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人民的無情拋棄。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世界,或者說西方社會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論的基礎上接受並且反省過去的歷史,而是竟然直接地導致了過去後基督教社會中孽生的其它傾向。一元論、整體論、歷史決定論更為嚴重地向世界宣布,西方的歷史發展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歷史終結於西方社會及制度的發展,基督教文化至上論,白人至上論,白人至上的美國至上論,以及不同地區、國家、宗教信仰、文化乃至種族的至上論,公開地反對多元主義,反對自由主義,公開地對抗啟蒙主義傳統。

 

D.對於在當代即對後基督教社會的研究中強調啟蒙和認識論問題的卡爾•波普來說,在他研究了上述問題後,最後歸結到對於開放和封閉問題的研究。他把當代發生的由所謂知識精英建立的極權主義社會的起因歸結到古希臘思想中個對於認識論問題中,人對於知識的認識中的柏拉圖理念論。他認為柏拉圖的理念論不僅導致了開放的希臘思想的封閉,並且導致在這個思想基礎上的封閉社會的思想藍圖及建立。為此波普在二次大戰時期完成了他的巨著《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

由於在冷戰時期的共產黨社會,完全是這個思想的具體實施,因為人們清楚地看到,在這樣的理念基礎上建立的國家及社會的封閉性。但是人們重視了它的現實的政治性、制度性,卻下意識地沒有更多地注意到它所帶來的哲學上的封閉性、文化的封閉性。為此,波普的這個開放的社會的研究,並沒有伴隨柏林牆的倒塌而促使人們更深入地研究它的認識論根源,即哲學及文化根源,從而能夠乘勝推進寬容開放的社會及文化思想的更為廣泛深入地擴展。

在筆者看來,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九一一事件,難民潮,西方右翼民粹主義以及川普在美國的興起,都顯示了文藝復興後進入後基督教社會的西方思想及文化所固有的封閉性。他們把十九世紀,政教分離後興起的意識形態問題、族群問題、國家和地區至上問題的封閉性、排他性、對抗性顯示得淋漓盡致。而這個互相排斥並且導致殘酷地互相爭鬥的現象讓我們看到它的根源就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波普所曾經看到的開放還是封閉的問題。它再次讓我們看到,在認識論基礎上探究當代政治及社會現象的開放及封閉性,文化的開放和封閉性,事實上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時一樣,是時下思想界、知識界最重要的任務。所以波普提出的開放和封閉問題,觸及到問題的關鍵,依然是打開後基督教社會的一把鑰匙。而這個開放及封閉的根源,究其根本就涉及到古希臘人的二元論。在二元思想基礎上產生的知識論、文化社會思想,它的極端化、教條化,就會導致具有強烈的排他的宗教出現,就會導致強烈的排他的思想、意識形態及文化的出現。為此現在可以說,在認識論基礎上,從《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深化到“開放的文化”及其敵人的認識論探究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要達到這點,克服基督教文化的教條化傾向,不斷的認識論的探究及追問是一個有效方法。要克服希臘哲學可能帶來的偏頗,啟蒙主義者及波普早就給我們準備好了藥方:

那就是關注認識論問題、方法論問題,繼承啟蒙思想;

在研究的時候,首先要懷疑自己,告訴人們,自己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只是一種推測,一種描述;

沒有人能夠稱自己代表真理!

 

. 結語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也就是小記我五十年對於共產黨問題、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究,以及對於學術問題的認識及看法的時候,細心的讀者都可以看到,認識論問題,也就是啟蒙帶來的思想方法及傾向,或者說的更深遠一些,啟蒙所復興的古希臘的“哲學”方法,Philosophy方法貫穿了我一生對於社會問題、歷史問題及思想問題的認識。細心的讀者同樣能夠看到,實際上認識論問題也貫穿在當代的一切學術問題中。即無論哪種思想流派,它都是在一定的認識論的基礎上產生及展開的。為此,在結束本文的時候,積我五十年讀書、思索、研究的體會我要向年輕的朋友再次強調:

當你讀書的時候,評價一本書、進入學術領域的時候,首要的是認識論問題、方法論問題;當你看一個作者的時候,同樣首先是要弄清楚這個人談這個問題的認識論基礎是什麼,用的是什麼方法。這樣你就能夠弄清楚他能夠談什麼,不能夠談什麼,他應該怎樣談才合乎他所賴以出發的認識論基礎所要求的方法。

筆者在此要強調,任何一種認識論及其思想方法都有着它的界限,任何一種概念思想都有着它自己的前提,他不可能肆無忌憚地談論任何問題。那種混亂地、天南地北、風馬牛地使用概念術語的人,不是弱智,就一定是學術領域中的江湖騙子。所以對於凡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使用的是什麼方法,更說不清自己研究的認識論基礎的人或讀物,讀者必須抱有極大的警惕!

其二,在考察極權主義及其理論的產生、發展的時候,波普認為極權主義國家思想及制度有其認識論的基礎,他為此探究了柏拉圖的理念論;而庫恩的科學史理論的認識論基礎告訴我們,國家是一個社會文化思想的形而上學前提展開的規範及範疇的結果。起自九十多年前的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歷史,則讓人們看到各種不同的認識論基礎對於極權主義概念的認識及研究方向、結果各不相同;一些文化社會學學者探究了基督教文化傳統衍生出來的一般國家結構及極權主義制度。所有這一切再次清楚地告訴我們,認識論的探究,不同的認識論基礎,在思想史、政治社會史,以及對當前發生的各類事件的認識中是基礎問題。為此,在結束本文的時候,筆者要告訴青年學人:

在你進入學術領域、做研究工作的時候,積我五十年在知識領域,人生領域探索的經驗——認識論問題、方法論問題是根本問題;

看不到這個問題的,不明白自己的認識論、方法論基礎,或者說在這個問題上發生錯誤的,不會是一個好的學者,一位好的知識分子。

 

2018.12.10 德國•埃森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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