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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 新加坡的福利住房能否跟上時代的變化

‌‌“當時很自由,可以漫步在廣闊的土地上。‌‌”侯順發(Chuck Hio Soon Huat,音譯)說。他坐在桌旁喝着咖啡:‌‌“我們自己做玩具,爬樹,在河裡走,打鳥,摘水果。‌‌”

侯順發和他的朋友兼前同事林振喜(Lam Chun See,音譯)一起回憶過去。他們聊天的美食廣場在設計上和新加坡眾多的熟食中心差不多,但更有人情味,開在現代的購物廣場里,彩色遮陽篷已經褪了色。

他們記憶中的新加坡,與這個以乾淨街道、時尚建築和高端商場聞名的當代城邦完全不同。

他們聊起在甘榜(kampong,又名kampung)長大的經歷,這種傳統村落里都是鋅頂木屋,大多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

如今,甘榜在新加坡幾乎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摩天大樓,也是全球最雄心勃勃,也是最成功的公共住房項目之一。是什麼推動了它,對歷代新加坡人而言項目怎麼樣?

‌‌“少說話,多做事‌‌”

1920年,英國人最先開始建造公共房屋。但新加坡傳統文化學會的韓明光(Han Ming Guang,音譯)說,真正的變化是在1959年人民行動黨上台之後。

‌‌“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希望將新加坡現代化,因此有必要重新開發一些重要地區,並將人們安置在遠離城市的地方,‌‌”他說。

1961年甘榜的一場大火導致數千人無家可歸,政府對骯髒擁擠的生活條件愈發擔憂,加速了公共房屋項目。

1960年,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成立,並在三年內興建了31,000多套組屋。在‌‌“少說話,多做事‌‌”這一雄心勃勃的口號之下,成千上萬的人從甘榜搬進了組屋,但民眾反響不一。

‌‌“有些人很高興,‌‌”韓明光說。‌‌“這些人過去的生活空間狹小,或是要跟別人合住,沒有電,也沒有現代化的衛生設施。搬進組屋對他們來說是天賜良機。‌‌”

但另一些人則不滿強制搬遷。‌‌“他們把我們趕了出去,‌‌”66歲的林振喜說。他把在甘榜的日子寫成了博客,名為《早上好,昨天》(Good Morning Yesterday)。‌‌“他們搶奪了我們的土地。‌‌”

林振喜指的是1965年新加坡獨立一年後生效的《土地徵用法》。這部法令是有爭議的,但時任總理李光耀(Lee Kuan Yew)認為勢在必行。它使政府能夠以低廉成本獲得土地用於住房項目,並將人們遷出擁擠的市中心。

‌‌“《土地徵用法》的基本理念是,我們應該為國家的利益做出犧牲,‌‌”林振喜說,‌‌“但如果我(政府)拿走你的土地,就意味着命令你做出犧牲,這不公平。‌‌”

侯順發當時的心情則不一樣。‌‌“我一點兒也不難過,也許那會兒太年輕了。我覺得搬到組屋更好,因為更加乾淨便捷。‌‌”

組屋最初只供出租,但在李光耀的推動下,居者有其屋很快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他認為這有助於國家穩定。

經過幾十年的密集建設,現在新加坡的23個城鎮共有100多萬套組屋。1960年,只有9%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房,如今接近80%,超過90%的組屋居民買下了房子。

有訂單才會建新房,售價均低於市場價格,但要等上至少3、4年才能入住,不過低收入家庭也可以獲得大量租房補貼。最新數據顯示,組屋數量佔新加坡住房總量的73%。

未來的路已被設定?

阿薩里(Safura Ashari)是一名房地產經紀人,八年前離婚後入行,專幫客戶尋找組屋。

她今年40歲,住在新加坡東部巴西立地區的組屋。道路兩邊是一座座整齊劃一的高樓大廈,還有熙熙攘攘的美食廣場、商店、診所、寵物醫院和雜貨店。儘管下着雨,外面仍然有很多居民,很有生活氣息。

阿薩里說這是一個緊密聯繫的社區。‌‌“我不鎖門,我想要認識鄰居們,‌‌”她說。‌‌“我那一層有印度人、中國人、菲律賓人,我是馬來人。我們所有節日都慶祝——開齋節、聖誕節、排燈節。‌‌”

種族的多樣性並非巧合,每一棟公共住房都必須嚴格按照配額分給不同種族的人。新加坡政府1989年開始實施種族融合政策,旨在維持組屋內種族混合,李光耀認為這樣可以防止社區‌‌“分裂和彼此疏遠‌‌”。

對於阿薩里這樣的房地產經紀人來說,可能會很麻煩。‌‌“我有一單交易的房子賣了兩年。馬來人的配額已經滿了,而且賣家是個中國人,所以只能賣給中國人。‌‌”

種族配額只是影響獲得組屋的因素之一。新建的組屋只提供給已婚人士,單身人士必須等到35歲才可以買,而且即使到了35歲,也只能買更貴的二手房,不能買新房。

新加坡婦女行動與研究協會的執行理事林女士(Corinna Lim)表示,離婚人士也面臨難題——將婚姻期間的住房出售後30個月內不能租住組屋,他們只能去更昂貴的公開市場找房子。她補充說,未婚母親也只有在年滿35歲後才可以購買組屋,因為她們不被視為‌‌“家庭核心‌‌”。

這麼做的理由是,住房政策寬鬆可能會鼓勵離婚和非傳統的家庭結構,但林女士說,沒有‌‌“實質性證據‌‌”表明,放寬政策會令離婚率上升。

‌‌“現實情況是,不管社會和政策環境如何,總有離了婚的父母和未婚母親需要穩定的住房,‌‌”她說。

斯蒂芬(Steph,化名)17歲就有了女兒,說她和其他家庭一樣需要一個像樣的家。‌‌“家庭有不同的形態和形式,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沒結婚並不會削弱我身為母親或者新加坡人的角色。‌‌”

現年43歲的楊先生(Raymond Yeo)在所要求的35歲時買了第一套房子,當時他還是單身。現在他已經結婚,想要換套更好的,他對這套體系愛恨參半。他欣賞原本的理念,但覺得一些購買標準需要重新審視。

‌‌“政府把它鋪設的道路指給你看,你不走就無路可走。如果你想擁有自己的房子,就會想着結婚,但願能買到,‌‌”他說。‌‌“我覺得年輕一代別無選擇,只能沿着為他們規劃的道路走下去。‌‌”

儘管阿薩里在生活中經歷過不少挫折,但卻不這麼看,她對組屋體系仍持樂觀態度。她表示:‌‌“不管我的客戶是什麼情況,都不會無家可歸,‌‌”她還說,都多人都會向建屋發展局提出訴求並找到解決辦法。

讓擁有住房成為現實主要得益於一些補貼措施,比如與父母住得近能得到補助,另外還有新加坡中央公積金,是一種儲蓄基金,每位工作的新加坡人都必須繳納。另外對組屋的出售和出租都有嚴格規定。

但阿薩里發現,客戶的態度多年來也有變化。‌‌“較為保守的人只是想有個棲身之所,但也有人想在好地段擁有一套好的組屋。他們說:'我打算在那裡住五年(法律規定至少自住五年),然後把它租出去,(在公開市場上)再買一處私人房產。'‌‌”

讓社區相聯

53歲的譚進夢(Tan Jin Meng,音譯)擁有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公共政策碩士學位,他對新加坡住房政策的審視更為全面。關於新加坡不平等問題的辯論日益激烈,他指出,提供公共住房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福利‌‌”。

但是他說,住房已經成了一種政治工具——是新加坡人和政府之間的一種社會契約,政府有義務繼續為人民提供住房。‌‌“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為政府現在是'負責任的',不能在不付出(政治)成本的情況下削減福利。‌‌”

他也對未來感到擔憂。他擔心一些人在住房上投入過多,導致退休儲蓄所剩無幾。他還認為,儘管組屋住宅區旨在鼓勵鄰里關係,但老年人正越來越孤獨。

阿薩里說她選擇住在巴西立地區是因為這裡有花園、健身區、籃球場、四個操場,還有尊巴舞和羽毛球等活動。這樣的設計特色鼓勵人們走到一起,但譚進夢認為,年輕一代的心態不同了,甘榜精神正在消亡。

‌‌“我們不是特別喜歡社交的民族,‌‌”他說。‌‌“我們傾向於自我封閉,所以政府非常關注民眾與外界的接觸情況,讓他們參與活動。‌‌”

譚進夢還認為,未來的幾代人比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高,孩子更少,可能對住房有不同要求。

所有組屋都有99年的租期,可能會讓大家不滿。一旦到期,政府可以將房屋收回。新加坡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第一批租約到期後會發生什麼是一個熱議話題。

人們常說,在新加坡,求婚時問的不是‌‌“你願意嫁給我嗎?‌‌”而是‌‌“想一起有套房嗎?‌‌”

29歲的胡女士(Angela Oh)在2012年和現在的丈夫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新組屋,今年才搬進來。政策允許戀人先登記上名字,但必須在新公寓建成前結婚。

她表示:‌‌“按訂單建造的組屋工期太長,真的會破壞求婚的快樂,‌‌”因為婚姻變得實際。如果你在等房期間分手,錢有損失,而且一年內不能再申請組屋。

胡女士在組屋長大,她說她和丈夫‌‌“樂意永遠把這間公寓當成自己的家‌‌”。但她也說,她這一代的想法與父輩不同。

‌‌“我們的父母可能認為,一套組屋就是人生的全部意義,‌‌”她說。‌‌“我們這代人考慮的不僅僅是有個棲身之所……世界公民的身份重新定義了我們對家,以及家在哪裡的看法。‌‌”

對於像林振喜和侯順發這樣的前甘榜居民來說,過去總是有吸引力的。

‌‌“大自然就在門階前,‌‌”林振喜說。‌‌“在這裡,門階是什麼?組屋裡就沒有門階!‌‌”他笑着說。‌‌“但錯不在組屋,這是城市化的問題。‌‌”

侯順發點了點頭。‌‌“這是進步的代價,‌‌”他說。‌‌“但我很高興能有所貢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BBC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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