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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知識分子的天職——贊鄭也夫文章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在網上發表文章《政改難產之困》指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引發如潮好評,反響相當熱烈。

不過也有人說,鄭也夫寫這樣的文章,還是走的進諫上書的老套路,是對牛彈琴,與虎謀皮,還是對共產黨抱幻想。

不對。鄭也夫這篇文章並不是專門寫給最高領導人的,而是公開發表在網上面向公眾,面向全社會的,怎麼能說是進諫上書呢?另外,鄭也夫分明寫到“共產黨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怎麼能說是對共產黨抱幻想呢?

鄭也夫在他的文章里講到如下一段往事:

“1948年1月,在中共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三個月後,費孝通在他反對暴力土改的文章《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中寫道:’‘歷史並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歷史的情境中總包含着一條合理的出路,歷史能不能合理髮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為。一個被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來,至於能不能化為歷史,那應當是政治家的事了。’”

70年過去了,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費孝通這篇文章。請問在當時,費孝通發表這樣的文章對不對呢?他該不該發表這樣的文章呢?如果你批評費孝通太天真、太幼稚,看不懂共產黨,那是不是說,如果一個人不天真、不幼稚,看懂了共產黨,他就不要發表這樣的文章呢?那是不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察言觀色,事先估計好你的話別人愛聽不愛聽,然後再決定自己發言不發言呢?如果是那樣,還配得上叫知識分子嗎?

知識分子之所以講話,當然希望別人聽,希望同道、希望民眾聽,希望掌權者聽,希望自己的主張得以付諸實行,但是他並不是算準了別人都要聽才講話的。而且很可能,他估計到有人不愛聽,甚至還可能討厭你的講話,還想編個名目整治你。但是他依然要講,因為他認為他講的話是對的,他認為講出他認為正確的話是他的責任。這和別人愛聽不愛聽沒有關係,該講的就是要講。知識分子的天職就在於,給未必總是合理髮展的歷史指出合理的方向。

鄭也夫通過發表這篇文章,給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榜樣。中國知識界有不少這樣的榜樣。正如鄭也夫所說:如果有更多的知識分子“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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