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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廣西大屠殺 軍隊直接出面指揮 強姦美女未遂割頭投籃

——《共產黨毀滅人類暴政錄》之中共竊政後殺人篇(9)

在中共策劃組織、煽動和指揮下,由廣西軍區布置的清查“反團”的屠殺任務,僅欽州地區七個縣市被迫害者達22,100餘人,致死10,420人。(網路圖片)

文革前,韋國清一直擔任廣西自治區主席和第一書記。文革開始,他便當上了廣西文革領導小組組長,1968年又當上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

1967年圍繞着“支韋”還是“反韋”問題,形成了兩派,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支韋,“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四二二”)反韋。韋國清自然成了整個廣西文革的焦點,兩派形成後,形成了兩大對立陣營。廣西“四二二”大多由一般群眾和出身不好的人組成的造反派,文革初期時曾紅極一時,被中央肯定,被稱為“響噹噹的造反派”。

當中共利用造反派打擊黨內某些勢力的目的達到後,就開始拋棄造反派,中共對“四二二”的日益疏遠和拋棄給了支韋派下手的機會。

廣西的大屠殺的源起便是人稱“廣西王”的韋國清在1968年出任廣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後,通過由其一手掌控的“聯指”以及各級武裝部隊開始對反對他的造反派大肆報復,動用軍隊和重炮、機槍進行鎮壓。

當時在廣西流傳甚廣的說法:“韋(國清)老爺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屠殺‘四二二’群眾”。

為找到名正言順的屠殺借口,1968年春,韋國清利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製造“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簡稱“反團”)冤案。

1968年5月17日,韋國清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報告,說在廣西“破獲了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區,利用“四二二”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繫”,在向上謊報軍情的同時,韋國清等人也下達了不惜代價製造假案的指示。

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還在破獲“反團”的公告中稱,要動員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徹底清除這個反革命組織。這個莫須有的“反團”案到1983年已徹底平反,證明是個荒謬透頂的冤假錯案,但當時給廣西人民帶來的災難,慘絕人寰。

軍隊直接出面指揮的全省大屠殺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佈“七•三布告”,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韋國清、廣西軍區以貫徹執行“七•三布告”為名,武裝並指使“聯指”把對立派“四二二”當作階級敵人,在全省範圍內武裝剿殺,亂抓、亂斗、亂殺之風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出動軍隊炮轟“四二二”;控制的南寧鬧市區長達23天;被武鬥和亂打亂抓而死的人不斷增多,造成駭人驚聞的大血案,甚至以泄洪為名,水淹南寧,將躲在地下人防工程里的數千名反對派及其家屬活活淹死。

“階級敵人”越抓越多怎麼辦?殺!由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明裡暗裡地指示、組織,由各地駐軍、武裝部、革委會具體施行,以“清理階級隊伍”和貫徹“七•三布告”,挖掘“反共救國團”,“對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等種種名義的殺戮,成批地大規模地屠殺不同觀點的群眾和無辜百姓近十萬人,並滅屍於江河。在廣西境內的邕江、柳江、灕江、桂江、鬱江、右江、左江、紅水河等大小河流漂浮無數受難者的屍體,順江而下,經梧州、肇慶、廣州,直達下游入海口的香港,連綿不斷,觸目驚心,廣西文革大屠殺的紅色恐怖,令港人震驚!以至於1984年“處遺”工作中,中共官方都對此概嘆道:“殺人之多,全國之冠;殺戮之慘,歷史罕見!”

其間,震驚世界的人吃人慘劇發生了。在武宣、賓陽等縣,屠殺者鼓動群眾把打死甚至尚且活着的“階級敵人”肢解,挖肝、割肉、摘生殖器後煮食。

在中共策劃組織、煽動和指揮下,由廣西軍區布置的清查“反團”的屠殺任務,僅欽州地區七個縣市被迫害者達22,100餘人,致死10,420人。

亂殺五類分子

廣西一些地方,出現了亂抓亂殺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子女的嚴重事件,成批地亂殺人,僅全州縣的一個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

某村大殺牛鬼蛇神,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放過。先殺其父母,後用繩索往孩子們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殺孩子斬草除根。

殺完人,再殺被害者的豬雞鴨鵝,賤價拍賣家產,買酒“慶功”,比起盜匪,有過而無不及!

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鑒別男女性別,殺男留女。桂北融安縣便有一條“寡婦街”,一條街的男人和男嬰均被屠戮殆盡,唯存女性。

對這些活下來的受害者妻女們,他們常常被幹部勒令“改嫁”,還要交付一大筆“改嫁費”。

中共還鼓勵年輕姑娘殺人,殺幾人稱幾姐

博白縣一個無賴趁亂欲強姦一地富女兒,女不從,便將此女殺死。又到公社革委會領導處要求表揚和入黨。領導說:光我們知道還不行,得讓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該無賴將被害者頭顱割下,到公社中學,趁放學之際在籃球場上以人頭作球,“投籃”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圍觀,最後如願:大會表揚,光榮入黨……。

桂林“八二○事件”

桂林“八二○事件”行動時,部隊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部,由吳華、景伯成、桂林市武裝部政委陳秉德三人組成。據這些當事人的反映,“八二○事件”是在北京預謀、經黃永勝批准、由部隊參與、依靠“聯指”、調動武裝民兵,對“四二二”等幹部群眾進行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血腥屠殺。

事件經過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出公告,以進一步落實《七·三布告》為名,號召“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更加猛烈地進攻”。當日凌晨5時,由支左部隊,武裝民兵、“工人糾察隊”、“聯指”成員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按事先劃分地區,手持名單,挨家挨戶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廣西師範學院,僅有二千多師生員工,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區所屬12個縣,在同一天行動,全地區抓了一萬多人。“八二○事件”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槍殺、打死、逼死幹部、群眾達一萬多人。在“八二○事件”後的一個月內,桂林市僅機關、工廠內部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機關抓了300多人,大部分被殺害。

臨桂縣打死848人,縣直駐桂林單位就有293人被殺害,僅有41名職工的縣醫院,殺死了16人。其中,縣法院院長劉錫臣是“八二○事件”時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鬥時被活活打死,其妻是縣醫院的醫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體槍殺。就連跑回河北獻縣老家躲避災難的17歲的兒子劉振剛,也被抓回打死,說“鏟草不除根,以後是禍害”。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萬人

1968年7月以後,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以“貫徹執行“七·三布告”為名,調動軍隊,共殺了近二十萬人!

殺人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而且多數是在革委會成立後有領導地進行的。其中,殺人最積極的是共產黨員。

但對於整個文革中廣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無數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語焉不詳。只有1998年出版的《廣西省志》透露了一點:“大約是八萬人”。

然而,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中,幾乎每一個縣市和地區的“大事件”的前言里都有非常具體的“非正常死亡人”。只要簡單相加,便不難得出大約是十五到十六萬的人死於非命。

該套檔案的第十八冊〈廣西文革大事記〉里還指出:僅在1968年7月中共的“七•三”布告發佈以後,廣西的軍隊、保守派的武裝民兵等便以“鎮壓階級敵人”為名,在“全區(省)共殺害和迫害致死八萬五千多人”。

在《炎黃春秋》2012年11期中,當年參加廣西清查的公安部幹部晏樂斌寫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數字:廣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萬人”,“另外,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由此可見,中共的內部檔案中的真相比公開出版物中的“歷史”要真實得多。當然,民間調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還要更高一些,有近二十萬之多。

全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8.97萬死亡人數中,兩派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餘7.9萬多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南寧地區14個縣,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個,光一個賓陽縣就死了3,883人。

這些資料表明,儘管廣西的兩派武鬥也很激烈,但是,因為全省直接死於武鬥中的不過三、四千人而已。其餘的十多萬人都是死於以韋國清為代表的“紅色政權”的迫害和直接殺戮。

滅絕人性的殺戮,喪盡倫常的折磨

“文革”中,廣西不僅殺人多,而且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令人髮指。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拖死、砸死、逼人上吊、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刀剮、炸藥炸、輪姦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數十種之多,無所不用其極。

政治迫害中的刑訊逼供的手段,也有“吊半邊豬(手指和腳趾一隻,繩扎、升空中半點吊)”,“點天燈(紙浸透煤油置頭上,點火燃燒)”,“煎干蝦(逼人到灰砂地,讓烈日蒸曬,不準戴帽,不準飲茶水)”,“滾水淋發(受害者被捆紮後,滾水淋發)”,“空中飛人(繩扎拇指升天空,用人前後左右推動,曰“飛人”)”和“血餌引螞蝗(受害者被打遍體鱗傷之後,推下山塘讓螞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種之多。

當局還對殺人兇手進行種種嘉獎,致使不少人以殺人邀功。如欽州城郊複員軍人梁衛東,為立“新功”,以安排工作,便殺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縣武裝部請功。又如合浦縣一大隊文革組長,怕人說自己立場不堅定,策劃殺人時把自己的親外甥也列入名單殺掉了。

“殺人者有功”這絕非一句空言,僅僅欽州地區殺人後入黨的就有1,153人,殺人後提乾的有458人,殺人後被招工的有637人(不含北海市)。殺人兇手們還有不少被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

在廣西文革的血雨腥風裡直接動手和參與殺人的主要是共產黨員!“非正常死亡”近二十萬人,全省有近五萬共產黨員是殺人兇手,其中二萬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殺人後被吸收入黨的。

以韋國清為代表的“紅色政權”對黑五類和反對派群眾的迫害和殺戮,還大大突破了作為人類的倫常底線,強迫兒子當著他們的面殺害父親。更發生過吃人肉——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黨員或幹部!發生過成百上千例黑五類和“四二二”派的妻女被強姦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中共的黨員幹部“殺父奸女”、“殺夫奸妻”、“先奸後吃”。

廣西文革中,共產黨員不僅是殺人兇手,還是吃人肉的先鋒。整個廣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靈山、天等、貴縣、橫縣、武鳴、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縣、欽州等近20個縣發生過慘無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蠻事件。機密檔案透露,文革中武宣縣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據查:參與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農民、國家幹部共有130人。其中共產黨員有91人(黨員幹部27人;黨員工人5人;黨員農民59人),非黨幹部18人,非黨工人21人。換句話說:70%的吃人者是中共黨員或幹部——武宣縣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這是官方統計,但據民間的統計,武宣縣有超過200多人被野蠻吃掉。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縣革委會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七·三”布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十二人,並將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縣、社領導幹部。

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召騰下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一人,並開腹取肝與兇手一起煮食。他還勉勵大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召騰又布置殺害四人,剖腹取肝,傳令每兩三個生產隊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專政”。

文革後期,廣西群眾曾強烈要求“吃過人的人不能再當幹部”!而韋國清、劉重桂之流則回答說:“為什麼不能繼續當幹部?——對吃過人的人也要作具體分析嘛”!

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罪惡——法西斯主義的種族清洗和共產主義的階級清洗。而文革中廣西的大屠殺及人吃人的史實,證明共產主義的階級清洗的血腥野蠻、殘忍,較之法西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人吃人慘劇早已超出階級仇恨的範疇,而是對基本人性的摧毀。

《廣西“文革”檔案資料》里的史實表明,在廣西各地區支左的軍隊幹部,從軍區司令員到各公社武裝部部長,絕大多數都策劃直接指揮過大規模的殺人事件,雙手都沾滿了人民的鮮血。

當時駐軍某6949部隊副師長師長王建勛兼任賓陽縣革委主任講:“當運動起來,積極分子開始開槍殺幾個問題不大,但我們要引導用拳頭、石頭、木棍打,這樣才教育群眾,教育意義較大。現在賓陽有四千多名‘四類分子’,你們對他們改造十幾年,我看一個沒有改造過來。群眾也花了不少精力監督他們,我們有那麼多精力去發展生產不好嗎?這些人交給群眾專政,用不到三天時間就幹完了,又不花一槍一彈。這次行動,時間三天,現在告訴你們一些底:這次運動要對敵人砸死的大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並親自布置,召來各公社民兵、武裝部幹部,在縣城盧墟的鬧市區開“殺人現場會”。一次數十人拖上來,頸掛地富反壞右黑牌,宣布“罪狀”:一陣毒打,不到十數分鐘,跪作一排的“階級敵人”全部斃命。“殺人現場會”後,布置民兵幹部回各公社照此辦理。而該副師長則坐鎮縣革委,每日催各公社電話報殺人數位。開始人們下不了手,於是將殺人數字較低的公社全縣通報批評:“階級鬥爭蓋子尚未揭開!”在他的電話、會議督戰下,在他親臨殺人現場指導檢查下,賓陽縣在短短二十天內,便屠殺3,883人!該首長亦深知如此亂殺下去後果嚴重,便一面聲稱要制止亂殺,一面卻開幹部會,公然號召抓緊時間,突擊殺人:“現在還可以,到時候就不能再殺了”云云;還親自規定:不準開槍,要用刺刀,用棍棒……。

灌陽縣人武部政委原紹文公開支持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幾天內就殺害了158人。

1968年2月中旬,靈山縣召開學習毛澤東著作會議,武裝部政委單英德主持開會、副部長鍾沛洪作報告,軍分區司令員魯俊德作總結都公開宣導殺人,“會議期間,靈城公社勒死三人陳屍示眾。與會人員紛紛去現場‘參觀’。至八月一日,全縣亂殺、逼死共達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殺絕的全縣共五百二十九戶”。

為了爭奪革委會的領導權,許多支左軍人還直接對地方幹部進行陷害和謀殺。

因殺人多而官運亨通

廣西是文革的“重災區”。當年兩派武鬥之慘厲、對黑五類“亂抓、亂斗、亂打、亂殺風”之血腥,位居全國前列。

賓陽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王建勛的直接策劃指揮該縣亂打亂抓亂殺3883人。後來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卻官升為廣州警備區副司令,並以此銜光榮離休,在廣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閑養老。

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和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是文革中全國二十九個省市中唯一從未下過台、也未靠邊站的省委第一把手。

這個“四二二”屠殺血案的主要製造者,僅僅是中共殺人政策的馬前卒,正是因為周恩來及“黨中央”對韋國清這個廣西大屠殺頭號劊子手的堅挺,才使韋無所顧忌地向反對他的幹部群眾祭起了血淋林的屠刀。因領會並執行中共屠殺中國人意圖,文革後他不僅沒有得到應得的處罰和下台,還官升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人大副委員長等職。

1988年7月韋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死時還極備哀榮。中共主流媒體曾發文稱讚韋國清稱為“壯族人民的好兒子”看來,屠殺中國人多的,在“黨”看來就是“好兒子”

而那些記載着血淋淋歷史的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則被蓋上了“機密”的戳印,在整黨運動使用過後就鎖進保險柜里,難見天日了。廣西大屠殺及人吃人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蓋着。

20世紀反人類暴行,如希特拉屠殺猶太人,史達林的大清洗,赤棉的屠殺和摧毀城市,米絡舍維奇的種族屠殺,都已得到相當清楚的報告,並受到道德的譴責或法律制裁,這主要是由於受難民族長期追討公道的結果。而中國文革暴行沒有在人權、人道層面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義之債遠未被觸及,文革中遇難的普通人的名字和蒙難經過,長期被忽略、掩蓋,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甚至基本事實都不能描述清楚,有可能被永遠忘掉。

如果罪行不受懲罰,正義得不到伸張,只有走向集體墮落,後來發生的六四屠殺,迫害法輪功,以及“911”恐怖襲擊卻在中國民眾中激發了幸災樂禍的非人道的反應,也就不足為奇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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