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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辛探索時代 父母家的抄家 抄了嗎代替吃了嗎

過去,文革前的過去,不犯到謀反這樣的大罪是不會抄家的。要是被抄了,隨後不是發配就是砍頭。在那紅火的八月以後老朋友見面後往往第一句話不是“你好嗎?”或“吃了嗎?”,而是“抄了嗎?”。那陣“抄了嗎”代替了“你好嗎”和“吃了嗎?”。那樣平靜,那樣順口,好像抄家和問候吃飯一樣平常。

我沒有被抄過。不配!住學生宿舍,除被褥書本,也就一個只有幾件換洗衣服的小箱子。我父母被抄過,不止一次。更確切一點說是不止一撥。我記得的頭一撥是在1966年的紅八月,還有一撥是在1968年三四月我分配離家前。在第二撥時連我剛由學校運回家準備運走的行李也順便了一次。至於後來的父母被掃地出門時是否又抄了一次就不清楚了。

抄家時我都不在家,沒有目擊。不是沒有預感,從六月四清回校就預料父親不會無事。不是沒有時間,在那風聲鶴唳和無人管束的時日,人不知鬼不覺蹬車用不了一小時就可到家。是不願,不忍,也不敢。要是回去看到正在抄家或爸媽戴高帽子遊街挨打自己又能怎麼?還是狠狠心,眼不見心不煩吧!我想那時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心聲。

記得回家時發現房間變大了,一套如今扔在街上也沒有人撿的老舊沙發沒啦。記得我父母的頭還在也沒有纏紗布,也還住在那裡——只抄家沒有動粗和發配。記得母親平靜地講外婆給她的一手絹包首飾和石頭給“拿”走了。還說收拾殘局時在暖氣下發現一枚漏網的白金結婚戒指,當即給居委會送去,結果不收。於是這戒指回到母親手指又過了三十多年。

何時抄的,我真不知道,誰來抄的也不知道。姐姐在家住,問她,她只記得抄過數目不詳的N次,有一次還是半夜從屋頂上下來的。天花板上也搜過,沒找到珍寶。抄走的東西有收條,但值錢的首飾寶石的收據是“首飾一包”。首飾用“一包”來計大概古今外無人敢這樣寫,但大無畏的紅衛兵這樣寫了。其實他們搜得真的不仔細。聽說拆遷時那屋頂下的樑上還真有蓋房時的鎮房之寶——那房子在鐵獅子衚衕人民大學對過,雕梁畫柱花磚地,很高大,不是尋常的家居四合院。

聽弟弟講第一次抄家是我們的表弟“阿弟”的功勞。

易太太名李士珍,過去是有錢人的外室。認識時她是獨身,在一個印刷廠的幼兒園當老師。有錢人留了一套三進四排的四合院。因平時她在幼兒園和在周末回來,她只在後院留下一面自住,其餘的出租。我阿姨是她的房客和她同住後院。我家剛到北京時經阿姨介紹也成了易太太的房客,在前院中院間的正房住了四年。阿姨開始住北屋,在1958年房子充公前易太太換回北屋。易太太和房客關係極好,院子的孩子管她叫易媽媽。

六十年代初阿姨被“下放”到姨夫那個城市,家中只剩兩個孩子。阿姨很放心,因為有從小把表弟們帶大的傭人德奶奶和房東易太太,還有在北京的姐姐。兩個表弟都是好學校的好學生,65年大表弟上了清華,阿弟在高三。眼看阿弟就要考大學,不想文革開始了。兩兄弟中老大忠厚老實,老二機靈。雖出身離紅五類差得很遠,阿弟憑他的機靈鬧起革命了。幹了什麼大事,我不知道,但見他有袖箍。

抄家前夕易太太大概聽到風聲,想着我爸是全國人民代表就把一包首飾送到我家讓我媽保管。技校到易太太那兒沒抄到東西後,阿弟大義滅親,把他的大姨媽給賣了。我家第一次被抄就是這技校乾的,我媽的一包首飾也一塊給抄了。根據母親說的“撿到戒指立即送到居委會”推測抄家時居委會的人也在場。戲劇的是居委會主任李蓮英文革前在我家幫買菜做飯和打掃衛生。

網上說第一撥抄家是1966年六月到十月,可能在北京真正大規模抄家是八一八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後。“據統計,僅1966年8月18日後的一個月內,北京市被抄家的達11.4萬多戶,被趕回原籍的有85198人”。我家是被抄的那十一萬分之一,但我父母不在那被趕的八萬多之中。

按理在第一次抄家高潮之初不至於抄到我家,因為最早遭殃的是有“案底”的地富反壞右,我爸頭頂有全國人大代表的光環罩着。另外和我家同住一個封閉小院的是正宗革命幹部。更重要的是院里有正宗的老紅衛兵。在天安門上挽着副統帥照相的廣播學院紅衛兵朱武成和魏金生響噹噹的戰友白家三毛是我們小院的。三毛從來沒和我家劃清界限,他的爸媽還勸我父母千萬挺住不要“想不開”。但我家被這技校抄了,可能三毛那時忙着抄別人的家忘了自家大院了。要是他們在家我想他們肯定會大喝一聲“我們院的事輪不到你們”就把這幫技校的轟出去了。

知道家被抄了回學校是不能不說的。要對人說,不說是隱瞞。本來研究生就是沒人管,那時又亂了套。對誰說?只好對幾個同學好似隨便的一聲“我家給抄了”。只有同情的眼光,沒有“要劃清界線”的說教。真沒想到過去要殺頭流放的抄家這樣的大事就隨着一聲“我家給抄了”就過去了。

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後面的抄家是必然,但第一次抄家是被牽連。易媽媽是房產主和以前有錢人的小老婆,這是“罪”。但易媽媽住西板橋我家在張自忠路,離着好幾站呢!沒有內奸再能幹的偵探也不能由易媽媽家找到只是前房客的我家。以後我父親很不喜歡阿弟和阿弟見到我們臉上表情也總不很自然。至於他是否對我父母講過一聲“對不起”我就不知道了。問了弟弟,他也不知道,但知道“爸根本不理阿弟。”。至於技校來抄家時阿弟是不是在傍邊,姐姐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在”。也是,再堅定的革命者,除非像薄熙來那樣的,要是真遇到親人遭難時也很難有直視的勇氣。

離開北京時我的行李要帶走,但被封了。父母單位的造反派好說話,“拿走”。幾個星期後因單位拒收而回校聯繫時我家已被掃出去一角——我和弟弟的房間沒有了。父母單位1965年分來的大學生巴浩結婚住進來了。結婚要房子是正常的事,但解放快二十年為什麼政府單位不解決,要我家給騰房子?我家也不是有多大的房子,連廚房儲藏室也不過是號稱五間的每間不足十平方的房子。半年多後春節探親和弟弟一塊回到北京,這時父母已完全掃地出門,轟到兩小間黑屋子,沒抄完的傢具只好放在擋不了風雨的過道里。

五十年過去了,沒有人為文革的災難承擔責任,只是一聲“艱辛探索”。抄家時阿弟大義滅親錯了嗎?真不好講。那時他只是十八歲的少年,聽從偉大領袖的號召幹革命有錯嗎?只能說阿弟參加了“艱辛探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華夏快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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